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戏剧界的人早就把张彭春遗忘了。但他是不该被人们忘却的。不懂得张彭春，也就很难懂得曹禺。
曹禺对这位老师是铭记在心的。当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时，他就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这是曹禺发自肺腑的声音，的确是张彭春先生把他引向话剧创作的道路的。
他第一次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是排演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在这次排练中，他就为老师严格而民主的导演作风折服了。在确定剧目、分配角色之后，张彭春对演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先要弄清剧本的企图、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等。他自己讲解，也发动演员讨论，一旦统一起来，就得严格按照这种理解去排练，一丝不苟，绝不允许有丝毫马虎。著名电影演员金焰回忆张彭春排戏的情景时说：
彭春老师排戏严格极了，我看过他排《压迫》、《可怜的裴迦》、《获虎之夜》。一进排演场，他什么都预先规定好了，无论是台词还是台步，甚至于台词的轻重音。这和我后来到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排戏时可以即兴表演，演出时甚至也还允许自由发挥，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我就想，看来张彭春是另有所师的。
著名电影导演鲁韧（吴博）是这样回忆的：
我上初中时看过曹禺演的《压迫》，演得不错，但多少还有些业余的味道。后来看到他演的《娜拉》就演得十分绝妙了。这不能不谈到张彭春，他在外国看了那么多戏，显然受欧美小剧场运动的影响。他在美国接受这些影响，回到南开搞实验，已经不是《一元钱》那样的新剧了，而是正规的话剧了。张彭春排戏是很讲艺术民主的，他那一套又是很严格的，正规的。先要分析剧本，剧本的主题、角色的体现，让大家来讨论。他们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经过争论，导演吸收大家的意见，或是大家接受了导演的意见。那是很浓厚的艺术追求的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曹禺参加过《少奶奶的扇子》的排演，也有不少收获。但这次在张彭春指导下排戏就大不相同了。张彭春执导甚严，精雕细刻，犹如上课一样，每次排戏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既是演技的训练，又是艺术的熏陶和享受。学生在发现着老师，老师也在发现着学生。经过这次排练演出，张彭春发现了曹禺的演剧天才。
如果单从外貌来看，说曹禺具有表演天赋，那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他个子长得不高，而且平时不爱讲话，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里，不为人注意。可是一旦在舞台上表演起来，他却总是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导演的意图，对角色有很好的把握。张彭春从排戏中，发现了曹禺富有魅力的表演天赋。他有清秀的面庞，一双眼睛格外明亮，流盼之间透露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他的嗓音深厚甜润，念起台词来很有韵味。还有伉鼐如、吕仰平、张平群这些老师，都喜欢上这个沉默寡言，但又有戏剧才能的小伙子。当张彭春决定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时，便挑中曹禺来担任女主角。这是对他的莫大信赖，也给了他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他既十分高兴，又有些担心。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
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我们排演得很认真，费时两三个月之久。这个戏写的是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病菌，他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们便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
张彭春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是经过深思熟虑，做了认真准备的。虽然易卜生的剧作早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就介绍进来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易卜生的戏却很少在舞台上演出，要取得成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清楚地知道，1921年，汪仲贤、夏月润、夏月珊等人把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搬上舞台，花了那么多精力，投入不少钱，演出后却遭到惨重的失败。那次失败引起一次热闹的讨论。演外国剧，使人望而生畏。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是因为他作了改编。因此，这一次他十分谨慎。他首先向全体演职员讲解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道路，把特制的易卜生的著作年表挂在黑板上，由《勃兰特》讲起，直到易卜生的晚年剧作，听讲的人挤满了教室，还有来自大学部和中学部的教职员。曹禺回忆说：
“彭春先生做事非常认真，他对大家说，这次排演，非同小可。要成功，必须下苦功夫，从剧本的题旨、人物、表演到舞台布置，都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容稍懈。他讲话时那种严肃的神情，至今我还不能忘记。”
曹禺是第一次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又是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而且是扮演女主角，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角色创造中去了。
《国民公敌》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气势逼人。复杂而生动的剧情，具有英雄气概的斯托克芒的形象，雄辩而饱含哲理性的语言、高度的戏剧技巧，这些都使曹禺感到别开生面。他那血气方刚的气质和性格，便很容易地引起了共鸣。
斯托克芒医生性格纯真开朗，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具有一种为其相信的真理而进行斗争的坚毅不拔的精神。他发现浴场是一个瘟疫流行的场所，就想把这个发现通知市民。因此，引起市长、哥哥、岳父的反对。报纸也对他进行攻击，群众也起来反对他，甚至在投票表决中，把斯托克芒称为“国民公敌”。但斯托克芒面对多数人的攻击，却宣言：“坚实的多数从来是错误的。”“国民公敌”的骂声响彻城市的大街小巷，有人把石头投进他的住宅，他在浴场的公职被撤掉，女儿裴特拉的教师职务被解除，两个儿子也被学校开除，这一切打击都不能使他屈服，他觉得自己充满力量。虽然十分孤立，他却认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斯托克芒这种“独战多数”的勇气和对真理的执著，深深地感动着曹禺。裴特拉也像她的父亲一样坚持真理，她认定父亲是会赢得胜利的。曹禺很喜欢裴特拉的形象。易卜生的剧本，为曹禺打开一个充满生气的世界，他第一次接触这样深刻而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剧，就被它吸引了。
如果说，曹禺过去还不甚了解戏剧的社会意义，在《国民公敌》的排练过程中就体验到了。
正像每次排练一样，在紧张地排演后，就是盼着演出的日子。但是这次却遇到了麻烦。
1927年10月17日就要来临，《国民公敌》就要在校庆纪念日演出了。可是，突然校方下达了紧急通知：“此剧禁演。”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每个演员都惊呆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据陆善忱说：“彼时津市军政当局憎恶其名，疑该剧有政治宣传作用，竟于将行公演之前夕，函知学校不准公演。当时因处于军阀淫威之下，未能申辩，只得忍气吞声停止公演。”这次禁演事件，对曹禺影响很深。正如斯托克芒触犯了工厂主的利益而遭到攻击一样，《国民公敌》的演出也触犯了军阀当局。原来戏剧是如此紧密地同现实联结在一起的，演戏也并非是十分好玩的事情。曹禺后来回忆说：“天津的军阀褚玉璞，以为有一个姓易的青年写了《国民公敌》，骂他是‘革命’的敌人，派了督办公署的爪牙勒令师生们停演。”这些军阀是这样的无知愚蠢，昏庸反动，以致曹禺回忆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便愤慨地说：“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要用尽一生的气力！”
1928年，迎来了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张彭春决心把《国民公敌》搬上舞台。为了避开军阀当局的审查刁难，他们把《国民公敌》改名为《刚愎的医生》公开上演。此剧演出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曹禺所扮演的裴特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连演两天，每次皆系满座；实地排演时，会场秩序甚佳，演员表演至绝妙处，博得全场掌声不少。”多少年后，张彭春提到此剧的演出，还对曹禺和张平群非常怀念，赞美之词不绝于口。
在这次演出中，曹禺对张彭春的戏剧艺术修养，他渊博的知识，严谨而科学的作风，以及他的导演方法，都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先验的框子，一经老师指点，他的表演才能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他步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在排练演出中，彭春先生越来越喜欢曹禺，当曹禺表演得十分出色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跑过去拥抱他。就这样，他们师生之间的情谊便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