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一近中年，最怕人问起年纪。男人一到中年，怕人问起事业。若在一座什么厂当四级工人，10年前答得气吞山河，现在就含混不清有如暮色一般叆叇了。所以时下经理主任的名片像透支的信用卡在炎凉人世翩翩飞翔着。
中年，尤其是知识分子，有一个话题在舌尖烫着，在喉眼梗着，在心头上坠着，那就是职称。儿子的提琴教师原是天津音乐学院高材生，在某省歌舞团任了12年首席提琴手，不久前引进到厦门，虽然有一本挺轰动的专著，但据说，“48岁尚年轻”没有被评上副教授。他仍是勤勤恳恳给学生授琴，若要听人谈到“职称”两字，他那无懈可击的提琴往往走半音。
我不怕人问年纪，虽然我已届中年好久。其实我也和一般女人那样俗气，每每想到青春不再便要嗞嗞倒吸冷气，不过，文艺界同行大多知道我的真实年龄，想要进行涂改都没门。后起的新秀们估摸我是老三届那一拨的，猜测过去误差不出6岁之间，对于这些文学淘金者们，30来岁和40来岁不就是一码事吗？
青年诗人吕德安获准去美国，他的“圈友”们为他饯行。我和安有近10年亲密无间的友情，众所皆知，因此专程请我参加。人太多，桌椅弃之，大家席地而坐。搜罗各色容器，连小花瓶也用来当酒盅。虽是寒冬，电饭煲涮着极老的牛肉，撕啃着梆硬的鸡爪，吃得大家一层层剥衣服，还拿道听途说的“过番”笑谈来下酒，好不快活。不知谁竟怀旧起来，论资排辈，比试之下，公推吕德安最老，因过下个月他就30周岁了。
我心中明白，这些年轻人不再把我列入其中。突然就无味起来，还得依然故我慈祥地笑着，像个圣诞老人，坐在孩子们中间。
真正心痛的是回到自己安静的小屋里，那是我为响应伍尔芙的号召，在福州争取到的一小套写作间。小客厅的墙上挂着吕德安的水粉画，这画色块斑驳，所有人都看不懂，我也一样。但我仍力排众议，将它挂在显著的位置，一如安的友情于我。
青年时期整个覆披友情的浓阴，群鸟啁啾。热情、盲目、善良、友情一直挥霍不尽。渐渐地，就变得冷静，挑剔而且世故了。这时候交新朋友再不能往心里去。人来了又走了，你含笑惊讶他的才气也欣赏他的弱点而已，没有切肤之感。情愿和老朋友翻烂芝麻，老朋友爱吹牛，有脚臭，还抠门，但就是亲切，十几二十年前早就原谅的呀。
立秋一过，友情这棵树上，越见凋零了，因此中年最揪心的是朋友离去。去了一个便永远少了一个，友情的“补员”总是编制有限。
安是我那仅存少数几片叶子之一，这一漂洋过海，立觉萧瑟，由此推及广州、厦门、北京各地老而又老的朋友，或香港、或日本、或欧洲。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想必孤单，因为在熟悉的土地上我还孤单着。我们多年苦苦寻觅的，难道就是这个吗？
不禁悲从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