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富士康又何尝不想往产业链上游转型延伸？2009年，富士康就曾推出过“万马奔腾计划”，试图从零售终端打通品牌。然而，“船大难掉头”，精于代工模式的富士康，至今没有找准品牌和渠道的着力点。华为当初居安思危从“贸”向“技”转型，并在2001年“华为的冬天”巨资押宝3G，在当时是不被看好的一次重大冒险。比亚迪老总王传福从电池代工跨越到自己“造车”，也经历了冒险的“一跃”，在当时还惨遭股民“用脚投票”。1995年创立的比亚迪电池代工业取得了绝对优势之后，2003年动用2.54亿港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77%的股份，消息一出，比亚迪遭遇基金“洗仓”，股价暴跌。经过一两年的蓄势调整后，人们才见到比亚迪汽车的身影。2009年比亚迪汽车销量已超过44.8万台。无疑，华为和比亚迪是经受了剧烈的转型阵痛才转到新利润高地的佼佼者，但中国更多的是转型失败者。对于企业来说，转型需要具备经历阵痛和风险的准备和决心，而从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看，转型升级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同样需要承受变革带来的阵痛和风险：一是产业转型会导致大量低端劳动力丢掉饭碗，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二是部分地区产业空心化或经济发展停滞危险。正如广东东莞这样的城市，代工制造业一旦大规模外流或转移，新的支柱产业又尚未形成，很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经济萧条，或重演类似德国鲁尔区曾经遇到过的那种危机。
总之，像富士康这一单一内迁方式，只能解决制造业眼前困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正在遭逢像富士康今天遇到的类似问题。
发展的代价
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从1972年公开发表以来已过去整整40年了，当年引发这份报告洛阳纸贵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是誉满全球的一块丰碑，更是因为报告对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问题等）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惊世骇俗的警告。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的GDP总量不断被刷新，而且在未来一二十年还将在原有基础上翻番，笔者在由衷高兴之余不禁忧心忡忡地想到了“增长的极限”这几个耳熟能详的词。中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呢？回答是：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及早作出制度性安排，遏制类似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里提出的一揽子问题，中国增长极限问题影响的不仅是当代，还将是千秋万代。
无论是赶超理想还是崛起目标，只要包含有经济发展这一项，就离不开资源消耗。而中国地大，可相对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需要来说却并不物博。中国是世界上主要资源大国之一，但是主要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却大大低于庞大的人口比重。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十分低下，只有水电和煤炭资源比重较高，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人口增长虽然得到控制，但在未来一个很长时期里仍将维系庞大的人口规模，资源的减少使得人均占有量进一步下降。中国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各类人均资源消费量不可遏止地迅速扩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持续尖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速，中国将经历资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过程。而目前资源利用又不够合理，浪费和破坏现象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高，保护力度不够，直接加剧了资源的供需矛盾。
水问题将成为未来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瓶颈，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洪涝灾害三大问题。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北方地区和城市缺水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全国年总缺水量为36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但另一方面，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农业综合用水效率仅为0.3—0.4。
水资源是量与质的高度统一，21世纪中国面临着水量的危机，同时水质危机更加严重，甚至因水质问题所导致的水资源危机大于水量危机。目前，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中国的水质污染非常严重。根据全国2010年对全国109700公里河流进行的评价，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I、II类标准只占29.4%，符合III类标准的占33.0%，属于IV、V类标准的占20.3%，超V类标准的占16.9%。如果将III类标准作为污染统计，则中国河流长度有70.6%被污染，约占监测河流长度的2/3以上，可见中国地表水资源污染非常严重。
中国地下水资源污染也不容乐观。“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水利部组织有关部门完成了《中国水资源质量评价》，其结果表明，中国北方五省区和海河流域地下水资源，无论是农村（包括牧区）还是城市，浅层水或深层水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局部地区（主要是城市周围、排污河两侧及污水灌区）和部分城市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污染呈上升趋势。具体而言，根据北方五省区（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1995年地下水监测井点的水质资料，在69个城市中，I类水质的城市不存在，II类水质的城市只有10个，只占14.5%，III类水质城市有22个，占31.9%，IV、VI类水质的城市有37个，占评价城市总数的53.6%，即1/2以上城市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
进入21世纪，虽然随着中国环境治理力度加大，水质恶化的势头有所控制，但从总体上来判断，水质恶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从空间上，将由大陆向海洋，从城市到农村扩展，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一些城市、地区或流域甚至全国可能发生水质危机，可以说，水质危机危害远远超过水量危机。
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约14%；人均耕地1.6亩，仅为世界人均5.5亩的1/3稍强；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中国耕地总面积与美国并列第二，人均耕地面积则为倒数第三。
在15个县级行政区中，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的耕地是“看天田”，缺乏灌溉水源。40%的耕地开始退化，30%的耕地水土流失。
耕地品质不好，稳产高产田占22%，中低产田占78%。耕地平均复种指数为147%，长江以南高达180%~250%，全部耕地超强度使用，土壤肥力持续下降。
后备耕地严重不足，可开垦为耕地的宜农荒地仅有1.7亿亩。
据美国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国的耕地面积几乎与美国相等，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组织的65位专家，在调查后估计中国的可耕地在1.3亿公顷（合19.5亿亩）以上，也就是说，官方数字低估了近4%；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估计的数字是18亿亩，何搏传披露的数字是22亿—23亿亩。我倾向目前耕地总量为20亿亩左右。耕地实有数比官方统计数超出很多，可作何种理解？何搏传先生在10年前就说过了：“这似乎多少有点可喜。不过，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更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比统计公布的要低得多。而除了在耕地损耗净尽的计算时间上会稍有延长之外，并无其他更大好处。”这个“可喜”仅仅是看上去的，因为调查数字之虚实，不会影响到基本事实。把“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吃饭问题，改为“占世界10%的耕地”解决吃饭问题，不意味着中国土地的承载力还有多大潜力。
“中国土地承载力已接近极限”的结论，首先得自长期的粮食困境，而不是数学计算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土地承载力已经超过极限。西方学者的判断，按照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耕地面积如果达不到人均6亩，是很难长期合理解决粮食问题的。这里的“合理”二字，应该是包含了生态平衡因素。认为中国土地承载力已“接近”极限，显然是只说粮食而不管生态。如果“土地承载力”定义的前提是“在能够维持生态平衡的状态下”，则中国早已超越极限了。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巨型系统，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渐进的，很难确定那个灾难性临界点在什么时点上。事情也许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强行开垦山地，增加粮食产量起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快速衍生的生态灾难终于摧毁了民族生存与环境限制间极为脆弱的平衡，从而决定性地使中国坠入整体性的“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中。更为悲观的是，到了今天在由人口、资源、生态容量、社会制度所给定的大格局下，我们已经看不到可以挣脱这一怪圈的希望。
中国耕地危机进一步引发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大讨论。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来斯特·R·布朗出版了他的新著《谁来养活中国》。书中预言：在世界粮食产量与耕地量增长趋缓或停滞的大背景下，由于下列原因，中国将进入一个粮食短缺的世纪——人口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使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耕地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至2030年将降到不足人均一亩；复种指数已接近最高点，即将开始下降；20世纪中叶以来，水资源年消耗量已增长了5倍，将出现更为严重的短缺；化肥使用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已接近回报递减阶段，单产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难以大幅提高；几十年过去，大幅度增产的新品种并没有产生。布朗的结论是：至2030年，因人口增长和粮食产量下降，中国将缺粮亿吨，等于1994年世界粮食出口量总和；如果再加上生活水平提高，为目前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两倍；到那时，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也没有地方能买到这么多粮食；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
谁来养活中国？本书的回答是，谁也养活不了中国，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己。
耕地和粮食是这样，其他资源也是如此。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到2030年，中国对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据统计，中国现有煤炭探明储量为818亿吨，石油为25亿吨，天然气为5.4亿吨。以2010年为起始点，到2020年，中国年需煤炭16亿—18亿吨，累计需247亿—2亿吨；石油年需5.5亿—6.4亿吨，累计需85亿—92亿吨；天然气年需0.6亿—0.7亿吨，10年累计需9.2亿—10亿吨。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将超过50多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多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到70%和50%。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
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上，中国一样面临用什么来持续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认为，2012—2014年，中国将迎来年2.4亿—2.6亿吨铁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30亿吨。2019—2023年，将迎来年530万—0万吨铜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2022—2028年，将迎来年1300万吨铝的消费峰值，缺口将达1亿吨。
中国地质科学院在2008年11月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等于就是标准答案。尽管不同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中国自身的资源满足不了持续发展的需要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