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烦恼在于它已经不再有敌人。
--蓬皮杜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1830年画。这是德拉克罗瓦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之一。画家以奔放的热情歌颂了这次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的革命运动。高举三色旗的象征自由神的妇女形象在这里突出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特征。她健康、有力、坚决、美丽而朴素，正领导着工人、知识分子的革命队伍奋勇前进。强烈的光影所形成的戏剧性效果，与丰富而炽烈的色彩和充满着动力的构图形成了一种强烈、紧张、激昂的气氛，使得这幅画具有生动活跃的激动人心的力量。
）第一节 无法妥协
如果不行，那就推倒重来
学者秋风说：法国的《人权宣言》所培养出来的，是好高骛远的国民政治精神。法国人把梦想当成现实的目标在追求。要么享有全部自由与权利，如果不行，那就推倒重来。当法国人对其政府的统治不满的时候，会走上大街，享受革命的狂欢。
无法妥协
法国人偏爱对一切事物都意见极端不一，这种态度也许来自他们对权力的热爱。在新闻里，在人们的谈话里，在政治里，在工商业，在日常生活中，及在劳动关系里，有人总赢，有人总输。至少在表面上，各种立场看上去总是无法妥协的。法国政坛曾一度长期处于总统来自右派、总理来自左派的状态。虽然这种局面本身是法国人自己投票决定的，但是他们依然对这种状态表示不满，认为是妥协的表现。
要闹就闹革命
一名法国改革派人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讽刺说：“我们法国人不喜欢搞改革，要闹就闹革命。我们的态度从来都是，要么一成不变，要变就天翻地覆。”
托克维尔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祖国：“法国是欧洲最聪明也是最危险的国家，无论崇拜、仇恨、同情还是恐怖，它总能激起人们某种极端情绪，但永远不会有人对它漠不关心。”
首当其冲的是对付自己人
从1789到1962年，法国人经历了五个民主政权、三个君主制、两个帝国及一个法西斯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都以暴力告终。历史上，法国人要对付大量的侵略者：汪达尔人、摩尔人、英格兰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还有德意志人。但是首当其冲的是要互相对付来自隔壁村、隔壁城堡、隔壁郡的邻居。法国人还为谁当国王而战，为教皇还是国王应有最高权威而战，为是否真的需要一个国王而战，为国王是否应该服从宪法而战，还有更多的理由。法国人为这些理由及不重要的问题互相厮杀过，有时残忍无比，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在宗教战争期间，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残杀，死伤不计其数，甚至到了相对平静的17世纪仍在继续残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是激发了接下来一个半世纪共和派对抗贵族、君主派及天主教的暴力。
巴士底狱里只有7个囚犯
提起法国大革命，最具象征性的大事件，大概莫过于解放巴黎最著名的巴士底狱了。它是关押政治犯的地牢，是罪恶的专制王权的象征；而砸开巴士底狱的牢门，象征着推翻专制王权和人民的解放。所以，攻占巴士底狱的7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
然而，革命民众冲击巴士底狱的目的，并非为了解放政治犯，而是为了夺取武器和弹药。1789年7月14日，当武装民众占领了巴士底狱后才发现，这里只关押着7名囚犯，而在狱警与武装民众的冲突中，双方的死亡人数却超过100人。
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攻打巴士底狱。
路易十六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其实是位相对开明而仁慈的君主，他的统治大大好于他的前任。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就欧洲而言，当时的法国并非王权压迫最重的国家，相反，它是封建压迫最轻的地方。
路易十六的开明和仁慈主要表现在：1，鼓励经济发展和实施公共工程；2，坚定地尝试改革，试图废除贵族特权和过重的税赋，虽屡试屡败却屡败屡试；3，国王尊重公众舆论，对政治异见者比前任宽容，迫害的残忍性也大大降低。他本人很少签署逮捕令，巴士底狱也因此变得空荡。路易十六甚至还准备拆除这座阴森恐怖的城堡，曾在1784年命令一名建筑师提出毁掉巴士底狱的规划。
在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后，路易十六也没有动用政府军进行镇压。7月16日，他在卫队保护下离开巴黎；第二天，他宣布重新召回曾被他解职的财政部长内克尔（因为这位部长曾在6月的三级会议上，力劝国王在三级会议中驳回贵族的抗议，宣布承认第三等级与第二等级具有平等的代表和选举权），金融界和中产阶级一片欢呼，巴黎的秩序得以恢复。7月18日，国王回到巴黎，他戴着帽子来到市政厅，帽子上也有象征大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徽章，以表示他接受新的市政会议。
他从市政厅回到凡尔赛宫，拥抱他的妻子、妹妹和孩子，他告诉亲人说：“很高兴，可以不再流血了，我发誓决不由我的命令再流一滴法国人的血。”然而，狂热的法国人却让他们的国王身首分离。
1793年1月16日，国民议会就如何判决路易十六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是361票赞成死刑、334票赞成缓刑。1月21日，一列武装卫队押护着载有路易十六的马车驶向革命广场。刽子手桑松剪去国王的头发，将他双手反绑在身后。路易十六很吃力地一步步走上又窄又陡的阶梯，在平台上站定，开始向面前的民众们演说：“法国人啊，我无罪而死。我宽恕所有送我走向死亡的同胞。我向上帝祈祷，再也不要发生我的血流在法兰西土地上这样的悲剧……”
但巴黎国民卫队队长桑泰尔高声喊叫：“鼓手！鼓手！”让行刑之鼓的声音淹没了国王的声音，紧接着沉重的砍刀瞬间落下。
随着断头台的刀刃落下，“共和国万岁”的欢声响彻整个巴黎，人们发狂一般地涌向断头台，用断头台上流下的血水洗手，甚至伸出舌头舔上一口，大叫：“卡佩的血可真咸！”人们把手绢、纸片、帽子、衣袖还有一切随身携带的东西涂抹上路易十六的鲜血，或者买下一束死者的头发、一张衣服的碎片，心满意足地带回家去。
嫌疑犯治罪条例
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位名叫美林德杜艾的法律专家负责制定“嫌疑犯治罪条例”，只要是主张温和的，甚至是对革命没有贡献的，统统都在治罪之列。雨果就此写道：“那个含义不明的治罪条例，使得断头台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第二节 非输即赢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比较
美国威廉姆斯大学法国文学与思想史教授苏珊·邓恩的近著《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采用比较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明快流畅的叙事风格，对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进行了历史学和政治学分析。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两场革命同样从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的启蒙理念出发，结果却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对“民主”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对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们从对这两次革命的历史反思中可以获得怎样的经验教训？
她认为美国革命是成功的，而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是一场流产的革命。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倒行逆施不仅导致其自身的毁灭，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后遗症，以至于到1871年法国人民仍不知道共和政府为何物。
在解释造成美、法革命不同结局的原因时，作者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人深受英国自由主义观念和宪政传统的影响，出言行事比较注重经验和讲求实际；而法国人则比较富于激情和幻想，并具有完美主义的倾向。第二，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接受非暴力政治冲突的观念，而法国人则将“团结”和“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第三，美国人始终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价值，而法国人则注重所谓“公共秩序”和“集体观念”。第四，美国人在构建新体制的过程中，主观上并不刻意标新立异，也不幻想“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自觉地采取一种务实的、渐进的改革思路，在探索中前进，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最突出就首先解决什么问题，结果走出一条具有“美国特色”的民主宪政之路；而法国人则汲汲于一种“全新的”创造与超越，不能容忍任何妥协和新体制的任何瑕疵，他们不但试图彻底摒弃法国的封建政治传统，而且拒绝参考英国宪政与美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结果，玄妙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追求“完美”反而导致改革无法起步，“法国特色”的民主宪政道路更是无从谈起。
38分钟里砍下21颗头颅
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中，巴黎就有1343人成为段头台上的刀下鬼，而全法国仅在1793到1794年一年间，就有17000人被处死，其中最高的纪录是一座断头台在38分钟里砍下了21颗头颅。同时，袖珍的断头台模型风靡法国，成为许多儿童手中常见的玩具。
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
罗伯斯庇尔的死招来许许多多的墓志铭，这就是其中之一：
路人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
如果我活着，你可能就会死去。
笛卡尔主义
一位外国观察家曾说：“在法国文化中，人们对笛卡尔主义敬若神明，其原因就在于笛卡尔的观点暗暗契合法国人的三个特点：‘不能从实践中学习、不能宽容矛盾、拒绝改变自己的意见以接受别人的正确观点。’”
非输即赢
在《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讨论了“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这个概念。按他的观点，这是美国民主得以正常维续的重要原因。而当时欧洲包括法国之所以难以使民主生根，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意识。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指的是为了自我利益，结果却让人人得到好处的行为。与之相比，法国人的不妥协精神正是没有这种意识，才忽视了双赢的可能。因此传统的法国思维就是“非输即赢”。德国工会的领袖会很自豪地宣布他们达成了妥协，而这个词在法国工会却不能发现。
拿破仑的名言
拿破仑的名言：
我成功，因为志在要成功，未尝踌躇。
没有机会！这真是弱者的最好代词。
在我的字典中，没有“不可能”这样的字眼。
对法语的挑剔
法语非常难学，法国人自认为法语不好的也大有人在，可他们却是很恨使用错误法语的人。哪怕是对外国人，他们也不肯持有宽容的态度。一些国家，本国人看到外国人说自己的母语，就算对方说得再不好，人们一般总是会高兴而善意地给以鼓励。但是，法国人却很挑剔，只要看到一个错误就会视为眼中钉，不除不快。在法国人看来，说不好法语就是在糟蹋法语。对法语，法国人就是如此吹毛求疵。
）第三节 誓叫敌人肮脏的血，浇灌我们的田地
我免去了与这个乡巴佬打交道
在美国，业务促进关系的建立；在法国，则是关系推动业务的开展。一个法国人如果不喜欢你，他就不会与你做生意。一个美国人如果遇到一个令人生厌的客户，他可能会理性地思考：“唉！这个家伙确实很讨厌，但是和他做生意能捞到不少的油水。”换了法国人，更有可能的想法是，我或许会失去这笔能捞到不少油水的生意，但是至少我免去了与这个乡巴佬打交道。
法国式知识分子
法国激进的文人学者崇尚浪漫理想而轻视枯燥繁杂的事功精神，偏重于激情和愿望，而相对地不注重理智，用德国社会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推重价值理性，而贬抑工具理性。法国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仗义执言的良知意识，好高鹜远、崇尚玄虚的乌托邦主义，从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便形成了那种特别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启示录传统：即相信我们所看到和知道的这个罪恶世界，充满了各种腐化堕落和乌烟瘴气的现象，终有一天要灭亡，并将由一个公正、纯洁的美丽新世界取而代之。这一传统发源于《圣经旧约》中先知们的启示之说（宣示上帝王国或千年王国即将实现），并以善恶二元论之间的对峙为其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英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如爱德蒙·伯克、阿克顿、狄斯雷利、艾塞亚·伯林和怀德海等，则形成了既注重传统和现实、自由和秩序，又能够变通、坚持稳健地改良现实的思想倾向，而其最大的特征是务实精神。
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作家和哲学家，或者是一身二任的学者型作家，如让·保罗·萨特和让·雅克·卢梭。他们居于法国知识舞台的中心，扮演着知识分子的主角，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往往风靡全国乃至世界，激起舆论的普遍赞赏，甚至连当政者也不得不颂扬他们一番。因此巴黎的塞纳河左岸被称作是知识分子的天堂，一流作家云集的圣地。这些作家组成了猛烈批评社会不正义现象（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德雷弗斯案件，本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卢森堡夫妇案件）的道德法庭。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次大战前后的一批美国旅外作家，都纷纷涌到巴黎朝圣，沐浴知识分子天堂中的解放空气和启示之光。譬如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和伊迪斯·华顿，《贵妇人画像》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美国总统世家的公子、作家兼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以及后来居上的海明威等，都长时间地到巴黎领略过充满着灵感的浓郁文化空气，斯泰因等则索性在那里定居了下来。总之勿庸置疑，至少是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是作家和人文思想家的圣地。不然怎么无独有偶--屠格涅夫等19世纪的众多俄国作家也都跑到巴黎来朝圣和避难呢？
不妥协的老太太
一位中国留学生讲了一次在法国的经历：“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家乐福超市买东西。看到出口付款的人很多，我们正巧也有急事想早一点回去，所以我们一个人去货架上取要买的东西，另一个人先排队。待我的同学抱着东西来和我汇合的时候，排在我后面的一个老太太冷冷地说：‘先生，也许在你的国家你们可以这样做，但在我们法国不可以这样做。’说罢，她老人家径直走到了我的前面！”
誓叫敌人肮脏的血，浇灌我们的田地
著名的《马赛曲》最精彩的一句就是“前进，前进！”，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收尾也是“前进！前进！前进进！”。两首国歌都唱到“血”，但意境略有不同。《义勇军进行曲》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马赛曲》则是“誓叫敌人肮脏的血，浇灌我们的田地”。
不妥协的资本家
法国从来没有过福特样的资本家，即明白如果工人有权利并得到较好报酬企业就会长期存在下去。“福特主义”培养了这样一种思想，如果工厂主给雇员提高报酬，工人就会买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法国人也可以造出同样好的汽车，但法国的资本家从来没有精心策划出像福特公司那样的财富再分配的信条。在法国，要直到二战后才有所变化。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之前，法国的资本家缺乏智慧，不愿把自己所拥有的哪怕一点点与人分享，即使是为了买回和平。1830年，法国资本家积极支持新国王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的政府，该政府把投票权只赋予法国的最富阶层，所谓的“二百家族”。工人们被激怒了，但是富裕的投票阶层就是不愿以举手之劳扩大投票权。在接下去的20年里，资本家不愿放弃其对权力的垄断终于导致了一场起义。国王的反应是禁止任何种类的集会。巴黎爆发了暴乱。君主制在三天内瓦解，1848年被短暂的民主第二共和国所取代。与之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的英国，统治阶级多多少少和平地将投票权扩大至中产阶级及更低的阶级，没有招致一个政府的垮台。
三级会议
从历史上说，每当皇室愿意服从通常由贵族构成、后来扩大至平民代表的议会时，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就能行得通。但是在法国，虽然贵族曾数十次企图限制国王的权力，但从未成功。从1614年到1789年间法国有了一种议会形式，即三级会议，其成员包括委任的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的代表。但是法国的君主在这期间的统治一次都没有征求过该机构的意见。其实，如果这些君主真这么做了，那么神职人员和贵族就可能会联合起来否决平民的意见，从而延续君主的权力。
抵御巴黎
巴黎的卢浮宫里陈列着蒙娜丽莎以及无数精美的雕塑，但是其东边却有一个城壕，用来抵御谁呢？不是英格兰人，而是巴黎的暴民。在大部分的法国历史上，巴黎暴民一直是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最著名的巴黎暴乱中包括1358年的抗税起义，该市的行政长官马塞尔领导了对卢浮宫（当时的皇宫）的进攻，在国王面前杀死了几个皇室军师。两个世纪后，巴黎天主教联盟为了把向新教徒作出让步的亨利三世赶出巴黎而发动了暴乱。1648年，新税制引发了一场贵族暴动，当时才5岁的小国王路易十四差点无法从暴乱中脱身。20年后，路易将王宫迁到离巴黎20公里的凡尔赛宫，以避免与巴黎暴民的正面对峙。1789年，路易十六痛苦地明白了就连凡尔赛宫也不够远，逃不过愤怒的巴黎暴民；暴民们抓住了他，把他重新安置在卢浮宫。三年后，他们对皇室厌倦了，就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暴乱仍然没有结束。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巴黎人又一次用血腥起义挑战凡尔赛宫的政府，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
）第四节 只有我坚持抵抗
一根筋的越狱犯
一战后期，戴高乐任法国第33步兵团上尉。1916年3月2日，戴高乐在对德战役中受伤被俘，被囚在德国南部地区战俘营中两年零八个月。当时被德国人俘虏的法国人有40多万。与一些暗自庆幸能够借此远离战争和硝烟的人不一样，戴高乐不愿听凭命运摆布。他全身心地沉迷于策划和实施越狱计划，先后六次逃脱，又六次被抓回，仍不愿放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屡教不改的一根筋”。整个一战后期，戴高乐就没有放弃过越狱的念头。1918年11月初，一个战争委员会又因戴高乐两次逃跑判处他120天的监禁。恰好这时签署了停火协定，战争结束了，因此，他没去服这个刑。但倔强的他仍然一直坚持与德国人作斗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只有我坚持抵抗
“将军阁下，你觉得你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当时任准将的戴高乐逃亡至英国，向丘吉尔请求利用英国广播电台向法国发表一份抗战号召书时，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半开玩笑地质疑道。戴高乐的脸上出现了不快，思考了很久后，从容地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德国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时，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1970年10月，戴高乐已是80岁的高龄，在去世前一个星期，儿子到科隆贝双教堂去看望他。他们在树林里散步，戴高乐走得很快，不断用手杖戳落叶，时而还问儿子：“跟得上吗？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改变法制体系比更换所骑的马更经常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曾说，法国人改变法制体系比更换所骑的马更经常。
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在伏尔泰生命的最后时期，他不住咯血，体温急剧上升，黎塞留公爵不忍看到自己的老朋友这般受苦，给他送来了阿片酊。伏尔泰糊里糊涂，竟把这种药效显著的镇静剂全喝下去了。三个神甫趁他昏迷之际闯了进来，待他稍为清醒后，问他是否承认基督的神圣。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本来已作了否定的回答，一听见基督、神圣这两个字眼，他勃然大怒，做了个惊人的动作撑起病体，愤然地推了神甫一把，说：“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美国老总的感慨
一位美国公司的老总曾说:“美国人渴望别人喜欢自己，接受自己，认同自己，希望广交朋友。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牺牲一些个性。相比而言，法国人似乎不是那么喜欢隐藏自己真正的自我，不喜欢妥协，所以法国人似乎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团队成员。”
戒烟成功的“秘诀”
1947年11月28日，戴高乐将军当众宣布戒烟，这是他为纪念在这天逝世的老战友勒克莱将军作的决定。当时，戴高乐将军已年近花甲。在此之前，他每天要吸3盒NaryCut（切成细片的块形烟草）。自宣布戒烟到他逝世的长达23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遵守诺言，没再吸一支烟。戒烟后他曾后悔过，那是1959年，他向身边的人承认这个许诺把他折磨了许久，不然的话，在写《回忆录》时一边吸烟一边写作，那该是如何惬意的事情！不过，性格坚毅的戴高乐毕竟没有推翻自己庄重的承诺。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为了法国，应当保养好身体。有人问他戒烟成功的“秘诀”，戴高乐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