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相关的是希腊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关于死亡观念的鲜明对照。在佛罗伦萨美术馆那精美的古希腊石棺上，古人用浮雕的形式展示了希腊结婚仪式的全部过程，从正式的求婚到海曼的火炬被点燃。灵柩上却披挂着令人悲哀的黑布，上面覆盖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些在死亡中寻觅慰藉的方式蕴涵着丰富的意义。
它们相互对立，但又完全正确。希腊人指向对生存意志的肯定，无论求生意志的形式怎样迅疾变幻，也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确信；基督教徒却以痛苦和死亡的象征指向对生存意志的否定和对这一世界的救赎。在对生存意志的肯定和否定之间，基督教的态度是较为明智的后一种。
在生活的旅途中，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安全的罗盘引导你，依靠它来消除生活中的疑虑，从而找出正确的途径，那么你最好是使自己习惯于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罪犯教养所，或一个罪犯监禁地，就像早期的哲学家所说的作坊。在基督教教义中，奥里金以值得赞扬的无畏气魄坚持这一观点，确定而客观的生活理论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这里说的生活理论，不单是我本人的哲学，还是时代的智慧，婆罗门教和佛教表达过这种智慧，思培多克勒和毕达哥拉斯也提到过这种智慧。
西赛罗也曾谈到，过去的智者经常教诲，我们降生凡尘是为了补偿在另一生存状态中所犯下的罪责，这一学说构成了神秘教义入门的重要部分。瓦尼尼的同代人发现激怒他比驳斥他更为容易，他说：“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几乎经历了一切苦难，以至如果不与基督教矛盾，我就敢于证明邪恶的精灵已充溢着四方，它们已渗进人的形体，且正在赎回它们的罪孽。”真正的基督教也把我们的存在看作罪孽和谬误的结果。
如果习惯这种生活观点，你就会以这种观点来观照未来，也就不会再把人的痛苦、忧虑和苦难等人世间令人不快的事情，看成不正常的了。你还会发现一切事情将以原本的样子出现，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赎回生存的罪孽。如果你是值得称道的知己，不用我多费口舌来劝告你，你就知道你应容忍的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个胜于常人的灵魂，或是一个杰出的天才，你将会时常感到你像某些高贵的政治犯一样，与那些普通的罪犯在一条船上行动，你将仿效自己的榜样，努力与他人隔绝以保持清高。
通常来说，这种生活观点将会使我们对大多数人的缺憾和他们道德与智力的缺乏及他们猥琐而令人讨厌的面容进行沉思。在这沉思中，我们既不感到奇怪，也不愤慨，因为我们会始终反省我们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在罪孽中受孕而降生的存在物，且都为赎罪而生活。这就是基督教学说中那种人的罪孽的本性。
不论那些凡夫俗子有什么样的缺憾和邪恶，我们都要容忍。我们要铭记，当这些错误在人身上出现时，它们同时也是我们所具有的愚蠢和邪恶，因为它们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缺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人类的罪孽所加的重负。现在我们对那些荒谬的事这样愤慨，是因为它们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它们是这么一些谬误，不仅位于表面，还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本性的深层结构中，如果有某种东西触动这种劣根性，就会被唤醒并表现出来，就像现在我们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那样：一个人或许有他的同伴所没有的错误，但恶劣品性的总量在某些情况下是巨大的，人与人之间个体的差别超越了所有用来评判的尺度。
坚信世界和人类最美好，心头会充溢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谅、共同宽恕的情感。从这一观点看，我们可能会较好地考虑其他人称谓的恰当形式，即不是“先生”，而是“我苦难的同胞”。这听起来令人惊异，但却与事实相吻合。它能使其他人顿悟人生，时刻提醒我们留意人生中的宽恕、容忍、互敬、爱邻人，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帮助，每个人对他的同伴都要知恩图报。
）第四节 狂热者的软弱
蒙田
◎导读：从狂热中虽然也可以获得成果，不过这种成果只和个人有关。志向渺小、心灵平庸、才智低下的人自我陶醉，企图扩大名声，这种人越想昂起头来，便越露出自己的弱点。
有些高人，并不害怕陷入复杂多变的大事中。他们对自身的力量很有信心，即使在各种敌对势力获胜时也能保护自己。他们能凭借毅力同对手斗争，他们是那么的顽强，眼看国家毁灭，也不慌不忙，即使他们的意志已完全主宰不了一个国家。
这种人生态度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这些小人物应当躲避风暴，躲得越远越好，必须培养感情，不应培养毅力，必须避开我们抵挡不住的袭击。
谁不溺爱儿女或荣誉到鞠躬尽瘁的程度，谁就在失去了儿女或荣誉之后仍可以生活得逍遥自在。只要有一点韧性便可解决这种问题。运用这方法，会使我以极小的代价弥补出现的很多问题，还可避免许多麻烦和困难，我稍作努力便能在我激动时遏制我的情绪。
不能制止情绪起跑便无法制止其狂奔，不能拒之于门外便无法将它赶出家门，不能战胜开头便不能战胜结尾，支撑不住动摇便支撑不住坠落。
一个人一旦脱离理智，狂热便自动往前挤。软弱很自信，软弱的路越走越宽，就再也找不到隐藏自己的处所。我能及时发现前来触摸我并在我内心飒飒作响的微风，那是暴风雨的征兆。在遭受与我天性水火不容的阴谋诡计之后，我曾多少次对自己施以的不公，以避开承受法官们更不公正待遇的风险。
人如果是聪明的，就应为遇事感到高兴。比如说，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大家族子弟天真地向所有的人热烈谈论他母亲如何败诉，就像谈他的咳嗽、发烧或别的什么令人厌烦的事似的。
命运曾给我一些恩宠，如我的亲族关系，让我能够与至高无上的显赫人物交往。我曾真心避免利用这类关系危害别人，从不让我的权力超过权力的直接可利用性。我每天工作都尽心尽力，我还没有经历过被起诉，尽管有许多次，人们完全可以以正当理由在我任职期间提出起诉。我也没有遇到过吵架，没有遭到有意或无意的严重冒犯，也没有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因为我知道，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都是从一些看上去滑稽可笑的动机和原因产生的。最后一位布戈涅公爵为一大车羊皮之故蒙受了倾家荡产的损失，而刻嵌印章不是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崩溃的首要原因吗？
国内最明智的人士，用公款摆排场，客客气气聚在一起签署条约和协议，而那些条约协议却取决于有权威的夫人、内阁中的闲聊和某些弱女子的癖好。诗人们对此心领神会，他们为一个苹果可以把希腊和亚洲置于火海之中。
一开始，许多问题都是比较好解决的，然而一旦卷了进去，那就需要花大力气才能摆脱。就像芦苇在发育之初长出的是一只又长又直的梗，此后就会长出些节子，又多又密，像一个个休止符，这说明它已没有最初的活力和韧性了。当事情开始发展时，可以对其进行引导并随即支配它们，反之，便是它们在引导我们，带动我们的狂热，我们便只好跟着事情走了。狂热总是不容易受到抑制的。狂热初起时往往十分激烈过火。从狂热中虽然也可以获得成果，不过这类成果只和个人有关。
你感到满意的事，不一定更受尊重。如果你在进入活动之前便使它有所改进，就会有出成果的希望。在人生的其他一切职责中，追求荣誉的人所走的道路，同注重秩序和理性的人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有些人一旦参加竞赛就狂热，结果中途速度慢了下来。就如普鲁塔克所说，有些人由于羞怯，既懦弱又容易答应别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事后就会容易食言。轻易与人争吵的人也极易退出争吵。一件难事既可能让我望而却步，又可能在我激动和感到震怒时诱使我去干。一旦卷进去了，就得干到底或为此送命。
人们天天向上帝祷告谢罪以洗刷自己的过失，而这类道歉和谢罪似乎比鲁莽本身更令人厌恶。宁可再一次触怒对手，也不要向对手赔礼道歉，从而自我冒犯。你顶撞了他，让他怒不可遏，恢复冷静和理智后，你又去安抚他，讨好他，如此你进了一步，却退了两步。我认为一位绅士推翻前言可耻，而他推翻前言是被权威所迫而为时就更显得恶劣，因为对他来说，怯懦比固执更容易得到宽恕。
狂热容易避免，但当它真的发生时，却难以节制。谁也做不到斯多葛式的高贵镇定，愿他逃进我这百姓式的迟钝怀抱中来吧。别人从德行出发所做的事，我习惯于从气质出发去做。两个极端，即哲人和乡巴佬，都是竞相争取安宁和幸福。但一切公开活动都受各式各样不明确规则的制约，因为要向太多人解释。
有人谈论我在市政府的工作，说我从政有气无力，他们的说法与表面现象十分接近。其实我只是在试图使我的心灵和思想保持平静。如果有时我的心灵和思想恣意让某些尖锐激烈的感想左右，那并不是我的本意。不过，不应从我天生缺乏的生气得出结论说那是无能为力，也不应说我对百姓忘恩负义，因为这里的百姓曾竭尽全力，利用一切可能过激的做法来赏赐我，无论在了解我之前或之后，再次给我差使时比初次时要我做得更多。我愿他们尽可能万事如意，如果情况允许，我会不惜一切为他们效力。那是优秀的人民，尚武、勇敢，又能做到服从和遵守纪律。
我的任性驱使我做起事来总是雷厉风行。谁愿意按我个人的方式使用我，就请他把需要魄力和独断的事务托付给我。做这样的事我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事情是长期的，既繁琐又费力，而且是自私的，不正派的，最好去找别人。
并不是说所有重要工作都有难度。如果有必要，我会做好思想准备进行艰苦奋斗，因为我有能力做得更多，也有能力做我不喜欢的事。
我并没有对职责要求我的工作不闻不问，我容易疏忽的是野心掺杂于职责并借职责之名掩盖野心的活动。这种活动能悦人耳目，投人所好，其结果并非事情本身而是假象，听不见声音便以为大家都在酣睡。我可以有效制止混乱而心情毫不纷乱，可以惩罚杂乱无章而心情不变。为什么要生气动怒呢？除非我可以假借生气动怒以掩饰自己。我从不咄咄逼人，淡漠有余而热情不足。我从不指责别人消极怠工。我赞扬人们不显眼的、低调的、不声不响的生活。“不卑，不贱，也不骄”，命运就是如此要求我的，我出生于平静的家庭，那是一个长期以来格外注重正派家风的家庭。
人们变得如此浮躁，如此爱出风头，连善良、稳重、平等、恒心，以及清静无为、甘于寂寞之类的品德都不复存在了。粗糙之物到处都是，平滑之物却连摸也难以摸到。疾病流行，健康者寥寥无几，为恶之事却处处可见。把开会时可以办到的事拖到现场去办，把头天夜里可以完成的事拖到明天中午，朋友可以干得同样出色的事巴不得自己去干，此类行为皆是为名为利而非为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