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人物与作者的关系，是小说伦理关系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伦理关系，而如何处理这一关系，也是小说伦理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尽管叙事人称和叙事视点是二十世纪小说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小说艺术来讲，最难的技巧，其实并不是如何选择“叙事视点”或者“讲述者”，而是如何协调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控制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各种距离，如何最终创造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研究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方面，有三种影响很大的模式：一种是像布斯那样肯定小说的修辞性质，肯定作者在小说伦理关系建构中的主导权，认为作者有责任通过对修辞技巧的巧妙使用，来控制对人物话语和行动的描写，来控制读者的认同意识和道德反应；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即施坦纳、别尔嘉耶夫、赖因哈德?劳特、舍斯托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学者和批评家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上所选择的模式——他们把作者与人物看做血脉相连、精神相通的共同体，通过对文本、技巧和人物的分析，根据“生活中伦理与事件的因素”，来研究作者的美学观、人性观和伦理观，在他们看来，人物就是作者的人格镜像，就是作者的思想承载者和折射体；一种是巴赫金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展开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对话理论”研究。如果说前两种着眼于作者与人物的同一性，因而是关联性的研究方式，那么，后一种则着眼于作者与人物的差异性，因而属于分离性的研究模式。
巴赫金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伦理关系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辨证化到片面化的过程。在早期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巴赫金就开始研究如何建构作者与人物关系的问题。虽然，巴赫金这一时期的作者与人物关系研究，具有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性质，更多的是一种思辨性的阐释，而不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性的读解，但是，他对作者在小说中所占据的地位，对作者“组织”自己与人物关系所发挥的作用，还是给予了充分的强调。
但是，到了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时候，巴赫金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教条化和绝对化，表现出明显的“去作者化”倾向。在这部影响甚巨的著作中，巴赫金更加系统、深入地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人物不再是“客体性人物”，“也不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而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在他看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种种内容要真正地客观化”，要“剪断”主人公与他的作者的“脐带”，否则，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一部作品”。巴赫金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家与人物至少有两种“脐带”：一种是外在的话语形式的脐带，一种是内在的气质性和伦理性的脐带；前者是艺术和审美层面的，后者是精神和伦理层面上的；前者像面孔一样是属于人物自己的，但是，就后者来看，作者一定会在描写人物的话语的时候，通过多种多样化的方式，将自己的包含着情感态度、价值立场和伦理精神的脐带，紧紧地联系在人物身上。
巴赫金常常是通过与托尔斯泰比较的方式，具体地说，通过贬低、否定托尔斯泰的方式，来肯定、赞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诚然，托尔斯泰在处理自己与人物的伦理关系的时候，的确喜欢采用一种作者主导下的“独白型”的修辞策略，但它绝不是那种僵硬而粗糙的“独白型”，而是具有艺术上的典范性和伦理上的亲和性的一种模式，因为，托尔斯泰知道如何保护人物的话语权，如何让人物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托尔斯泰的“积极介入”的小说技巧，他在塑造人物时所取得的明晰、简洁、有力的效果，即使不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动退出”的技巧更好，至少也一样好，一样令人赞叹。他创造了多少有着鲜明性格、逼真形象的人物形象啊！他笔下的那些主要的人物形象，几乎个个都是充满生气的活人，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安娜?卡列尼娜、娜塔莎、列文、安德烈公爵、彼埃尔们，简直可以随时从书页里走出来，与读者面对面地交谈。
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反过来，以托尔斯泰为尺度来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从人物形象的清晰度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确没有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大理石一样富有质感的面孔和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点集中在人物的尖锐的心灵冲突和精神痛苦上。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都是“思想家”，几乎全都会思考，全都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大问题。那些灵魂高尚的人物，几乎全都既痛苦又仁慈，全都有着孩子一样的心性。但是，他们也都很相似，很极端，很病态，很虚弱，都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印象，就像创造他们的作者那样。这无疑是一种比托尔斯泰的写作更敏感、更主观、更依赖“脐带”的写作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曾说过：“小说家的艺术性，就是通过小说人物和形象鲜明地表现自己思想的能力，要让读者完全像作者写作品时那样理解这个主题。”他曾根据这样的理念，分析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列文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部分地描述了作者本人对我们俄国当代现实生活的观点，这对每一个读过这部卓越作品的人来说，都是明白无误的。因此在评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列文时，我们评论的将是当代俄国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对当前俄国现实生活的观点”。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借助“人物和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体现出来的，正是将“作者与人物”密切地关联起来的小说伦理，也是一种别样形式的“独白型”叙事。所以，正像托多洛夫指出的那样：“巴赫金把作者与人物平等这种观点强加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不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愿相悖，而且，说句实话，这种平等在原则上就无法成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他作品中许多声音的一种，而是作品中唯一权威的创造者，与作品中的所有人物根本不同。因为这些人物只能代表一种声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些众多声音的唯一的创造者。”托多洛夫的批评是合乎实际情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中不仅并不沉默，而且还负责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自始至终都按照自己的创作构想控制着人物的声音。
虽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但是，巴赫金不仅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例如，把他当做一个超然的、不介入、不下结论和判断的作家，而且，把一种特殊的技巧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绝对原则，把一个作家的个人风格当做高于其他作者风格的唯一完美的“典范”。韦勒克也尖锐地批评了巴赫金理论的“谬误之处”在于“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露了作者的声音和个人的观点”，认为他因为“不讲分寸地夸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趋于戏剧的倾向”，所以最终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毫无锋芒”，“使他变成一个相对主义者”。
由于过多地依赖了自己的“臆断”，所以，在具体的比较分析过程中，巴赫金就用自己概括出来的绝对原则，尖锐地否定了像果戈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第一流大师的叙事风格和写作技巧。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学领域，风格的多样化乃是一种天然的文学生态，而最高的文学成就之间并不互相拆解、互相取消，而是在比较中相互照亮和相互肯定。萨特看到了他的理论的局限，所以，批评他的理论作为符号学范畴的“新形式主义”，并没有为“旧形式主义”增加什么内容，——这固然有欠公允，但是，巴赫金的理论的确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存在贬低作者地位和作用的“去作者化”倾向。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未必肯接受任何形式的“去作者化”观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作者就是作者，就是一个通过小说来说话的人：“我们认为，光是忠实地再现人物全部的原有特征还是不够的；必须以自己艺术家的观察透彻地阐明人物。真正的艺术家绝不能与他笔下的人物处于平等地位，满足于人物的实在的真实这一点：这样造成的印象不会有真实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自己的小说里，他积极地显示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是一个主宰者——在“杂语”的众声喧哗的声浪中，他的声音高亢有力，是笼罩着、压过了其他所有声音的主导性的“思想基调”。
[ 作者系文学批评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