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二十年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缴出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缴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缴不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
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他给了这个学生最高评分。
这位老师，就是国民党员吴俊才先生；这个学生，就是“党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师生缘份，都随走出校门而结束，但像吴俊才先生那样继续帮助学生的老师，却很少有，一如像我这样继续研究老师著作的学生也很少有一样。
吴俊才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在普通公寓里，很穷；我现坐“党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吴老师家前面豪华大厦里，很阔。我因为经年累月不下楼，大隐于市；又因为水深浪阔，不愿给吴老师不方便，所以一直疏于礼数，不去看他。去年他礼贤下士，大驾光临，我说：“古人‘天涯若比邻’，老师和我，却‘比邻若天涯’！”吴老师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见怪。
吴俊才先生，学者、专家，尤精于印度史，受了他的启迪，我对印度史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的时候，看书无算。其中一部大书，就是看了又看的吴老师名著——《甘地与现代印度》。这部大书功力极深，有志之士，人人该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会搞宣传的书局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因为我在牢里读这部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统计，甘地共坐了两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着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s one as this o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分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惟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着出去了。”
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 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着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藉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页九一）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二六四）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面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一四三——一四四）……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古名言：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in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后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无为先生传
——以“无”字为典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但知家世无为，兄弟三人，长兄无智，次兄无能，先生行三。人们说他来自庄子里面的“无何有之乡”，并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无声无臭的无为主义者。
先生的双亲也是无为主义者，所以无为先生的无为作风可以说是遗传的。他的双亲本来没有要生无为的积极意思，可是花落偶然结子，无为先生就在无所谓的气氛下生出来了。他的父亲是王充孔融的信徒，很相信“父母于子无恩”的理论，不但如此，他甚至觉得做父母的有时候对儿女感到抱歉，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无立锥之地的穷措大，无衣无褐无路求生，却又生了这么一个“无愁天子”，实在更无计可施了。
幸亏无为先生的父亲深信黄老哲学，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他却说“我无为而儿自活”，他相信只要做父母的无为而活，做儿女的就一定会无忝所生。
果然无为先生不负他父母所望，无为先生才二十五岁，就当选为无何有乡的乡长了。这种名位对别人说来是无妄之福，可是对他说来却是无可无不可的劳什子，所以他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官儿，他居官之道是“无适也，无莫也”，对复杂的公文他无挂无碍，对棘手的问题他无忧无虑，对人事的考核他无誉无毁，对筑桥修路他无所为而为，一切都顺应“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大原则，他深信如此必可无往而不利。
可是，人间的事经常为无中生有，好人经常遭到无妄之灾，居然有一些无聊透顶的人向无为先生开始无的放矢，说他“无佛处称尊”、说他无法无天、说他贪得无厌、说他无耻之尤……由于他们诉诸于暴民情绪，无为先生只好挂冠求去，以达到他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愿望。
无为先生本来就无心出岫，如今也正好落得无官一身轻，可是那些漫无心肝的男人们、粗识之无的女人们，仍不放过他，他们造他谣言，使他无地自容；唁唁狂吠，使他无地可避，虽然他内心无愧无怍，可是他知道他自己被乡长这个职位毁了——他根本连“治”都大可不必，又何须“无为而治”呢？苗本无恙，又何必助长呢？无路可走无聊极思之余，他写了两首忏悔诗：
大智若愚非常道，
大巧若拙非常名。
天下至柔莫如水，
老氏大象总无形。
关尹逼人成绝作，
老聃原是我本家，
千古真言流余沫，
佛头着粪莫拈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