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皇帝的德行，习惯上都要关注一下皇帝的私生活。惠宗的私生活可以说是糜烂不堪，他信奉西僧教给他的所谓的“演揲儿法”，就是俗称的“大喜乐”。这“大喜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佛学，只是跟道学挨了点边。说穿了，就是男女之间相互“吐纳”、“采战”来进行修身养性的所谓“修炼”。其实就是一种活春宫。元顺帝在这些西蕃僧人的指导下，天天在后宫与宫女们操练秘法，又广取民间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女子，恣肆淫戏，称为“采补抽添”。只要当时民间风传皇帝要选童男童女入宫，不管真假，民间的已婚人士的数量就会激增。特别是住在天子脚下的大都百姓，如果家里有“符合条件”
的孩子，根本不敢带着上街，如果被发现孩子没有应征入宫的话，那麻烦可大了，不仅孩子被抢走，就连这孩子的家人都要被押入监狱。老百姓一看，皇帝这不是要断我们百姓的血脉么？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早早就让孩子结婚，结了婚就不是处子之身了，这样的人皇帝也就不要了，因此在当时“早婚”成为一种潮流。
但是惠宗等人根本不管这些，大都没有就在全国范围内找，反正不愁找不到。惠宗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于是他开始让太子学习“大喜乐”，“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
纵观中国历史，昏君、暴君比比皆是，但这些人都是自身荒淫，对储君的教育都是马虎不得的。还没有听说老爸教儿子一起“学坏”的。这一点，元惠宗可算是开先河了。有记载当时是“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
皇宫里的这些丑事都传到了民间，就连大都街上的市井无赖都不愿意听这些，可想而知，惠宗父子已经让人恶心到什么程度了。
除了玩“大喜乐”以外，惠宗又是个天才木工。凡是他左右喜欢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惠宗都是亲自动手，设计出屋宅的图纸建造模型。这些模型都是按比例缩小的真材实料的东西，其中还用黄金珠宝点缀。惠宗“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为此，大都人戏称惠宗为“鲁班天子”。
皇帝躲在皇城里面玩得不亦乐乎，但是皇城外面的大都城、大都城外面的大元朝是个什么样子呢？元朝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为高贵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因他们多数信奉回教，因此也称之为回回，又因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颇得元统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是金朝时所属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属的汉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最受歧视，因为在蒙古人的眼中，汉人天生就是为了给自己纳贡交赋，除此之外，别无他用。而且法律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汉人杀蒙古人者偿命，杀色目人者罚黄金。而蒙古人、色目人要是杀死了汉人，则只需交出一笔罚金就能开释。
此外，元朝为了便于统治，层层设立机构，他们将二十家编为一“甲”，这二十家要有一个“甲主”，而且必须是蒙古人。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衣食之源，甚至女子财产都是“甲主”的。元朝规定在“甲主”控制下的汉人不能打猎、不能私藏兵器、不能集会、不能学习武术，甚至夜间走路都被禁止。这样严苛的制度充分暴露了元朝制度的原始落后的一面。另外，元朝把全国百姓、各行各业分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在他们眼中，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除了这些，蒙古贵族还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到了惠宗的时候，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二十倍。而且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民不聊生，出现了“饿死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社会上流传着“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歌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想要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简直是白日做梦，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暗暗串通穷苦百姓，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佛下生”，吸引教众。至正十年（1350年）元朝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朝廷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再加上当时黄河水灾频繁，元惠宗下令整治水患，因此加重了徭役。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元朝政府强征农民十五万人挖黄河河道，派遣二万军队监工。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发动河工，刘福通派了几百名教徒在工地活动，并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歌谣，而且暗中凿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人埋在工地。河工挖出后，更是对刘福通等人的话深信不疑，他们拿起工具，杀死军兵，终于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
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一首《醉太平小令》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冤。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所谓的“红巾”就是指刘福通率领的农民军，因用红巾包头，所以叫“红巾军”。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心。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寿辉部、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的芝麻李部、南阳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今安徽风阳东）的郭子兴部等。
在红巾军的扫荡下，元朝危在旦夕。此时在南方，又崛起一支新的力量，那就是凤阳小子朱重八，就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自1352年参加郭子兴所部后，在军中的地位一路攀升，最后取得了领导权。经过多年经营，朱元璋发展迅速，占据安徽、浙江许多地方。红巾军已“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达到了极盛时期。
坐在大都里的惠宗皇帝闻讯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就在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大举北上之时，大都里面再次发生了内讧。至正十九年（1359年），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见政局动荡，惠宗皇帝又听任朝臣倾轧，而且根本不思进取，红巾军都快打到家门口了，这些人还在这里饮酒作乐。于是他就打算联合丞相太平逼惠宗禅位，但是遭到太平的拒绝，皇太子又中伤太平，逼其辞去相位。在皇太子的逼迫下，惠宗被迫罢免太平。但由于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皇太子夺位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不久，元朝内部的斗争更甚，各皇子之间以及惠宗与朝臣、皇子的战争不断。元惠宗无法有效地控制政局，而在外的各行省将领有时也各行其是，不听中央统一指挥。
正当元朝乱得一锅粥时，元廷向北方诸王下诏，让他们起兵南来帮助朝廷镇压农民军。但是镇守北藩的蒙古宗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趁机作乱，阳翟王“知国事已不可为，乃乘间拥众数万”，联系几个宗王一起造反，突然带兵杀向大都。他派使臣到大都呵斥惠宗：“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
元朝内部的混乱已经给朱元璋提供了巩固地位的机会，他所控制的地区在不断扩大。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刘福通遇难。朱元璋趁机将韩林儿软禁在滁州，韩宋政权也随韩林儿沉入江底而宣告灭亡。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底，朱元璋正式开始北伐。北伐的矛头直指元大都。进攻的策略主要采用大迂回战术，因为根据朱元璋的看法，“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于是朱元璋先让大将军徐达率领明军攻取山东，目的是“撤其屏蔽”，再攻打河南，为的是“断其羽翼”，然后再打下潼关，以“据其户枢”。
按照这样的策略，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今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
徐达按照上述策略进军一路凯歌，于同年直逼元朝心脏——大都。徐达在大都齐化门（今朝阳门，当时运粮车基本是从这个门穿行）外扎下大营。消息传到城内，着实引起一片骚动。此时的元惠宗已经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心就是想离开大都北逃。臣下有人力劝惠宗皇帝要坚守大都，并说：“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但是惠宗根本听不进去。据《庚申外史》载，惠宗皇帝说夜观天象，大元朝的气数已尽，应当让位于朱元璋。于是惠宗皇帝一行人“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惠宗皇帝逃跑后，“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皇帝尚且如此，城中的官绅百姓们就更是惶恐不安了。他们没有人知道明军入城后会怎样对待他们，各种谣言满天飞，大都城内人心惶惶。但是，这种心情没有持续多久。
徐达举起了手中的令旗，示意攻城。士兵们填壕登城，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就攻破大都城，明军如潮水般涌入城中，“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元朝留守在大都的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中书左丞相庆童等人拒不投降，皆被斩杀。首恶已除，蟊贼不纠，“其余不戮一人”，失去了战斗能力的大都守军早就望风归降了。徐达率军进入皇宫，“封府库，籍图书宝物”。然后命令手下人张胜带兵一千人把守住大都皇宫。并派宦官保护宫女、后妃、公主，命令禁止手下军兵有“不轨行为”，“使宦者护视诸宫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大都的百姓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高兴。徐达下令出榜安民，告诉大都百姓各安其位，茶馆酒楼照常营业，货物贸易按部就班。大都各界人士看到明军与民秋毫不犯，都放下心来。大都人依旧按照原来的节奏生活着，所不同的是这座城市不叫大都，改叫“北平”了。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元璋南征北讨，终于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持续了几十年的乱世风雨终归云开雾散，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元大都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得到的是几十年的太平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