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在过去，民教冲突这一块儿是被研究得挺多的，随着“文革”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正常化，很多研究义和团的人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文化冲突，这是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对义和团的一种新解释。今天我们来看，文化冲突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祭祖、拜神、求神演戏，等等。但是这种文化冲突明显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夸大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发生民教冲突的地方很多，但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无事的。基督教的进入，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强迫百姓信教，或者强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申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而且我们还知道，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来帮他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我曾经研究过很多的教案案例，发现在大多数时候，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实是能够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的。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相互求助，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里有人生病或是中邪了，他们可能就会去找传教士来搞个驱魔仪式，借助他们那个神来作作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很常见啊，只要他觉得你那个神很灵验，就会求上门来，基督教可以，天主教也成，只要你这玩意儿厉害就成。因此，当时老百姓和教会并非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状态，当时中国对基督教有较为强烈排斥情绪的，主要是那些儒学正统观念很强、道学气特别重的地方士绅，至于一般的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很含混的。而这些卫道气很浓的绅士，对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更何况是纯西方的基督教了。但是这种人其实不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所以说，义和团之前的中西文化冲突被我们的研究者过度渲染了，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后更是如此。
在翻阅当时的教案卷宗时，我发现了一个倾向：官方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制造或者说挑起一般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很多官司的审理过程都是很荒唐的。前面讲过，基督教既没有去挖小孩的眼睛，也不会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药，更不会在瘟疫发作期间到水井里下药，而做弥撒的时候肯定不会就是群体淫乱。但是当民众以这样一些罪名将教会告到衙门以后，主审的官员却一直含糊其辞。民方不管在这场官司中是胜还是败，他们从来都无法从官府那里得到一个权威的、正确的解答。他们实在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灭绝人性，这么荒淫无耻，我们居然还告不赢它！最后口耳相传的解释就是，这些洋人太厉害了，他们可以不讲理。所以每打一次官司，民众和教会之间的仇怨就会增加几分，本来相安无事的人，后来因为官司杠上了，然后就逐渐变得势同水火。官府这边基本没有人主动作出过引导性的解释，在每一场官司中，官府一上来都是偏袒民方，实在不行了，比如受到干预、外国炮舰来威胁或上级来指示的时候，他们才把案情翻过来，最后宣布民方败诉。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审下来的，非常荒唐。也就是说，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间的势力来抵制外国宗教文化的进入，因为公开打压传教士是不行的，条约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而且中国是弱国，没法公开压制他们的传教活动，于是官方只有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阻挡。所以说，民教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官方纵容的背景。
当然，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没有戊戌之后中国整个政治上的反动，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因为民教冲突大多都是分散的，烈度也不是很大。后来之所以这些分散的势力被聚合成一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朝政策的改变有关。当然，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
我们知道，像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运动，它出现在山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主角是谁？最先干的是谁？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还是大刀会？其实他们都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都有可能参与挑起民教冲突，攻击教士、洋人等的武装或半武装的群体性行为。像大刀会这样半拳半匪的组织，以及一些神拳组织，都有可能参与过最初的义和团的行动。按道理说，民间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官府是会镇压的，但是后来政治向后转时，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借助一下民气。老百姓反洋人，我们也反洋人嘛。政治上不反动的时候呢，跟洋人还比较亲近，因为洋人是老师，传教士是老师。变成敌人后呢，洋人的面目就越来越可憎。有的守旧官僚想，我们和民众都反洋人，那么民众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最高领导西太后，这个时候得到的信息是洋人对她步步紧逼：第一，不许她废光绪；第二，逼她退位。但她就是因为不肯退位才发动了政变，怎么可能会主动退位呢？所以她也想找一个反抗之道，但国家的军队都朽不能用，新军初建，力量还很薄弱，这个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折子，说民气可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思。
此外，我前面也讲过，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神话，在当时对西太后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犹豫，而她的态度一犹豫，下面就难以控制，地方官难以掌握分寸，就不好办事，义和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而就在此时，这帮人开始出现统一化的倾向，这个倾向倒不是说围绕着一个固定的领导开始聚合，而是说这种传播模式差不多成型。这样扩展起来就十分容易。本来还只是各地分散地行动，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上有势力的士绅也都加入。
义和团的特点
义和拳，或者说后来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去追随，在于他们有一套能够忽悠人的本事。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宗教也罢，气功也罢，必须得有点本事能够马上露两手，这样民众才肯信。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人是露了几手法术把人镇住，然后才开始有人信的。基督教来时，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能够治病。而义和团就演练刀枪不入，这个也是能够让老百姓看到的、眼见为实的法术。刀枪不入是需要演练的，当时开坛的时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练，通过演练，让老百姓知道。今天看来，当时的刀枪不入的确挺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气功，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气功，它糅杂了许多民间表演技术，比如变戏法什么的。演练的时候，团民们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个白印，很唬人的。
拳民上法，进入状态，那么这些人就会变成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神仙。以前民间教门的信徒想变成神灵，一般是由师傅带进去的。但是现在的拳民要想变成神灵，一般不用师傅带，只需从师傅那儿学会怎么进入状态，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变成各种神灵。这些神灵一般不是来自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小说戏剧人物，甚至可以说，几乎全是小说人物，比如《三国》里头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头的悟空八戒等。当时出现孙悟空的频率跟出现八戒的差不了多少，很多农民喜欢当八戒，一上法都成八戒了，然后学八戒状，比如拱地啊，翻跟头啊，各种动作都能做出来。当然，还有的是什么黄天霸、黄三泰，甚或是穆桂英、杨家将什么的，不一而足。只要当时曾在戏曲小说里出现过的英雄人物，都会成为拳民们希望比附的神灵。我曾经统计过，比如三国人物，团民喜欢的，基本都是出自蜀汉，也就是刘备麾下的人物，曹操麾下的大将一个都没有，甚至连吴国的人物，周瑜、黄盖之类的大将都没有。这就说明团民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倾向性，一旦得到官方的半肯定之后，就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我们知道，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之中，蜀汉是正统，而这种正统叙事是被老百姓所接受的。虽然就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说，曹魏正统可能更合理一点，但那是历史，老百姓接受的是小说和戏剧里的说法。此外，当时扮演反叛人物的也很少，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宋江、李逵的，只有武松例外，因为武松在山东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在山东快书里，水浒其实讲的就是武二郎的故事。总之，除了武松，在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反叛性人物出场，因为他们自认为都是忠臣，要扶清灭洋。所以，他们一方面延续了正统，一方面还要表明自己是朝廷的忠臣。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另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教的支脉传续过来的。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何义和团的势力进入北京以后，特别热衷于抓白莲教。虽然其中被抓的人很多跟白莲教没什么联系，但义和团似乎是想通过这一举动证明它和白莲教没什么瓜葛，虽然他们拿出来骗人的那些法术可能跟白莲教有一定的渊源，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白莲教，而且一直坚信白莲教是反动组织，自认为肩负着要帮助朝廷消灭白莲教的使命，以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对于义和团而言，这些原本无意识的东西多了以后，这个组织本身附着上许多的政治倾向，并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暴露出来。
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团体借助气功的魅力来进行传播，这种方式在中国真的是一种文化特色。义和团搞过一次，后来红枪会又搞了一次，它们的形式真的都差不了多少，只是每个阶段的老师都不太一样。义和团的法术都是由老师来传播，当时这些老师走村串巷，在一个地方传完了，就到下一个地方。义和团组织中的领袖是大师兄，就是每个坛的负责人，而老师就是负责传法术的，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后来说的那些气功大师。但他们传授的是真正的气功吗？他们真的热衷于干这种事情吗？其实也不一定。一般来说，干这种事的人，都怀揣一些现实的经济目的，他传授神功并不是自传。传完之后呢，会有一部分人声称产生许多奇异的感觉，还有一些人没有特别的感受，但会装疯魔，这种情况在坛口的演练中是非常常见的。义和团更多的行为不是去直接和教会发生冲突，他们在平时就是喜欢这么折腾，同时也通过这种形式动员更多的人参加。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西太后就觉得这些人是义民了，经过亲信大臣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他们真的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了。这时候，团民就更加疯狂，进入疯狂状态以后，这个事情就变得很费解。他们居然开始公开表演这类所谓的刀枪不入法术，他们不再玩以前那些骗人的小把戏，而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了，真的就拿火枪往身上打。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每次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些神功的迷信者被火枪哐的一声，在身上打出个大洞。还有些人疯疯癫癫地跑到清军的军营门前，要清军拿洋枪测试他们刀枪不入的法术，对方告诉他别打了，但他非要坚持，结果打一枪，人也就死了。到了战场，真的跟洋兵打的时候，比如进北京后要攻打使馆区和教堂时，人家那边有枪，而且还真的往这边放枪，这个时候就是刀枪皆入了——一扫一大排，然后后面的就哗哗地全跑了。死的第一批人，也就是敢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的勇敢其实都是建立在这种迷信上面，真的相信自己不可能被人打死。但是后面的人对这种神功可能只是将信将疑的，见到前面的人倒了，他们自然也就都跑了。
这玩意儿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还是没用呢？这个时候，义和团就开始编出其他的解释了。第一个，就是要求有配合。就是说，我的法术需要你们的配合，不配合不行。怎么配合呢？要想让我们把洋人的枪炮闭住，你们就得先把自家的烟囱，用红纸盖上，而且得听义和团的号令，在某个时刻一起盖上。当时北京天津天天折腾这个事儿，老百姓听到义和团的号令就上房盖烟囱，真的是不胜其扰。还有就是要求义和团在和洋人交战时，妇女不能梳妆打扮，出来时不能穿得太漂亮，必须披头散发，不能洗脸，不能梳头，裹脚的出来时要放脚。义和团又说，洋人也有功夫，义和团的法术挺厉害的，但就是怕女人，那些被洋人打倒的拳民，都是因为头天晚上跟女人睡了觉，破了色戒的，所以就不行了。但这个也会被人揭穿，有些人明明就没睡啊，所以这个解释很快也被放弃。义和团又进一步说对方很厉害，因为洋人的每一门炮上都骑着一个裸体女人，这样就可以破除义和团的法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法国人樊国梁有种法术，他挥舞着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成的“旄头”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所以义和团败给了洋兵。义和团仍坚称自己有破解的招数，他们认为要以毒攻毒，以阴制阴，就是也把女人派上去，于是天津的义和团请出了黄莲圣母。现在很多电视剧把红灯照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很多都是瞎掰。根本就没有红灯照这个组织，红灯照就是一个传说，传说有女孩子，可以平地飞升，到处放火。而黄莲圣母其实就是一个船妓，为什么会把一个船妓奉为圣母呢？因为船妓是最低等的妓女，当时他们就想找一个最脏的妓女以毒攻毒，你们洋人那边搞女人，我们这边也搞一个，而且更脏，找这种最脏的来跟你对抗。中国封建传统都认为女人是不洁的，妓女就更不干净。黄莲圣母之所以存在，其实就是基于这种传言，她是要作为一种象征来跟洋人对抗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更荒唐，为了配合意识形态的说教，硬是把黄莲圣母的横空出世解释为妇女解放，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义和团对女性其实抱有极端的歧视，捧出“圣母”，不过是为了利用。天津是黄莲圣母，北京是金刀圣母，但是都没用——男的不行了，就指望靠女人身体的想象来建功立业，这肯定是没用的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