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竟陵八友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大、时间长。竟陵八友时跨齐梁两代，其活动从齐永明初开始，一直延续到梁代前期，达二十几年。建安文人“云集邺下，‘怜风月，狎池苑’应和酬唱，仅是建安十五年以后几年里的事”曹道衡、沈玉成《南朝文学二题》，《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西晋二十四友共同进行文学活动的时间更短。早在齐初，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周围时，就有一大批文士陆续参与，如王僧儒、孔体源、范缤、江革、谢脁、张充、王思远、陆慧晓、柳挥、刘绘、虞义、王亮、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标等。到了梁天监年间，又有刘孝绰、刘苞、刘孺、张率、殷芸、刘显、到溉、到洽等后进聚集周围。其人数之多，声势之大是前代文人集团所不能比的。
二是结合紧，关系笃。八友友情诚笃，是真正的文学知己。《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梁书·沈约传》:“高祖在西邸，与约游旧。”《梁书·任昉传》：“昉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既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辞宗深所推挹。”《南史·范云传》：“初，梁武为司徒祭酒，与云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欢甚。”《梁书·任昉传》：“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梁书·陆倕传》：“倕与乐安任昉友善，为《感知己赋》以赠，因此名以报”。“梁武雅爱才”。《梁书·萧琛传》:“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八友的诗文多次写到他们之间的友谊:“神交疲梦寐，路远隔思存”(沈约《酬谢宣城》)；“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望望荆台下，旧梦相思夕”(谢脁《和沈右率诸君饯谢文学》)；“依我径寸心，从君千里外”(沈约《饯谢文学离夜》)等等。八友名位有高低，才学各不同，但彼此之间的友谊却始终如一，过从有的达三十年之久。建安七子的结合则比较松散，他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故此曹丕提出力戒“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陋习。西晋二十四友则带有较重的政治色彩，不像竟陵八友以文会友。
第三是活动多，贡献大。首先，八友有大量的同题共作，赠答酬和的活动。同题共作是有组织的创作活动，如《南史·王僧儒传》载“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刻一寸，以此为率”。同题共作可分为应教受命之作和相约同咏之作两种情况。前者如《永明乐十首》，《南齐书·乐志》云:“永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之，人为十曲。”现存王融、谢脁各十首，沈约一首。相约同咏之作，如王融、范云、沈约、萧琛同赋《饯谢文学离夜诗》，王融、谢脁、沈约、范云同赋《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二首》等。建安时期兴起同题共作，主要形式是赋，八友不仅用于赋，且大量引入诗，有继承又有发展。同题共作最能显示他们的文才，彼此间的争奇斗胜，切磋文义，又锻炼了他们的写作技巧，也对活跃文坛，推动文学创作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八友的赠答酬和从齐永明初一直延续到梁天监年间，具体例证此不赘述。其次，八友研究声律并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形成有名的永明体，是我国古典格律诗的发端。
再次，八友奖掖文学后进，从齐到梁，坚持如一。一大批后进文士，如王籍、刘孝绰、刘勰、周颙、裴子野等，都是八友奖掖而出的，后来成为萧统京师文人集团的骨干。与奖掖后进相随而行的是组织文学集会，比较著名的有任昉、陆倕组织的“兰台聚”、“龙门之游”，有萧琛与本族弟兄的“文酒赏会”。此外，八友评论、叹赏同人及后进作家如谢脁、何逊等人时，主张诗圆美流转、平易自然，为六朝诗歌向唐音的转变铺平了道路。永明时文坛风气追求工丽，用事征典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出现了类书的编纂，八友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萧子良永明五年“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沈约又撰《袖中记》二卷，《袖中略集》一卷，《珠从》一卷；萧琛撰有《皇揽抄》二十卷。至于编纂丛书，《隋书·经籍志》云:“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
综上所论，八友的文学学术活动之多，贡献之大，与前代文学集团相比是十分突出的，可谓迈越前古。
虽然八友为比较纯粹的文学团体，其最终命运仍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发生了联系，而西邸人由于其中部分文人的悲剧下场，不能不对他们入梁以后的文学性格和政治品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齐永明末年以后政局最为险峻，至明帝尽诛高、武子孙，其暴虐凶残使文士人人自危，萧子良在隆昌元年(494)病死，但西邸其他文士却未能免祸。永明、隆昌之际的政局对他们的打击是空前的，以致齐、梁士族文人在“并以全身为贵”和“咸以忘怀自逸”的特征下出现了政治素质和实际才能的全面退化阎采平《齐梁士族文人人格刍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推寻其间历史原因，与西邸文学集团诸成员的命运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如王融曾锐意仕途，本意虽是为绍继家业，但也体现出门阀制度后期仍有部分士族子弟关注现实、崇尚理想事功的积极一面。齐武帝病死，王融在危难之际试图拥立竟陵王，终以此丧身。被沈约誉为“二百年来无此诗”的谢脁，在政治风暴中最突出地体现了备受打击的文人们张皇失措、避之唯恐不及的心态。谢脁于东昏侯永元元年(499)死于狱中。后来沈约作《怀旧诗》九首，痛悼死于非命的谢脁、王融等旧友。至梁代齐后，范云、沈约等这批昔日西邸旧友上书劝进，成为新王朝的一批新官僚。西邸文学集团成员的零落是文人失去独立人格的开始，也是他们彻底丧失那种政治关怀、理想与热情的开始。
萧梁一朝，是南朝文学集团的真正繁盛期，家族内文学集团、宗室文学集团、官僚文学集团及隐士文学集团这一时期都有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首先，与前代相区别的是，君主、宗王成为文学集团名副其实的领袖。此前不乏君主宗王重才学的事例，但仍以附庸风雅者居多。如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义，而“才辞不多”；孝武帝“好为文章”，但水平不高，以致著名文人鲍照不得不“为文多鄙言累句”，以求容身。随着文学标尺的建立，士族话语系统在胜利的同时又受到潜在的挑战，文学集团主盟人物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萧衍父子能成为文坛盟主，确因有突出的文学才能，而并不仅藉其政治地位。君主由最初的嫉妒、附庸文雅到文坛领袖的历程，反映了士族文化优势的某种丧失。阎采平《士庶关系与齐梁文学集团》，《文学遗产》，1994，(2).
皇室的提倡推动大大促进了文学的繁盛，但士族文人的独立性也遭受到潜在的侵蚀。如果说竟陵王为西邸宾客夏月“设瓜饮及甘果”，梁晋安王萧纲在雍州“丰其果馔”令“高斋学士”著书撰文，还是一种风流盛举，那么一些文人参与这类幕府文学集团聚会，却是出于一种赤裸裸的依附需求。像吴均撰《通史》、刘峻为安成王萧秀撰《类苑》是借诸王提供书籍数据等文化上的资助，更多的还有经济上的依附。如王僧孺得罪免官后致书友人，追忆昔日“与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欢，履足差肩，摛绮縠之清文，谈希微之道德”(《梁书·王僧孺传》)，风雅的背后却是现实的无奈，仅希望以自己的文字才能，重新跻身于幕府文学集团，摆脱“素无一廛之田，而有数口之累”的现实尴尬，声气之卑溢于言外。他的事例无疑最集中地反映了文学集团中一部分文人的依附命运。
齐梁以后文学集团的又一特征，是官僚文人之间唱和往来的增多，影响及于世风。最著名的如任昉主持的“兰台聚”和“龙门聚”。任昉及比他年辈稍大的谢脁、沈约、范云等同为齐梁间著名文人，都笃于友谊，热心奖励后进，蔚为一时风气。谢脁曾雪夜访国子生江革，割毡相赠。任昉在义兴任上“儿妾食麦”，却把友人到溉、到洽接去游览山泽。齐梁间文人，则很少有不受沈约奖励的。他虽为一时辞宗，但对其他优秀的作品与文人，总是给予毫无保留的赞叹。不过，在笃于友谊的浪漫之下，是借此互通声气，求名延誉种种现实的考虑。当时齐梁京师有一种风气似已蔚然形成，亦即获得官僚名士赏荐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与魏晋以来的月旦品评类似，但是区别于后者的民间性，主持者的身份却大都是政府高级官僚。来京师游学的地方士子也就常把造访官僚文人作为主要目的，以此为踏上仕途的起步。相传沈约与钟嵘之间的宿憾，也因“先是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1779页。
考察南朝后期的文学群落，有越来越多的界限被打破。首先是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变动。随着君主宗王文化修养的提高，居于文学集团主盟者的地位，也就日益强化了国家向社会系统渗透的能力。文人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能力常常与仕宦俸禄相联系而与从前高门贵族文人以此雍容取高，作为闲暇消遣的态度大有不同。而梁陈以后沈约、范云、任昉这一类文人官僚在文人集团中的影响也与南朝前期谢灵运、范晔等一批居于政府对立面的名士有根本的不同。官僚文人成为文坛领袖，影响及于人才选用，对贵族选官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也就决定了南朝前、后期文学集团风貌的差异。其次，南朝皇权政治重建的基础是军功家族的兴起，在全社会崇文风尚的影响之下，军功家族的门风悄然发生变化，并直接扩大了文人的队伍。
如彭城到氏，本为北府武人出身，至齐、梁学名人任昉所主持的文学集团“兰台聚”。另外，作为南朝文学集团类型之一的家族文学集团具有较大的封闭性，最初只局限于王谢等一流文化高门之中。最著名的当数谢混与其族侄们的“乌衣之游”。王谢子孙间的相互唱酬，外人是很难预入的。《梁书·萧介传》记：“介性高简，惟与族兄璨、从兄筮及洽、从弟淑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不过，萧介祖思话亦是军功出身的武人，其族内子弟集会能得比谢氏乌衣之游正是因为随着军功家族的迅速文化而形成的。这类家族文学集团也日益增多，最著名的如彭城刘氏。刘绘出身将门，但《南齐书》本传则说他“常恶武事，雅善博射，未尝跨马”，这是北府兵将家文人化的一例。他的儿子刘孝绰、孝仪、孝威及女儿刘令娴等都是梁代著名作家。由宋自梁，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动也不断地发生，南朝文学集团内容的变化正是与这种变动密切关联的。
再次是文学集团中所体现的地域界限的打破。以西邸集团为例，八友中南人有吴兴沈约、吴郡陆倕。先后预于西邸集团的如王亮、范抽、王僧孺、宗炳、张充、孔休源、陆慧晓等等，其他如安成王萧秀雍州文学集团、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的两个东宫文学集团中，南方土著、长江中游的士族文人都不乏其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切磋文艺，自然有利于友谊的增进与文化的融合。东晋当年北方门阀南迁后，曾在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南人在语言、服饰诸方面都极事仿效。但是经百余年融合之后，南人的面貌又是如何的呢？最突出的就是沈约成为文坛辞宗一例，吴兴武康沈氏的由武入文的转化最为充分地说明了南方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