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不仅让中国经济保住性命，还让中国经济茁壮成长那么2012年中国实行怎样的投资战略？我们的答案是为加快城市化进程而进行大规模投资，这种投资不仅绝对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不会留下后遗症。
2012年中国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由于需求不足形成的产能过剩，而城市化就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最好途径。以中国的钢铁过剩为例，人均400公斤钢铁，发达国家达到了人均1吨钢才算完成工业化，难道中国的钢铁已经过剩了吗？在城市建筑10层以下的住宅，每平方米需要30公斤钢材，10层以上则需要70公斤，如果给上亿个农民工家庭提供高层廉租房，中国能消化掉的钢筋、水泥会是个天文数字。还有中国的电力现在大约是人均600瓦，发达国家是1500瓦，美国是2500瓦，中国的发电产能实际上是落后的。因此只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提上去了，中国企业就不仅不用愁销售困难，还能继续扩大投资，增加生产。
王建对此有个很简洁的概括：“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大家想想，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特色在于“自给自足”，农民们甚至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总之，农村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不发达的，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城市。你只要生活在城市就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在靠别人活着，靠别人发电、开公交、卖菜、理发、卖衣服、提供宽带……“城市化创造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体现。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这就导致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国内消化不了。从中国的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占总人口2/3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2008年只有700美元，生产力严重超过购买力。中国的出路就在于把城市化水平较快地提升上去。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在3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是55％，人多地少的东亚地区是75％，而今天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只有大约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强调，2008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57%是“有水分的”。中国的15亿农民工尽管被统计进入常住城市人口，但仍是“伪城市化”，因为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住在人均只有两三平方米的工棚，他们有点钱也尽量减少消费寄回家，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去购买家具和电器，他们在农村还有宅基地。还有5000万农民是因为“县改区”被统计成了城市人口。这种“伪城市化”只会起到误导决策的作用。
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落后呢？新中国成立前30年国家重点建设军事工业和重化工业，但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哪来的钱搞建设呢？主要是靠长期保持庞大的农村人口，获取“剪刀差”（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所以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只有工业化没有城市化。1978年从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业劳动者人均资本拥有量看，中国已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GDP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从农村人口比重看，却只相当于人均200美元国家的水平，这就是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是缺钱，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这样就节省了城市化成本。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依旧存在。
中国城市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落后性都已经很清楚。接下来我们看看城市化到底能带来多少投资。
王建测算，在2003年～2007年这轮投资周期中，中国向城市投资了50多万亿元，而同期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亿人，即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就要吸纳50多万元投资。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的专家在考察中国农业时就指出，以中国的耕地面积和所使用的耕种、排灌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工业化投入物，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了。今后20年，中国的人口会超过14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近90%，13亿人生活在城市，新增的85亿城市人口可以带来400多万亿元的投资。
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基本弥补“城市化欠账”，把城市化率提升到近70%，即把城市人口增加到9亿以上，就需要250万亿元投资，这相当于2008年投资额的15倍。城市化带来的当然还有消费扩张，因为中国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额是农村人口的3倍多，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国每年的消费额就能增加10万亿元。而在2008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这意味着即使2012年及之后数年中国的出口逐步下降，中国的出口企业也可以把卖不出去的工业品和消费品在逐年扩大的国内市场销售。
因此，城市化不仅使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有了保证，而且绝不会造成产品供给过剩（城市化的本质是创造需求，正好消化中国过多的产品供给）。放眼世界各国，能用一个战略保证十年增长恐怕只有中国了！
除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之外，城市化还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极大地缓解中国的贫富差距（据最近社科院人口所的一项研究，中国的贫富差距有60%是城乡差距造成的）。对此我在《80后命运书》中已有相关论述：
联合国确定的国际贫困线是每人每天消费支出2美元，也就是说，一年消费低于人民币5000元的就算贫困人口。农民不习惯当“月光族”，不会把一年挣的钱全部吃光用光，消费之外总得留点钱，那么平均一个农民一年挣到6000多元才算脱贫。但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7606元，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大部分中国农民按国际标准来算依然是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说到2008年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是4007万，广大农民“被脱贫”了。
广大农民的贫穷充分说明了留在农村、发展农业很难致富。道理很简单，假设2010年全国粮食、猪肉和水果大丰收，产量增加了一倍，那你会比2009年多吃一倍的大米、猪肉和水果吗？既然大家的食品消费比较稳定，那么粮食、猪肉和水果的生产过剩只会导致大幅度降价，这对农民来说，就是个灾难。来看《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繁忙并不意味着丰收，‘一窝蜂’的种植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交易市场内外，到处倾泻着因为来不及出售而腐烂的橘子堆。在距离镇政府不到5公里的荣村，村委会副主任戴兆楷一脸灰暗，‘我种了十几亩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现在算算，卖掉这些橘子还要亏十多万元。’”所以，单纯地发展农业是拯救不了中国农民的。
王建认为，农民增产不增收是中国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口在增长，耕地却在减少，粮食增产越来越多地依靠农业科技和工业化物资的投入，这就会不断提升投入成本，降低农业的利润。中国农业物耗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30％上升到目前的45％左右，但农村户均耕地只有7亩多，负担不起这么高的成本；美国农业的物耗投入比中国还高，但由于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占有耕地2400亩，所以仍能保持高收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农”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率日益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90年代是中国农业物耗急剧提升的时期。
进入城市打工收入可以提高三五倍，大部分中国农民的出路只在城里，这就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出现“民工潮”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让15亿农民工能真正在城市安家，国家投资给他们提供廉租房。他们在城市真正住下来了，才真正像市民那样成为消费者；他们的下一代才能在一个城市完成质量较高的教育，中国的未来竞争力才更有保证。
中国积极推进城市化对选择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也是个好消息。中国政府很重视农业，近几年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给农业和农民花了很多钱，但由于是45亿城市人口在补贴9亿农民，每个农民拿到的钱就很少了，对生产生活没多大帮助。如果5亿农民成为市民，那就是95亿城市人口补贴4亿农民，形势就大大好转了。农民在农产品增加后也不愁会降价亏本，因为城市人口增加了5亿，农产品只可能是涨价而不是降价。韩国和日本到工业化后期，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收入高出10%左右，中国农民收入的大增长也是同样可以期待的。
总之，城市化不仅拯救2012年之后的中国经济，也将拯救9亿中国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