长安坐落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渭河平原一带。在两千年前，这块地方是中国有名的粮食生产基地。再加上四面环山的地形，古人依山建关，可以算作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易守难攻之地。除了这些自然优势之外，长安同时汇聚了州郡豪杰，天下之物产，具有人文和经济的双重优势。有了充足的粮食生产和地形的保障，再加上人才的优势，长安就成了都城的优秀选址。于是，在整个中国的古代，便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
长安在西汉以后，先后有前秦、后秦、前赵、西魏、北周建都。洛阳在西晋以后，北魏后期曾为都城，至隋以长安为京师，而以洛阳为东都。大唐建国，定都长安，高宗显庆二年也以洛阳为东都。唐代的长安，其帝都气魄被发展到了极致。
唐代的长安城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来的。为体现李唐王朝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愿望，长安城在整体规划上，包括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法天象地”、帝王为尊、百僚拱侍的思想观念。唐代长安城的面积达到八十四平方公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口，以及迁徙江南贵族进入京师的宏伟计划。
随着唐帝国的国力日盛，长安城的气魄越来越大。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先后在长安修建了规模更加宏伟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龙首原上大明宫的建立，使李唐王朝统治者更加占有高亢而优越的地理位置居高临下俯视天下。龙首原顾名思义，是外形类似龙头形状的平原。据说，在龙首原这里有条“龙脉”，这条“龙脉”从秦岭向北一直延伸到渭河，龙首原就是龙脉的龙头所在，龙头的地方就是聚天地灵气之地。当然除了所谓“风水”之说外，由于龙首原所处地理位置比较高，在此地修建宫殿可以免除水患，同时由于其周围有八条渭河的支流所环绕，因此可以很好地解决城内用水问题。
站在龙首原上，俯瞰全城，显现出一代帝国一统天下的气度与风范。
唐朝时期的长安城，人口共有一百多万，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可是，这一百多万人在长安城里生活一点都不拥挤。唐朝时实行“坊”（居民区）和“市”（商业区）相隔离的分设制度。不论是坊还是市，四面都建围墙，设大门。长安城中东西、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百零八坊排列的象征寓意：一百零八坊恰好对应寓意一百零八位神灵的一百零八颗星宿。其中以朱雀大街为界，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隶属万年县，有五十三坊，西部属于长安县，有一市五十五坊。每坊分十六个小区，由“坊正”统一管理。坊市大门都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开启或者关闭。“五更三筹，击鼓开坊门，听人行；昼漏尽，击鼓四百或六百槌，闭坊门，禁人行”。“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禁”。“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市”。平时实行严格的宵禁政策，仅元宵节三天，坊门可彻夜敞开。因此，平时入夜后的长安城是“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而节日里却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
到了唐中期，这种严格的宵禁制度被打破，长安城里出现了“鬼市”，也就是夜市。唐朝时期各大都市的商业都不及帝都长安发达。夜市是商业发展的产物，根据《长安志》记载，入夜后的长安城“尽夜喧呼，灯火不绝”。繁华的长安城为商人们提供了赚钱的好机会。在贸易市场中间还开设了大量具有异域风情的酒肆和茶楼。每当夜晚来临，三教九流云集此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少年行》里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但见“五陵少年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酒肆中“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李白的《前有一樽酒行》）。
长安的大气，长安的秀美，令世人对它流连忘返。描写长安，赞美长安的佳作比比皆是。唐懿宗时，李庾写了篇《西都赋》，盛赞长安成为帝都的各种条件以及繁华景象。从时间背景上来说，李庾作此赋，不在大唐鼎盛、国势兴隆之时，而是在唐朝奢侈腐朽，各种社会矛盾逐步激化之时。他的用意是为了通过对帝都的描写，总结经验。李庾之赋以长安的兴废为主线，纵观两千年的历史，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哲理。赋中，对周、汉以来建都两地之国有道而兴、无道而亡的情况均加议论，吊古凭今，感慨万端，纵论周、秦、汉、隋亡国之教训，认为应“鉴秦败，知恃刑不如恃德也”；“鉴隋怠，知猎兽不如猎览也”；“鉴周勤，知祖基作艰，传万年也”；“鉴汉误，知去淫即正，获天祚也”。
一个王朝开始反思的时候，也就是它行将灭亡的时候。唐王朝统治者未能避免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那样的结局。在唐朝后期的都城长安之中，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地方藩镇与朝廷宦官、大臣相勾结，相互倾轧，形成不同政治派别。政局的动荡混乱，加速了唐的衰落。借用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里的两句诗来形容当时的长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里的“浮云”暗喻奸佞小人，“日”指皇帝。意思就是说都城里的皇帝已经被奸佞小人所包围，朝政已经腐败不堪。873年，唐懿宗死，僖宗即位，时局更加黑暗，朝廷财政亏空巨大。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反而加重赋役，逼得农民无法生活。
愤怒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874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聚众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文告，号召推翻唐朝。第二年夏天，黄巢在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北）率众响应王仙芝，唐朝统治岌岌可危。全国各地，赈灾放粮、镇压暴动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进长安。但国库已经被掏空，哪里还有钱赈灾派兵？
天灾人祸像幽灵一样缠绕着这个曾经辉煌的都城。
僖宗皇帝坐长安
讲到末期的唐朝，不能不说说唐僖宗李儇。李儇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位仅仅十二岁就即位的皇帝，他也是晚唐时期倒数第三位皇帝。在他秉政期间，发生了让唐皇室彻底走向衰落的黄巢之乱。在他死后，大唐气数已日薄西山，用了短短二十年时间就轰然倒塌。因此，唐僖宗时期是唐朝历史上关键时期之一。
李儇是唐懿宗第五子，生于咸通三年（873年）。他的父亲唐懿宗，在位时奢侈豪靡，荒淫无道，做了十四年皇帝就撒手人寰。在他临去世前，左中尉刘行深、右中尉韩文约，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了皇帝的四个年龄稍大的皇子，将时年十二岁的唐僖宗立为皇帝。二人也被奉为国公，“居中执政”。
僖宗初即位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小孩童，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皇帝来说，我们不能苛求他能够多么英明。这个帝王家的十二岁孩童其实跟寻常人家中父母膝前嬉戏耍闹的同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不能英明，但聪明一点还是可以的，即使不能聪明，好学一点也勉强说得过去。而我们这个僖宗皇帝偏偏哪样儿都不行，唯一喜欢的就是玩儿。他喜欢玩狗玩马，并且擅长斗鸡，特别是打球技艺超群，自以为是球场上的状元，“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他甚至让人以打球来赌西川节度。他还与亲王斗鹅，一只鹅赌资高达五十万钱。这样的做法真是昏庸至极。
不过李儇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可取之处的。他善于射箭、骑马和舞剑，还爱好数学计算、音乐。然而这些并不是一个皇帝必须的才干，充其量只能叫做“业余爱好”，基本上也在“不务正业”的范畴之内。在某些时候，这些爱好甚至可能是一个皇帝成为昏君的直接原因。不幸的是，我们的僖宗就是这样的皇帝。或许正是由于他的喜欢玩乐，才在去世后给加上了一个“僖宗”
的庙号。《说文》上说，僖，乐也；《周书谥法》上说，有过为“僖”。作为一个皇帝来说，只知道喜欢玩乐，的确是一种很大的过错。有人说李儇是“玩物丧志”，其实他根本就是无志可丧。说他“不务正业”一点都不为过。
这个李儇不仅不务正业而且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京城地区发生蝗灾，地方官报告说：“这些蝗虫不吃皇家庄稼，都吓得抱着荆棘自尽了。”而僖宗皇帝对这些谎言却深信不疑。这样的皇帝哪里还懂得什么治国平天下？他只能任人摆布，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或许正是因为他“不务正业”与“不学无术”，刘行深、韩文约才会选择立他为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太好哄了。
天天能哄着皇帝玩的只有宦官了，唐朝也是一个重用宦官的王朝。在唐朝，宦官的权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皇室的衰弱，竟然到了连皇帝的废立都操持在宦官手中的地步。以至于杀皇子、杀皇帝，都是家常便饭。这不要说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就算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皇帝根本不想去除宦官专权，因为皇帝与宦官的关系甚至达到了依赖的程度。僖宗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僖宗时期得宠的太监是田令孜。田令孜这个人，曾经是李儇同卧同起的奴仆，以前读过一些书，肚子里有些墨水，并且很有心计。这样的人自然颇得僖宗信任，甚至在即位之后，直称田令孜为“阿父”。估计皇帝这样称呼太监大概是历史上的头一次吧。
田令孜自僖宗登上皇帝后，就一路平步青云，先后被任命为知枢密使，掌握禁军的神策军中尉。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了另外一个执掌大权的宦官，跟其“前辈”们一样，权威凌驾于皇帝之上。而我们的僖宗此时才十四岁，加上他喜欢玩乐，最后干脆把军国政事一概交给田令孜处理。太监秉政，朝政畸形。田令孜收纳贿赂，卖官鬻爵，任命官吏，而且官员的品级衣着等一切都由田令孜决定，根本不请示僖宗。朝廷的各级官吏在他带领之下，贪污贿赂成风，很多人用钱买官，“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
而僖宗只顾与宫女、太监嬉戏打赌。有人只要能讨得僖宗的欢心，赏赐动辄以万计。这当然刺激了内宫的“服务水平”的提高，“一切以皇帝为中心，一切以皇帝的玩乐为中心”的口号深入人心。大家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找来好玩的东西进献皇帝，如果“中标”，奖金丰厚，弄得好的也许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皇帝这样的赏赐方法使得本来已经不多的内府库达到枯竭的境地。
没钱怎么赌啊？没钱怎么赏啊？我皇帝的气派何在？总得想个办法敛财啊！
这时，“太上皇”田令孜又给僖宗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真是其馊无比！
他让僖宗下令没收都城长安东西两市商贾的财产，全部收归国库，有谁敢不服，立刻逮捕，交付京兆府乱棍打死。这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啊！劫匪居然是大唐皇帝！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其实，说是收归国库，大部分的财产还是进了田令孜的腰包，充入国库的只是一小部分。那些商贾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卷铺盖卷走人，长安热闹繁华的商业店铺也变得门可罗雀。而这一切，僖宗根本毫不知情，包括宰相在内的满朝文武对此事谁也不敢上言劝谏。
然而，田令孜并不能无所顾忌，在宫中还有一个宦官可与之抗衡，那就是杨复恭。杨复恭这个人来头不小，他的祖先在神策军充当高级将领近百年之久。他是枢密使杨玄翼的养子。借助这层关系，他担任过地方的监军使。由于有军功，加上朝中有人，杨复恭被调回到京师任宣徽使，后接替义父杨玄翼为枢密使。可见杨复恭的发迹与田令孜不同，人家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田令孜则是靠着唐僖宗这个“绩优股”一夜暴富，因此杨复恭极其看不起暴发户田令孜。虽然同是宦官，但也有派别之分，田令孜站在皇帝一边，而杨复恭站在朝廷一边。
田令孜的跋扈，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在他眼里，只有这个皇帝是有价值的，其次就是权力与金钱，至于杨复恭一干人等不过是帮乌合之众。这个天下毕竟是李家的，是皇帝说了算的，现在的朝廷不过是摆设而已，忠于朝廷就是背叛皇帝，就是大逆不道。因此杨田二人的权力之争也是这座长安城中的一幕小闹剧。事实证明，杨复恭站错了队。田令孜手中有一张“龙牌”，这张牌可以大小通杀，他可以用皇帝当幌子达到任何目的，包括把杨复恭降职，一捋到底，让他暂时退休。当然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对杨复恭的仁慈了。远离这个政治争斗的中心也是个自我保全的办法。
长安城里就像个戏台，每天唱主角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朝臣，而是一帮阴阳怪气的阉人。宦官们不知疲倦地争权夺利，就连皇帝也一点都没有励精图治实现中兴的意思。由于朝廷的衰弱，皇权的沦丧，大唐中兴的喉咙已经被扼住了，而且是被死死地扼住。无情的现实是：宦官跟朝臣彼此倾轧，徒让民乱频起，藩镇坐大，最终葬送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
就在僖宗刚登基时的乾符元年（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向僖宗呈上一个发人深省的奏疏，内容主要叙述了日益加剧的危急状况：
“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斋；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
这个奏疏无疑给僖宗迎面泼了一瓢冷水：自然灾害致使麦子收成减半，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饥民大批饿死，野果和树叶都被抢来充饥。而官府税负却没有减少，逼得老百姓把自己房子的房梁拆下来卖了，把自己的子女也卖了，为的就是交税。老百姓已经到了拆屋卖子的地步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卢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再加赈济。僖宗看罢也是一头冷汗，于是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开仓赈济百姓，但国家此时已经是个空壳了，国家根本没有这个实力，而各个地方官也没有余粮可派，粮食都被节度使们拿去做军粮了，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变成了一纸空文。一个王朝到了皇帝的圣旨都没办法传达实施的时候，离灭亡也已经不远了。
广大农民已经极其穷困，无法生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得不铤而走险，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而各个州县由于兵少将寡，常年没有训练，人不习战，一与盗遇，官军多败。
僖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乾符二年（875年）五月，王仙芝率众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