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了在树丛中噪鸣着，树叶儿一动也不动。好闷热的天气！清华园里寂静得很，骄阳似火的日子，回家度假的人都走了。留下的人也躲在宿舍里。但是，此刻曹禺却躲在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已经到了最后杀青的时候，眼看这孕育了五年的小生命就要诞生了。郑秀也留在学校里复习功课，他们正热恋着。她也盼着《雷雨》的问世。
关于《雷雨》的写作，曹禺曾回答过不少人的访问，也曾写过不少文章。他曾把一篇未曾发表的手稿寄给我“作为纪念”，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创作《雷雨》的过程：
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
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从下种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处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的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
他写出《雷雨》时才23岁。这个年龄，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正处在人生朦胧的阶段，而他却拿出了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品，这本身就给他的创作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曹禺，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的创作？他的生活积累又是从哪里来的？的确，对外界说来是有些神秘的，其实又不是神秘的。
他从来不是冷静的人，而是一个情感十分敏感的人。看起来，他的生活是很平凡的，从家门到校门，他从来没有为吃饭穿衣犯过愁，他的生活道路也似乎很平坦。但是，他的感受却不像是通常人所有的那样，他以为他的境遇是“光怪陆离”的。他的家庭，他周围熟悉的人事，都引起他的不平和思索。他把一些人看成是“魔鬼”，把一些人看成是“不幸者”，激起他的愤怒，勾起他的同情，使他落泪。这些抑压的愤懑情绪在他心中激荡着、积累着、灼热着他的情绪，增强着他的不安。
他不是那种念了什么小说写法、剧作法之类的书，在那里刻意编织故事的写匠，也不是有着什么明确的匡正社会、扶救人心的目的，和有着高度自觉创作使命的人。他在《雷雨·序》中的回答是真实的：“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的确，他心中郁积的愤懑太多了，他生性忧郁。从小就在情感上熬煎着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形也未能改变。他在《雷雨·序》表白着自己，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迫切，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时，我反而是茫然的。”
《雷雨·序》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字，他处处说他不知道《雷雨》是怎样创作的，但又处处写着他是怎样创作的。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这样含糊而又明确地写出他的创作宣言，宣布着他的创作纲领。
在这里没有一条创作的法则，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语言，但创作的精髓却深刻地为他把握着，感受着，创作的规律也在其中蕴藏着。坦诚而率真，生动而朴实地写出了他创作的甘苦，创作的动机，创造的灵感，创作的过程，其他如人物的塑造，借鉴和创造，形象的思维，人物的配置，剧情的调整，戏剧的情景，艺术的分寸感等等，都为他天才地感到了，即使连他的不可理喻的“原始的情绪”、“蛮性的遗留”、“神秘的吸引”，以及对宇宙的憧憬，都道出了他创作的真相。但是，《雷雨·序》贯穿的一个主要点，是这样一句话：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是情感的汹涌激流推动他创作，是情感的潮水伴随着人物和场景的诞生，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是情感酿成戏剧中的氛围和情境。不论他称它为情感、情绪也好，或者称它为“野蛮的情绪”、“原始的情绪”也好，但都是他创作中所强烈感受到的。他曾这样说：
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中的路。代表这样性格的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的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
据说，作家写的每个人物都有着他自己，这并不是说，某某人物就是作家本人的化身。但他的情绪、感情、爱憎是如此强烈而分明地折射在他笔下的人物性格上。曹禺也是这样。他的感情对他的创作是太重要了。所以，他说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
当然，他的情感不是凭空而来的，强烈的情感是现实激发起来的。同是现实的人事，但对它的感受程度却是因人而异的。作家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对现实的拥抱是十分重要的，曹禺的感受是更强烈、更深厚、更广大了。
他在《雷雨》创作中，最早想出，也感到最真切的是蘩漪。关于这个人物的原型，他曾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常到他家去玩。他有个嫂嫂，我和她虽然见过面，却没有说过几句话。她丈夫是一个相当好的人，她也很贤慧。后来，我听说她和我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我很同情她。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这个女人就像在我心中放了一把火，当我写《雷雨》时，就成了现在的蘩漪。”他说，这也并不算原型。
但是关于这位“嫂嫂”，她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采访过她的堂弟陆以循，据他说：“谈起我的嫂子，她叫许某某，她是我的堂哥（同祖父）的爱人。他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过，比我那位嫂子大十几岁。堂哥这个人很老实很死板，连长相都很呆板。我的嫂子25岁还没结婚，那时20岁的姑娘就该出嫁了，总是找不上合适的，因为年岁太大了，就找了我这个堂哥当续弦，很是委屈。这位嫂嫂会唱昆曲，她家是世代的业余昆曲爱好者，人长得很漂亮，又比较聪明，丈夫那么呆板，不顺心。嫂子很苦闷，堂哥各方面都不能满足她，思想感情上不满足，生理上也不能满足她。在老式的家庭中，她显得比较活些，但又算不上是新式妇女，不是那么稳重，那时的说法，就算不规矩了。”曹禺对这位“嫂嫂”的遭遇却十分敏感，引起他的怜悯和尊重。
在他看来，是值得同情的可怜的人。在人们看来她不规矩，甚至是“罪大恶极”，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而曹禺却认为是可原谅的。
当然，也不只是这个许某某，曹禺说：“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偏偏天样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干枯地生长在沙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因为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像生活中的蘩漪，如许某某那样的女人，的确是不少的；但是有谁那么深刻地懂得她们的心灵。陈旧的道德观念早给这些人泼上污水，而曹禺却敏锐地感受着她们的痛苦和不幸，以及她们美丽的心灵。像周朴园逼着蘩漪喝药的场面，他见得多了，丈夫要妻子喝药也许是很平常的，但是他却敏感地发现这其中的压制和专横，写出来是那么震撼人的灵魂。
先是他自己被震撼了，才能写出那么使人惊心动魂的场面。
当然，人们也会像对蘩漪那样，提出周朴园、周萍、周冲、鲁大海、侍萍、鲁贵、四凤的原型是谁的问题。曹禺曾说过，周朴园身上有他父亲万德尊的影子，自然还有那个为他父亲做过祭礼的齐某某的影子。鲁大海受到他去保定宣传时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位工人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