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海上花》时我常常联想到《红楼梦》，作为一个显然是有着颇大文学野心的小说家，韩邦庆毫不掩饰自己是曹雪芹粉丝的身份，然而与其说他是模仿，不如说是致敬——这二者的区别在于：模仿的人一般都忌讳让人看出来，恨不得人家以为是别人模仿了自己，而致敬却是“我为着我的心”，生怕别人看不出来。
腐朽与现代性并存的时代——《海上花》里看晚清
鸦片与小脚
《海上花》所描述的时代，乍看之下完全是延续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腐朽沉重而行将崩盘的旧中国。首先扑面而来的是一片毒烟迷雾：
鸦片盛行到了令人惊骇的地步——长三堂子幺二堂子都有随时免费招待自不必说——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下等的花烟间像王阿二家，是同时出售女人与鸦片的地方；另还有专业特色的“烟吧”——如李实夫每来上海必去的那个花雨楼烟馆，里面还可以打野鸡，便宜实惠，是他的最爱；旅馆里竟然也配放烟盘，敞开供应，就像现在有的宾馆房间放避孕套，想必是退房时一并结账。张小村与赵朴斋住悦来客栈，张小村还嫌花烟间的烟不好，要回去客栈抽；赵朴斋的妹妹赵二宝进城寻哥也住悦来客栈，她贪玩的闺密张秀英就说：我们来吃筒鸦片烟。
赵二宝呵斥她当心上瘾！却还是半推半就跟着吃了一筒。次日赵朴斋无事，“私下探得那副烟盘并未加锁，又偷吃一口，打几个烟泡。”
鸦片俨然成了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连陶玉甫这样有识的公子都相信它能治病(估计是麻醉的效果能够减轻病痛，以讹传讹，算是那时的伪科学），建议他柔弱多病的心上人李漱芳吃吃，寻寻开心。倒是李漱芳的妹子、小小的李浣芳一语道破：“你瞎说！谁教姐姐吃鸦片烟？吃了鸦片烟更不好了！”小孩子眼睛亮，不迷信，这应该是她自己观察得出的结论。
抽鸦片的中国人的姿势是一种令人震动的姿势——如果看过近年出版的那些“老照片”主题的书——抽鸦片已够颓废，还要躺着抽——看上去真是病态、绝望。
就是以这样的姿势，《海上花》里形形色色的人们，甚至洋务官员王莲生，一个代表着浸染了西方文明进步、拥有最新知识与思想的人物，也抽，还是最大瘾者之一。
这大概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全新”景象——《海上花》
始发表于1892年，据胡适考证，系作者韩邦庆据其亲闻亲见而写——韩邦庆出生于1856年，就算他十六七岁开始混堂子好了，和小说中赵朴斋、朱淑人差不多的年纪——那小说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1872至1892这20年间——在小说中浓缩成不到一年的时间。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紧跟着又是一场接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什么地球角落里的无名小贼的国度都敢来宣战，曾经的天朝上国频繁被打无比狼狈。一个令人沮丧心灰的时期。
而女人们仍踏着“似脚非脚的金莲”，身体在层层服饰的重压之下——晚清的中国“时装”的用料与装饰繁复均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如张爱玲在《更衣记》中介绍的，“小袄，中袄，大袄，三层上面还要再加背心。”务要打造“宽袍大袖、端凝的妇女”——大概就是《海上花》书中多次提到的，最受男士欢迎的“人家人”（良家妇女、淑女）的气质。袖子襟子下摆几绣几镶几滚——据说最多有十八镶滚的，“袖上另钉着名为‘阑干’的丝质花边，挖出镂空福寿字样”——第四回里周双玉试穿“新衣”伸出手臂比划袖子长短要用另一只手帮忙托起来，张爱玲注释“可见沉重”。追求精致讲究几乎到无聊，不知是相信还有无尽的岁月可以慢慢消磨，还是存意发展极端，过把瘾就死——都是崩溃之象。
西风东渐
正如我们的历史课本所说的那样：“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带着痛苦与屈辱，但毕竟还是打开了；踉踉跄跄，别别扭扭，勉勉强强，终算是与世界接上了轨——尤其是上海作为发展最快的通商口岸和最大的租界——《海上花》第一章作者花也怜侬跌落的地方，也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叫作“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即着名的法租界与“华界”之交接处——更呈现出某种从未有过的新气象。透过鸦片的迷雾，我们同时看到的是一个隐约初现的现代社会。
许多新奇的外来洋物什——“国际品牌”、“进口商品”——出现：
从赵朴斋第一次访舅闲谈、被天然几上的自鸣钟敲响报时的声音打断开始，洋灯，自来火，入夜的黄浦江边“两行通亮的灯火”；吴雪香与葛仲英所逛的陈设各色光怪陆离新机械新玩意的洋行；药水龙——消防用的高压水龙头；屠明珠寓请客摆出的外国糖果饼干，榛子果仁，牛奶咖啡，手绢叠成花朵样式插在高脚玻璃杯里；促请黎大人返回杭州的电报；赵二宝的日本花布包袱；一笠园里同水烟旱烟一并摆出供众享用的雪茄烟；更有神奇的天文望远镜——琪官瑶官两个小丫头所讨论的“看星星月亮的家具”，“有了它，太阳都可以看。”
现代商业行为与观念的深入：有了彩票——陈小云经营的“吕宋票”；有了保险——官老爷王莲生的财产即是买了保险的，所以眼见火灾快烧到王公馆门口了，陪同的陈小云还十分淡定地叫他不要急，说买了保险嘛怕什么，王莲生笑说我知道是不怕，只是不由得急——可见保险公司的信用和经营还不错；稍有些资历和积蓄的娘姨也都有所在堂子的带档（相当于公司入股）——这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也算得上是“有胆有识”之举。
新闻够八卦，而且够快——当红女星姚文君应承了与赖公子的约会而先赴“老旗昌”某客人叫局，席间因有口角得罪，这位大爷竟扬言纠人报复，姚文君吓得连夜逃走，这是头一天夜里的事情，隔一天就上报纸，出街了。当然这是假的，是炒作——利用传媒——为了避免有水师军队背景的赖强缠。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那时上广东酒楼吃粤菜也已经是时尚高档的消费，“老旗昌”装修之精美华贵，“宝光外露，精气内含”，令作者一番大书特书——而对其他酒楼如“聚丰园”“保合楼”“壶中天”等均是一带而过——张爱玲加注说广州是外贸先进，七夕之夜齐大人家那场水准不亚于深圳世界之窗或香港迪士尼的烟花汇演，也是他家师爷“佣募粤工”指导制作——在那时即已是“开放”和“进步”的窗口了。
现代都市与移民城市初现
在这个充满了大量新玩意、新事物的背景之下，人——人物——更令到上海的舞台更生动起来。繁华的舞台好像一个磁场，吸引着各地的人不断前来——“下层社会”的，自然首先是近乡的农民。单是赵朴斋，他全家三口都出来了。另还有他的邻居张小村、张新弟、张秀英、吴松桥。与他私订终身的未婚妻巧姐也是被她舅妈小妹姐带出来打工的，最开始在卫霞仙家做事，一个月薪水一块洋钱，好不容易攒足三块寄回去。
赵朴斋的舅舅洪善卿是早来上海闯荡的，已然小成气候，自主创业，开个店子，但还没买车——私家轿子；那时置个私家轿班比现在置个车当然费劲多了——出门只能现打个“的士”——人力车。洪善卿巴结往来的那些“上流社会”的官商贵人，除了朱家兄弟、陶家兄弟等系本地世家子弟，王莲生、罗子富、葛仲英等人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
更不用说那些长三幺二的倌人以及更次等的野鸡，出身来头定是更为混杂——赵二宝入住史三公子公馆度假，却对赵朴斋交代如有客人叫局，就说回苏州几天。张爱玲注释说这意思便是回老家几天，因为传说苏州出美人，当时妓女以苏州人氏最为高级——至于是不是真的从苏州来，以及到底从哪儿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些无根无由的人们，脱离了原有身份的制约或者说保护，在这样一个充满商业气息、无所不能交易的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和这个世界一样面临着转型与裂变。赵二宝到上海没多久就“自愿”下海勇闯娱乐圈、结识金龟男、“差一点”就嫁入豪门，这在她原来的环境里是不可想像的。众多倌人之中除了偶有几位厌倦而思归者——归于“正途”，那原应该是所有风尘女子的愿望吧，例如喜欢把“嫁人”挂在嘴边的周双珠，“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的李漱芳，自称“过一天算一天”的孙素兰——更多的都是坦然面对——面对自己的职业。甚至千年万年地打算，如成功赎身并自立门户的黄翠凤，布置起豪华小洋楼“水晶宫一般”的屠明珠。
赵二宝下海也是缘着受这份看似风光的有前途的职业的吸引。她开业“挂牌”的红纸是她哥哥赵朴斋亲写了贴上去的——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他们的舅舅嫌丢人，要断绝往来，赵二宝说：“他做生意，比起我们开堂子做倌人也差不多！”——洪善卿帮倒卖珠宝古玩的庄荔浦牵线，替王莲生的女人们买办东西并协助调和她们之间的矛盾；周双玉与朱淑人看对了眼儿之后也要靠他引领拉拢，分手时周双玉敲诈朱公子更离不开他的操作。似这般忙忙碌碌，他也不过是在出卖自己——人活于世，无不如此，或出卖头脑魅力，或出卖肉体体力。的确是“差不多”！
一切为了生存，一切为了利益。爱情可以成为敲诈的手段。至亲可以不再相认。所谓朋友大半也是交情甚浅，说不定还暗藏拆梢与机关。人情渐稀，礼崩乐坏。然而这其中也不乏天真至性的追求——虽然很珍稀。这样的人来人往令到这个地方不再只是一个普通意义的热闹繁华所在，而是一个充满了飘浮感，充满了危机也充满了生机的城也许这就是过去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的现代都市和移民城市的雏形，一如今天我们的北京、上海、深圳或者其他什么城市。
而那些鸦片缭绕、觥筹交错的寻欢作乐场面所弥散出来的情绪，也许更像是一种绝望的世纪末情绪。这一切令我们既感“新奇”，又感“亲切”。“新奇”的是印象中最为腐朽没落的晚清时代居然是一个在某些地方颇为现代的社会，“亲切”的是它某些方面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不无相似。《海上花》讲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性并存的特殊背景之下，围绕着把势里——风月场；可类比今天的娱乐圈、时尚圈、公司职场甚或任何行业领域的关系圈、名利场——所演出的种种人生抑或还有爱情的故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生活，也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可以看到别人，也可以看到“自己”。《海上花》是一本珍贵和有趣的书——对今天的读者可能尤其如此。
悲剧的定义——从赵朴斋一家谈起
赵朴斋是《海上花》表面上的主人公，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就是他。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介绍是“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并及烟花。”胡适也说“主脑的故事是赵朴斋兄妹的历史，从赵朴斋跌跤起，至赵二宝做梦止。”却显然只是被作者利用来启头并穿针引线，贯穿全局——对于作者所描述的主体环境，赵朴斋及其家人是“外来进入”者，以他们的眼光和际遇，可以更好地丰富这部小说（作者对他们本身倾注的兴趣与感情并不大——倒不是着墨多少，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倒也不紧要。再客观公正的作者也会有偏私）。
赵朴斋作为一个年轻男性，一到上海即被十里洋场的风花雪月迷得晕头转向，先是他舅舅洪善卿出于应酬和摆谱的需要领去幺二堂子认识了个陆秀宝，随后又被同乡张小村介绍给花烟间热情的野鸡王阿二——张小村本和王阿二有过几腿，另还欠着些账没结清，现差不多了便想把这件“湿布衫”甩给他——他果然就上钩了。是夜，想想陆秀宝的妩媚，想想王阿二有情——人家会对他有情！
然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刚从乡下出来、涉世不深、家境虽败却尚不算赤贫，没吃过什么苦头、意志薄弱的男孩子也实属正常。更加上在陌生的城市的环境里，没什么人指导帮忙，提供依靠——他唯一的亲人是他的舅舅洪善卿，他一上得城来即登门拜访了，说明此番到来是想寻点生意做做；然而洪善卿却是个一等一的精明世故人物，虽然交游广阔，颇有人脉，却不肯稍动动来帮他联络，因为对自己没好处，等于白浪费自己的资源，只怕还惹些麻烦，不插手比较好——把话岔开了；后眼见外甥流连沉迷花丛，几番劝说帮助无效之后立刻与之划清界限免得被沾上，塌台——亲戚本不过就是没有选择的被命运强加的关系罢了，能够互相利用——互相帮助——倒也罢了，要不就只能看缘分、看情分，所以说起来洪善卿也是情分尽到。至亲如此，就不能怪人家同乡张小村骗他不仗义——和现在一样，社会新闻里受骗上当的民工似乎也都是被老乡熟人下手。
很轻易地，赵朴斋掉进了这个城市为男性设置的陷阱里。而紧跟着，他的妹妹为了找到他从乡下来到上海，又掉进了这个城市为女性设置的陷阱里——沦落风尘（当然赵二宝是聪明能干的，和她不争气的哥哥赵朴斋不是一个档次，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过自以为是了）。首先诱骗了赵二宝的是个本地公子哥儿名叫施瑞生。他正好也是先前把赵朴斋几个小钱诈得光光的幺二倌人陆秀宝的“男朋友”——两个干柴烈火势均力敌“好手段”的一对男女。赵家两个孩子，既失去了原有的身份，也没有家族背景的保护，又不能抵制欲望的诱惑，只能成为这一对狗男女的玩物，成为被践踏的底层人物。
在这里，现实是残忍的。如果这书是为劝世而作，那么劝世的意义确实也是十分深刻的。但在作者平淡的笔触之下，可能普通的读者根本不会注意到——很容易忽视或以为自然而然。劝世是个光荣而正确的事情，作者有必要如此隐晦不动声色么？也许在开篇例行的冠冕堂皇的声明之下，他根本就没有劝世的兴趣，也没有同情的感情，他只追求真实生动地写出人情世态与世事。
作者通过对赵朴斋着装变化的描写来表现赵朴斋及其一家起伏的际遇——通过旁人尤其是其舅洪善卿眼中看去——显然大家看人都是第一先看衣服，正所谓是“只敬罗衣不敬人”，颇有意思。
第一回赵朴斋“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甯绸马褂”——这是刚进城时，作为从乡下尚是小康体面人家出来的他。被人撞跌，衣服弄脏了，还要“细细的擦擦，擦得没有一丝痕迹。方才穿上，喝一口茶，会帐起身”——继续访舅。
堂子里“开宝”受了骗，很快被敲诈了几个小钱，到第二十四回就成了这样：“穿一件稀破的二蓝洋布短袄，下身倒还是湖色熟罗套裤，趿着一双京式镶鞋，已戳出半只脚趾。”
（第二十九回）终于见着亲人——为着寻他而来的母亲和妹子，此时他已经是“穿着七拼八补的短衫裤，暗昏昏不知甚颜色，两足光赤，鞋袜俱无，俨然乞丐一般。”
（第三十五回）有了转机：“身穿机白夏布长衫，丝鞋净袜，光景大佳。”
（第三十七回）的行头更时髦起来：“……穿一件雪青官纱长衫，嘴边衔着牙嘴香烟，鼻端架着墨晶眼镜，红光满面，气像不同。”此时赵二宝正式落堂子做倌人，新张大吉，生意兴隆。而就在这一回末，赵朴斋吃饱无聊，再寻土鸡王阿二重联旧好，事毕却被她夺下他的长衫，到底敲了十块洋钱的竹杠去——也是这件纱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