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单位和个人是社会保障的主体。政府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同时承担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责任；企事业单位有权使用劳动力等资源获得经济效益，同时必须负有为其职工提供一部分社会保障资金的义务；公民个人享有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同时承担一部分缴（税）费义务。将劳动者缴（税）费的义务和享受保障的权利对应起来，可以调动个人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适度性原则。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要符合该国国情，要求社会保障水平必须适度。社会保障水平过低，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反映出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超出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本国社会保障制度时要遵循适度性原则，从而在保证公民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维持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
4.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原则，从总体上讲就是通过社会保障的给付，使人们的生活差距有所缩小，使失去生活来源者、遭遇不幸者及特殊困难人群享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使失去劳动能力或失业者得到补偿，使他们的收入和生活与有工作时的差距不至于过大，并尽可能缩小差距，比较普遍地体现了公平原则。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原则是指范围对象合理，给付标准合理，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因为它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体现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从总体上讲是把效率看成手段，把公平作为目的，二者在客观上不可分割。从不同保障项目看，有的主要体现公平，如社会救助；有的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社会保险。
5.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普遍性原则是社会保障的全民化。它是社会保障发育成熟阶段的表现，是社会保障高度社会化的本质反映。现代城市经济发达的国家多采取社会福利的普遍性原则，朝着全面保障全体国民的方向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保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在向普遍化发展，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在内的社会保险都正在扩大覆盖面，而且已着手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使中国的社会保障逐步向全民化发展。
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一）社会保障的历史起源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形态，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逐步形成的。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立法的国家。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直接影响欧美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而且也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渊源所在。
16世纪末17世纪初，资本主义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大量从事小农经济的农民，由于工业的发展而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工业化和城市化既带来了现代城市文明，但同时也带来了失业、贫民窟、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犯罪增多等社会问题，其中贫困是所有问题的焦点。它既是许多问题的后果，又是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为了稳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采取一定的社会保障政策。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议会原有法律的基础上颁布了一个新法案——《济贫法》，又称《伊丽莎白济贫法》或《伊丽莎白43条》。有人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端，是最早的国家干预生活保障问题的立法。该法以教区为单位向居民和房地产所有者征收济贫税，向无力谋生者发放救济，组织失业者从事劳动，对缓解严重的流民、贫民问题及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该法主要体现了维护王室和贵族的利益，对人民则居高临下，对接受对象惩戒多于救济。到1832年，英国政府又实行《新济贫法》。该法条件更为苛刻，规定领取救济金者要丧失个人尊严和自由，因此它不可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继续存在，到1929年，《新济贫法》就废除了。
19世纪下半叶，德国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俾斯麦首相于1883年在议会提出了疾病保险法，之后又颁布了老年及残废保险法和工伤事故保险法等。上述三项社会保障立法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工业制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发展问题，它必须配以社会保障体系。有人认为，俾斯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人。不过，他的三项立法也有很大缺陷，它只针对在职工人，并没有包括无正常工资收入的工人。以后，各国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各种社会保障立法对其作了补充、修改，逐步向全面保障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体系。
1929至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难以幸免。为了度过经济危机，缓解社会矛盾，罗斯福推行新政，于1935年颁布了以老年保险和失业保险为内容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联邦社会保障署，统管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这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从欧洲扩展到美洲，进而在全球范围兴起，并推动着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保障制度向全世界推进，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为了促进经济迅速恢复和稳定发展，各国政府广泛采用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财政开支、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以刺激有效需求。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委员会主席贝弗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为战后重建计划提出报告《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它系统地规划了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影响遍及世界各国，被称为社会保障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以《家庭补助法》（1945年）、《社会保险法》（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1946年）、《国民保险法》（1946年）、《国民救济法》（1948年）等六项立法为主要内容的战后英国社会保障新法典。1948年7月，英国宣布建成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均有保障的“福利国家”。随后，西欧、北欧、北美洲、大洋洲、亚洲等地区的经济发达国家也陆续宣布实施“普遍福利政策”。
1979年，英国保守党上台，撒切尔政府对难以为继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开支、扩大征税对象、提高征税额、减少对低收入者的公共援助等。这标志着西方社会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的新反思和新对策。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发展。到1999年，世界已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综合或单项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各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社会成员给予物质帮助和提供福利服务所采取的各项社会保障子系统的总和，也称社会保障构成。普遍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三个部分。也有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现金补偿，也称“收入保障”；二是提供服务，包括实物资助和服务，也称“实物补助”。美国社会保障总署出版的《1981年世界社会保障制度》一书把社会保障分为五个部分：①老年、伤残、死亡；②疾病与生育；③工伤；④失业；⑤家属津贴。一般来说，不发达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社会保障制度大都处于社会救济阶段；发展中国家则正在逐步建立全社会的社会保险体系；发达国家在完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体系的基础上注意增进全民福利。
（三）社会保障基本模式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模式也不相同，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几种：
1.“福利国家”模式。以英国和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这种模式以国家为主体，以充分就业、全面保障为目标，通过高税收政策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将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使各阶层居民收入均等化，消除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消灭物质方面无保障、匮乏贫穷等现象，实施全民普遍保障形式。英国社会学家哈罗德·韦伦斯基在《福利国家与平等》一书中指出，“福利国家”的关键是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公民们享受这些服务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不是接受慈善家的施舍。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责任清晰，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起主体作用；覆盖广泛，社会保障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公民和平民；内容丰富，保障内容包括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的需要。
2.社会保险模式，又称“投保资助型”保障模式。以德国、美国、奥地利、日本等国家为代表，是以社会保险为重点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雇主和雇员交纳保险费，实行“自助”，国家给予适当资助，维护国民经济稳定和均衡发展的社会保障形式。这种模式以社会保险为主，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权利与义务相对应，费用由多方面共担，实行自治管理。
3.“强制性储蓄”模式。即公积金型，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以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是由国家立法，按雇员和雇主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强制实行储蓄，并使之通过国家优惠政策，积累起来保值增值，用于社会保障的储蓄基金制模式。
4.“国家包办”模式。以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社会保险费用全部由国家包办，个人不负担任何保险费，这是一种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主的社会保障模式。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仿效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行不通，现在已基本消失。
以上各种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们对于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的困难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一定作用，在实践中各有利弊得失。近些年，随着社会保障实践的发展，各国都在针对出现的问题，吸收别国的成功经验，进行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改革
（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传统的福利制度以职业保障为基础，即国家保证城市居民的基本就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待遇，生活困难的有救济金，退休人员有退休金。
1951年2月25日，政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规，是较全面地规范了劳动者生、老、病、死、伤、残等各项社会保险权利和义务的法规，1953年又作了修改与补充。与此同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也以颁布单项法规的形式逐步建立起来。
1958年2月9日，国务院公布实施《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从而结束了企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套退休制度的做法，把企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制度统一起来，并适当放宽了退休条件，调整了退休待遇。
在医疗制度方面，鉴于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医疗制度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中不够完善之处，尤其是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卫生部与财政部于1965年9月发出通知，对公费医疗作了改革，主要是看病要收挂号费，营养滋补药品除经批准使用之外，一律自理，以减少浪费。同年4月，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出通知，对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进行整顿，提出了改进措施。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刚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险制度遭到批判，陷入停滞状态。这一期间，正常的退休、退职制度被终止，企业单位有200多万人，机关、事业单位有60多万人到退休年龄应退而未退，不仅增加了企业和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劳动力得不到及时更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主要问题有：
1.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和保障内容过宽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社会保障只局限于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而各种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不在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之内，社会保障的国民经济调节器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对被保障者的保障内容又显得过宽，国家干部职工的福利保障包括吃、住、行、医疗、养老等，一切均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几乎是“从摇篮到墓地”无所不包。
2.保障层次单一，缺乏社会共济，国家负担过重。过去，中国的社会保障是由单位（国家）大包大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保障由财政支付，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实行单位保障。受保人一旦进入这些单位，即可终生享受，职工个人无须缴费，没有大的负担，权利与义务不对称，造成受益者自我保障观念淡薄。由于缺少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致使社会保障的负担全部集中在国家身上；制度单一，形成单位吃国家福利的“大锅饭”、职工吃单位福利的“大锅饭”，不利于调动全社会力量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不利于分散社会保障的风险。
3.多头管理，各自为政。中国传统的城市保障由人事、劳动、卫生、民政、保险等部门分别管理，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因而造成体制不顺、条块分割、自成体系、机构重叠、行政化倾向，与市场经济难以接轨。加之各地各部门之间为维护既得利益而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社会保障成本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