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很多革命斗争的失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对于新生的弘光政权而言，孰敌孰友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撇开四川的“土皇帝”张献忠不谈，尽管弘光朝廷希望偏安一隅，坐山观虎斗，但大顺、大清正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它们可以一起做弘光的敌人，却不可能三家其乐融融地做朋友，南京政权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南京政权有太多的理由将李自成看做死敌：
——李自成率领的“流贼”害死了先帝崇祯，大明二百多年的辉煌毁在这个陕西农民的手里。
——农民军对明朝官绅仇恨颇深，大肆拷掠已经投降的前明官员。
——李自成占据黄河流域，又四处乱窜，直接对江南构成军事威胁。
——大顺军的口号是“三年免征”，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严重扰乱封建社会秩序。
如此看来，南京政权不可能与李自成“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弘光朝廷唯一需要决策的是将清政权看做敌人，还是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权的两大实权人物——马士英、史可法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一致主张是“联虏平寇”。
确切地说，马士英、史可法的策略，出自他们对时局的错觉。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李自成撤回北京，于二十九日仓促登基后向西逃窜。
从李自成攻陷北京算起，四十天后再次易主，着实令围观者大跌眼镜，摸不着头脑。
在这个重大的变故中，前明总兵吴三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阵前倒戈，清军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入关并占领北京的。
这个反复无常的总兵，给情报不明的南京造成了一种错觉，马士英、史可法都认为，吴三桂这么做是“义举”，他想借助清兵的力量光复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南京政权当然应该紧跟“吴义士”的步伐！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上疏，提议尽快联络吴三桂。次日，弘光朝廷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这已经是仅次于亲王的爵位了。
南京的朝廷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被清政权册封为“平西王”，谁稀罕你一个小朝廷封的“蓟国公”！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在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汉族官员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安抚与笼络的政策，包括：
——为崇祯皇帝发丧、祭祀，俨然以汉人的“报君父之仇”者自居。
——率先归顺的前明官员一律既往不咎、官复原职。
——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
在前明官绅看来，拖着辫子的满族人实在太讲究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清军对前明充满“同情”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错觉，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清军联合剿灭“流贼”的想法。
既然想联合，就必须派出使团去谈判，但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弘光朝廷拿不定主意，因为谁都不想去、不敢去。
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过，到兵荒马乱的北方冒险，不是脑袋被门夹，就是吃饱了撑的！——曾经的“南混”、如今的“南漂”，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于是，官大的说“工作忙，走不开”，官小的说“级别低，不够格”，总之就是一句话“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很快便冒出两个自告奋勇的人，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第一个是都督同知陈洪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混”为何如此特立独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第二个是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这是南明屈指可数的忠勇之一，也因此次出使，被后世誉为“明末文天祥”。
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政权的使团正式从南京出发。正使是新迁任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新任左都督陈洪范、新任太仆寺卿（原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为副使。
使团携带了弘光政权给清政权的“御书”、给“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以及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浩浩荡荡沿着大运河北上。
除此之外，左懋第还带着莫可名状的沉痛心情，他实在不知道此次出使能得到什么。左懋第的心情可以理解，这个“副部长级”的使团不可谓规格不高，也什么都带上了，唯独少一样东西——谈判方针。
没有方针，谈哪门子的判？
艰难的使命
其实，此次北上和谈事关重大，弘光朝廷当然想给个方针，定个底线，但上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下到内阁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谁也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虽说是联合剿贼，但有些话还是要讲清楚，特别是两家准备从哪儿分界的问题。
在一次廷议中，有人提议以淮河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大学士高弘图则认为山东不可放弃，最起码也得以黄河为界，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谈判方针。
高弘图提出的方针包括：（1）迁葬先帝崇祯；（2）割让山海关以外（相当于让清军撤出山海关）；（3）承认清方的“可汗”地位；（4）每年以十万银两“安抚”清方。
高弘图的方针不可谓不正确，如果能够谈出这个结果，简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权以福音，“复国”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
作为内阁首辅，马士英充分发扬史可法“和稀泥”的优良传统，索性避实就虚，提出了“论叔侄关系，分境而治”（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的方案。
马士英的方案纯属扯淡，你想认清政权的顺治皇帝作侄儿，也得人家愿意啊？入关打中原怎么还打出一个南京的叔叔来？还有“分境而治”，从哪里分？淮河还是长江？如果清廷坚持以海岸线分，弘光朝廷是不是还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以出使为名，率兵一路收复故土。造成占领黄河以南的既成事实之后，再进行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因为李自成西撤后，清军忙着稳定北京的局面，对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一带鞭长莫及，广大的黄河流域出现了权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权出兵光复故土，跟开荒没多大区别。
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断地否决了左懋第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带兵北上，一路收降纳叛，大肆扩张，和谈的诚意何在？万一激怒了清军，岂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烦？
马士英、史可法还有一个不便公之于众的理由，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实力沉湎于灯红酒绿的四镇总兵是不会出兵的。四镇总兵不出兵，左良玉当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镇的总兵自然乐于躲在后面看笑话。如果抽调京营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么办？江南有人造反怎么办？
既然大臣不能达成一致，就该轮到“傀儡”朱由崧拍板，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摇头一问三不知”。在他看来，在“御书”、“诰敕”上签了字，银子、绸缎也拨了，使团成员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马首辅跟史督师也决定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去吧。
弘光政权的实权人物软弱无能、鼠目寸光、畏惧不前到这个地步，左懋第无言以对，只能带着自己对大明的一片赤胆忠心上路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特立独行的“南混”陈洪范早就被清廷收买，已经将南方使团的底牌悉数通报给了对方。
九月初五，距离从南京出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使团终于沿大运河穿过江苏，抵达山东南部的济宁州。
这样的蜗牛速度，恐怕连当初磨磨蹭蹭率师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尘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实在快不起来，因为一路上盗贼太多，不得不边走边停。
九月底，南方使团到达河北境内，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顺治皇帝将于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统御中国之意）。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时期，使团耽搁了数日，终于在十月十二日抵达北京。清廷准备将使团安置在“四夷馆”，俨然是把南方使团看做进贡的属国。左懋第据理力争，清廷才改到了鸿胪寺。
在北京的这一晚，不受待见的南方使团“内外不许举火，……官丁饥寒殊苦”，左懋第彻夜未眠。回到久违的故都，在还有些许血腥和硝烟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联翩，泪如雨下。
作为崇祯的旧臣，他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母亲陈氏不屈的身影。母亲不过是一位孱弱的老妇人，她不能上阵杀敌，只能通过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一腔忠烈与愤懑。北京陷落后不久，她就带着对大明江山的无限眷念，溘然长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里的那些人沉湎于江南的风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谈的希望无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亲不惜付出生命，诠释的是忠义，是气节。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是多么卑微与无耻！
歌舞升平、暮气沉沉之日，方是彰显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时，左懋第抱定必死的决心北上，决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气于千古”。
临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辞行，奋笔疾书道：
“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左懋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事、该做的事，至于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谈判？挨训！
经过一夜的深思，左懋第已经做好了到紫禁城“舌战群蛮”的准备，但清廷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十月十三日，清政权礼部官员来到鸿胪寺，“热情接待”了南方使团一行，双方本着坦诚的态度，开门见山、推心置腹地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议。
清廷官员率先发问：你们干吗来了？
左懋第回答：我朝天子想借贵方大军破贼，再为我大明先帝发丧，特来致谢礼。
清官员说：有书信的话就交出来吧！
左懋第表示：御书只能当廷递交贵方首领。
清官员坚持认为：进贡文书应交礼部。
左懋第澄清：这是天朝国书，并非进贡。
双方争执不下，清官员索性甩手便走，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次日，清政权内院学士刚林亲自来到鸿胪寺，与南方使团举行第二次会谈。
刚林显然没有礼部官员的耐性，刚一进门就径直坐在堂上，劈头盖脸痛斥南方使团，指责南京不出兵讨贼，反而“突立皇帝”。左懋第据理力争，强调弘光政权名正言顺。（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
刚林又诘问南方为何不发兵讨贼，左懋第以“恐疑与贵国为敌”敷衍过去。
接着，刚林以武力相威胁，表示大清正整装待发，南下平乱。左懋第毫不让步，表示“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
刚林起身便走，第二次会谈仍旧没有任何进展。
第三日，清廷又派内院的人来了。不过这次不是继续会谈，而是“收货”——除了“御书”、“诰敕”不要，金银、绸缎通通拿走。
十月二十六日，刚林代表清政权，正式向南方使团下达了逐客令：明日滚蛋，回去等着挨揍！
左懋第早就料到，和议必将无果而终，最后提出了到昌平拜祭先帝陵寝的要求。左懋第话未说完，刚林便以一段相当经典的话给予回绝：
“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丧；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骂得多么道貌岸然、厚颜无耻，却又是一针见血、入骨三分，足令南京的君臣哑口无言，只可惜让忠勇之士代为受过。
这还不算完，刚林又当场宣读了南京政权的“三宗罪”：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刚林表示：清军不日将高举义旗，兴兵南下，为崇祯皇帝和大明的列祖列宗讨伐不忠不孝之臣！
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率南方使团离开北京，结束了这次屈辱不堪的北上和议之行。很快，清辅政王多尔衮在汉奸冯诠的劝说下幡然醒悟，发现不应该放虎归山。十一月初四，左懋第、马绍愉行至沧州，被追赶上来的清军羁押回北京。次年闰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对始终忠贞不渝的左懋第失去了招降的耐心，将其处死。
在被羁押于太医院的几个月里，左懋第留下了很多在后世广为传颂的壮举。
当洪承畴出面劝降时，左懋第直呼“见鬼”，故作惊异道：“洪督师不是在松山殉国了吗？先帝还在京城主持了葬仪，怎么又冒出一个活的洪督师来？”洪承畴自惭形秽，红着脸悻悻而去。接着，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咬牙切齿，痛斥李建泰愧对先帝，苟且偷生。
即便是自己的堂兄左懋泰来劝降，左懋第依然不留情面。在共叙往日情谊，又答谢堂兄奉养并收葬母亲陈氏之后，左懋第毅然决然，与之断绝兄弟关系。
“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兴替，国运之盛衰；廉耻，人臣之大节。”这就是左懋第奉送给劝降者的慷慨之言。
对于这个“死硬分子”，多尔衮软硬兼施，甚至在刑场上再次劝降，左懋第依旧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太医院的墙上，留下了左懋第写下的一首绝命诗：“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
在菜市口行刑之时，左懋第正襟危坐，临危不惧，刽子手跪地挥泪，不忍举刀，百姓奔走呼号，痛哭流涕。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钦定《殉节录》，追谥左懋第为“忠贞”。
家可破，国可亡，但气节永存！左懋第的气节，令无耻的叛徒汗颜，令凶残的敌人敬佩，更值得后世敬仰！
弘光的机遇
尽管有左懋第的忠勇，但北上和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弘光政权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送出银两，领回了“三宗罪”。
其实，弘光政权虽然孱弱，但历史还是给了这个小朝廷“划江而治”甚至“光复中原”的机会。
机会首先出自明朝的死敌李自成。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农民，多年来四处征战，脾气见长，野心见长，就是见识不长，稍微遇到点挫折，最先想到的还是钻山沟。
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当彻底，将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全部拱手让了出来，退守山西、陕西境内。
李自成这么不经打，着实让清廷大吃一惊，更是喜出望外！这确实是清政权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在清政权内部，形势其实很不乐观。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后，代善（努尔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继嗣之争，满清贵族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迅速“选边站队”，转入暗流涌动的内讧之中。在多尔衮的努力下，这场纷争最终以幼小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多尔衮担任辅政王而尘埃落定。此时，多尔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协调各方势力，积极稳妥地做好善后工作。
基于这个原因，在是否入关占领北京的问题上，清政权的最高决策层，特别是作为辅政王的多尔衮，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着吴三桂发动山海关兵变，多尔衮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观，坚决不插手。
老牌“汉奸”范文程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屡次劝说多尔衮速作决断，见机行事，多尔衮方才派出骑兵，与吴三桂一起击溃李自成，打通了进军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溃败，清军顺利进入紫禁城。下一步怎么办？满清贵族之间又出现了分歧。
以英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认为，能拿下北京已经是祖坟冒青烟，占大便宜了，应该见好就收。阿济格建议，在北京留一个亲王驻守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还是率领清军主力，回关内过安稳日子。
在“汉奸”文臣的怂恿下，多尔衮已经不满足于将北京当做大清的“南大门”，而是想以此为契机，在中原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说服阿济格等人，无可奈何的多尔衮甚至搬出皇太极的遗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经多尔衮反复做思想工作，并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帮助下，满清贵族终于达成了初步一致，将爱新觉罗·福临从东北迎到北京，于十月初一举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尔衮被尊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成为这场纷争的最大赢家。
即便如此，清政权到底能在中原走多远，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盘，多尔衮心中还是没有底。
一方面，满族人口本来就比较稀少，原先占据辽东时，“清人多为辽民所杀”，兵员补充更是捉襟见肘。正因如此，阿济格等人才会有退保关内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原形势不甚明朗。李自成虽然西撤，但实力不可小觑，除了盘踞陕西、山西一带以外，黄河流域依然有星罗棋布的残余势力。兵力不足的清军很难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南京政权实力如何尚不得而知。如果清军在黄河流域与大顺军全面展开决战，南京政权是否会操刀北上，上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从四月底占领北京开始，清军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既没有挥师追击西撤的大顺军，也没有乘势大举南下。多尔衮既要稳定北京的局面，又要静观其变，摸清楚各方面的底牌。
各方都不给力，黄河流域很快便出现权力真空，前明官绅掀起了推翻“大顺”残余政权的浪潮。“汉奸”文臣们纷纷向多尔衮上书，建议清军立即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一举平定天下。
“汉奸”文臣的心思可以理解，如果让南京政权抢占先机，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后再想与南方的亲友相见，可就是“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了。（可以对比如今的朝鲜、韩国。）
另外，如果不拿下东南这片富饶之地，仅凭北方的经济水平，是极难支撑一个政权生存的。南北经济水平不对等，北方需要南方“输血”。
尽管“汉奸”文臣们一再怂恿，但多尔衮依然“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多就是派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的“接管”，他想看看南京政权到底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此时，如果弘光政权能够积极响应前明官绅的“复辟”，命令四镇总兵北上，迅速接管山东、河南，必然能对清政权形成威慑。双方再行谈判“联合平寇”，南京政权无疑将掌握至关重要的筹码。
一味贪图享乐的弘光政权实在是无可救药。对于黄河流域出现的契机，南京朝廷不过是在六月下旬，象征性地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邱磊为山东总兵。但是，王燮、邱磊打死也不去上任，原因很简单——没兵。没有军队，到兵荒马乱的地方去上任，这跟上刑场有什么区别？
弘光政权的无能让多尔衮欢喜异常，既然南京都是一群草包，清军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七月二十八日，已经摸清底牌的多尔衮移书史可法，俨然以正统自居，敦促南方立即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清政权已经将“一统天下”作为终极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派出多少和议使团，携带再多的金银财宝，都只能是羊入虎口，自讨没趣了。
“直把杭州作汴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题临安邸》
一位生活在南宋时期的诗人，以相当直白的语言，将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南宋朝廷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这位诗人生活在南明，目睹一下弘光朝廷的“丰功伟绩”，他恐怕很难有心情写出虽是讽刺但不失美妙的诗句，而是直接送上一个字： “呸”。
一个新生的政权，对外软弱无能，被敌人嗤之以鼻，对内横征暴敛，官场一片乌烟瘴气，腐败到了极致。对于这样的政权，如果不能说脏话，还真是无话可说了。
弘光政权控制着南方，而富庶的江南向来是明朝重要的税源地，常年通过漕运给北方“输血”，为朝廷的日用开支和北方“平寇”、“平虏”提供财力支持。如今北方已经被别人给占了，“平寇”、“平虏”都成泡影，想“输血”也输不成了，江南的缴税任务理应减少很多。
朱由崧初就监国时，有大臣提议降低赋税来安抚百姓。但是，史可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今天下半坏，军饷繁费”。
史可法判断得很准确，自恃有“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个个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作为督师，优柔寡断的史可法对四镇总兵始终采取“绥靖”政策，一味投其所好，姑息迁就。史可法甚至多次给朝廷上疏，带头帮着四镇总兵要钱。四镇总兵又不知好歹，拿钱的时候相当积极，干活的时候既不出工也不出力，在史可法的纵容下纸醉金迷，挥霍无度。有这样的军队，再多的钱也会被烧光。
时任弘光朝廷都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就军费开支算了一笔账：
武昌的左良玉有五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万两；
江北四镇各三万人，共计十二万，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京营六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二十万两；
其余八镇共十二万人，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南京政权的军队总计三十五万人，每年的军费累计七百万两，另外还有各级官员的俸禄和朝廷的日常开支。
那么，南京政权每年的税收是多少呢？在没有旱、涝、虫等灾害的情况下，满打满算六百万两。
工部、户部在十一月提供的数据显示，朝廷的赤字已达二百二十五万两，户部库存现银只剩余一千两！
弘光政权守着江南这个“聚宝盆”，却在建立仅半年之后，财政就恶化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吃惊。究其原因，除了史可法帮着四镇总兵狮子大开口以外，还有以弘光皇帝朱由崧为首的君臣们终日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功劳”。
朱由崧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大概是想补偿一下自己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上任伊始就大肆选淑女充实后宫，筹备大婚。
南京司礼监秉笔太监韩赞周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声势浩大地在南京、苏州、杭州 “选秀”，公然派人在全城搜罗，“挨门严访淑女，富室官家隐匿者，邻人连坐”。凡是有女子的人家，都用黄纸贴上，抓起就走，“街坊缄口，不敢一诘”。内官田成等人伺机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朝廷四处抓女人，老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了“少女自刎、母亦投井”的悲惨事件。尽管有少数人躲不起，死得起，但大部分人还是想保女儿又保命，于是不分昼夜地拉郎配，呈现了一片“道途鼎沸，不择配而过门”的热闹景象。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真是家家有喜事，处处是洞房，日日寻男子，夜夜有新娘。一时间，男人都不敢轻易上街，担心稀里糊涂就成别人家的女婿了。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朱由崧“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导致“国用匮乏”。
更加耸人听闻的是，马士英、阮大铖还将妓院抓来的雏妓进献给朱由崧，精力充沛的朱由崧一晚上就让两名雏妓殒命。（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
总之，正如时人张岱所说，朱由崧是汉献帝、蜀后主、隋炀帝“灵魂附体”的“极品”。（自古之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在朱由崧这个“光辉榜样”的率领下，满朝文武除了史可法、陈子龙等极少数清廉官员以外，绝大部分也是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
在腐化堕落方面，马士英一点儿也不辜负“百官之首”的身份。除了接受下级贿赂以外，马士英还将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公然卖官鬻爵。弘光朝廷虽小，但官员却是多如牛毛。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中书遍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史可法后来也承认，弘光政权的官员确实是多得令人发指：“人人可以剥商，商本尽亏。新征不已，利归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实自受之。”
首辅马士英如此，以“南混”为主体的下级官员当然乐得上行下效，在城内的官宦府邸，终日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原左中允余煌在一封书信中记载了这样的景象：“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
在这种情况下，税赋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很成问题，更别说花钱打仗了。
愤青的无奈
家贫出浪子，国弱多愤青。
弘光朝廷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正直文臣的极大忧虑与无比愤慨，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是“愤青”中的一个。
陈子龙（1608～1647年），字卧子，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北京沦陷后，陈子龙在吏部右侍郎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原职效力于弘光朝廷。
陈子龙是明末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上海的“徐家汇”来源于此人）的门生，被誉为“明代第一词人”。如果都不认识也没关系，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颜知己——秦淮名妓、女诗人柳如是，这个人总该知道吧？
柳如是与文人走得比较近，特别是跟陈子龙情投意合。从崇祯八年（1637年）春开始，两人在朋友提供的“红楼”中过上了同居生活。由于受到陈子龙家人的阻挠，加上“相爱容易相处难”，两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柳如是最后嫁给了愿意明媒正娶她的东林党人钱谦益。
在“红楼”同居的蜜月期，两人通过诗词交流感情，留下了诸多唯美的名篇，也成就了陈子龙“明代第一词人”的美誉。
据说，《红楼梦》里的“绛芸轩”就是从柳如是居住过的“绛云楼”演化而来，还有“终身误”、“枉凝眉”两首词，也源自于柳如是对陈子龙的深深思念。
扯远了，继续“愤青”的话题。
作为兵科的言官，陈子龙并不打算跟“南混”同流合污，而是殚精竭虑地为国效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筹划，陈子龙提出了一整套富有远见卓识的国防策略。
在六月十九日的上疏中，陈子龙率先提出了募练水师的倡议。陈子龙认为，“君父之仇不可不报，中原之地不可不复”，而要光复故土，首先应确保江淮稳固，作为“中兴之根本”。东南一隅想要固若金汤，水师无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国防力量。陈子龙向弘光皇帝建议，朝廷应迅速任命专人、拨出专款募练水师，以备不时之需。另外，陈子龙还提出了具体的人选和方针，并保证“一月之内，可以就绪”。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陈子龙的提议并非异想天开。此前，松江知府陈亨已经开始在筹办船只和士兵。山阴知县钱世贵等人已购买三十五艘沙船，还招募了一千多士兵。如果朝廷出面招募，必然能够得到各方的响应，迅速成军。另外，明朝在兵器、造船、火炮方面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能够为水师提供最具杀伤力的火器配备。
有此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旦弘光政权的水师建成，对清军的威慑必然是非同寻常的。清军长期在关外作战，以骑射和陆战见长，却不习水战，更谈不上有什么水师。与此相反，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却是以水战见长。新组建起来的弘光水师既可以协助四镇和京营防守淮河、长江一线，又能从海上突袭敌人后方，令清军始终担心后院起火，难以放开手脚、大举南下。
陈子龙虽然官阶不高，但洞察力是极其非凡的。后来，郑成功能够凭借自己组建的武装船队与清廷抗衡多年，充分证明了陈子龙的远见卓识。
遗憾的是，陈子龙“扬长避短”的正确方针，尽管得到弘光皇帝的“充分肯定”，也表示采纳推行，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原因很简单——没钱。钱都被朝外的四镇和朝内的君臣挥霍光了，哪有闲钱给你造船划水玩儿？
谏言未被采纳，陈子龙并未就此罢休。此后，陈子龙又批判了弘光朝廷坐视河南、山东陷入权力真空而无动于衷的愚蠢行为。陈子龙认为，弘光朝廷如果不北上，错失良机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将彻底丧失在前明官绅中的地位和威望。陈子龙直言不讳地说：“天下豪杰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贼，则群然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建议由弘光皇帝朱由崧“御驾亲征”，率师北上，并提出了具体详细的进军路线图。
不出所料，这封奏疏依旧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除了陈子龙以外，同为科道言官的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也对时局忧心忡忡。七月初二，章正宸在上疏中直言：“今日江左形势，视晋、宋为更难，当事者泄泄偷息，处堂自娱”，文臣忙着捞财，武将忙着私斗，到处都是一片暮气沉沉，乌烟瘴气。
章正宸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弘光朝廷应该迅速发兵北上，与山东、河南、河北的官神“齐心协力，互为声援”。
但是，章正宸的正义之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马士英等实权派的忌恨，将他由言官改任大理寺丞，“实夺其言路”，章正宸愤而辞官。
八月十八日，陈子龙再次上疏：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几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
次月，心灰意冷的陈子龙带着对弘光朝廷的无比失望，黯然去职。
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吏科右给事中陈燕翼在奏疏中写道：
“今奴、贼相持，胜负未决，中国之利正在此时，行间将、吏，不闻一筹一策，用间用奇，而但知张口向内添官索饷。”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愤青太多，而是愤青们深感多说无益，没有愤的激情了。
在陈子龙等人看来，弘光政权已经无可救药，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这个时间不是由阎王决定的，而是由清廷决定的。
摸清了弘光政权的底牌，所谓的“和议”破产后，北京的多尔衮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