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没什么嘛！我借给了×××，他又借给了别人。后来收不回来了，听说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怎么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经从沅江传到更远的地方！走着瞧吧。”
对《归来》一书中的传抄、围剿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中，张扬事后为写回忆文章曾被允许查阅这些文件。
3.第960期《内部参考》和姚文元指示
前面提到，我于1970年2月被捕前将《归来》手稿存放友人陈××家，并嘱我弟弟去取回销毁。但是，“其弟借给马衍湘，马又转借给郑文元和李山，李山又借给长沙市14中学生周利亚，周在传阅时，被红卫兵搜出交给老师贺志强。1976年3月，黄××与吴××（按：均系预审员）到北京钢院（贺志强从14中调北京钢院任教）找到贺老师，取到这本书。据黄××介绍，贺老师调北京后，听说《归来》是部反动小说，正在收缴，他立即从其弟处索回，藏于衣箱底下，追缴时，原物交出。但并未主动上交。”（详见预审主卷16）
可以想见，《归来》就是在上述传递过程中扩散成手抄本的。
“北京市公安局1975年5月26日对湖南省公安局说：张扬所写坏书《归来》，于1972年春由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阮（源？）带来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传抄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北京流传。”（详见预审主卷1，P50）
上述材料说明《归来》在流传时有了另一个书名《归国》；之所以被北京那位工人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抄本书名缺失，在北京和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后来都是以《第二次握手》书名传抄的。
1974年10月，首都一家报纸在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10月14日下午4时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绝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报社将上述“指示”向北京公安局14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以上均据《审查进程》）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登载了流传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该《内参》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
于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这以后，便是我在湖南被拘留。
4．罗织罪名
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在逃亡中写下了第四稿（实际上可能是第八、九稿），这一稿在结构、情节上没有变动，唯一变动的是书名改作了《归来》。用《归来》比喻书中女主人公之一丁洁琼教授不仅人回到祖国，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从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两年零九天。所谓“自由”，也就是在乡下劳动。尽管贫苦不堪，我却仍然发自内心地喜爱《归来》，决心重写《归来》。
仍然没有钱，仍然是我弟弟那个同学买了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
照我历来的说法，这算是第五稿。
与以前诸稿不同的是，这次我写得特别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我学过画，会写美术字，此稿从头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齐齐的方块美术字写出来的。此外，脱稿后共二十万零五千字，是几稿中最长的。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这一稿为蓝本。
这一稿《归来》中大大加强了对周总理亲切感人形象的刻画，增加了对美国进步科学家奥姆霍斯的描绘。丁洁琼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事业历程，历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带过，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绘。这些变化，无疑使作品总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帮”的爪牙在审讯室中呵斥我说，这一稿表明我“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
不管怎样，《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当然，照“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观点，这两者是一码事，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照他们更彻底的主张，前者比后者更“阴险”，更富于“欺骗性”和“毒害性”。
但现在面临的不是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问题，要解决的是构成犯罪，要处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们给我罗织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终究经不起推敲，连办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几年那个‘前科’，现在虽还能挤出些油水，但总嫌底气不足。所以绕来绕去，最后仍是在《归来》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惩办。
当时有好些手抄本在流传，其中有一本黄书《少女的心》。
他们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对第四个罪名，我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革’期间颁发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情？哪一条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项规定？”
他们不回答。因为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照样把这一条列为我的定罪依据。
其他几条“罪状”，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驳。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请看：
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
书中的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对张扬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有关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产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张扬“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严惩”。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扬的命运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