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属于北洋军阀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军阀的第一代虽然也学过军事，有的还留过洋，但学的东西都有限。按照外国武官的说法，他们打仗基本上都是按照演习的方式，一丝不苟地开展，别的都不会。但是第二代就开始有自己的心得了，开始琢磨怎么带兵打仗。吴佩孚也属于那种不爱钱，就喜欢带兵，就喜欢训练军队，喜欢琢磨怎么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师加入后，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把南军打了个稀里哗啦，从岳州冲到了衡阳。当他进入衡阳城的时候，他和张敬尧同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给张敬尧的命令是委任其为湖南督军，给吴佩孚的是要继续前进，打到广州去。吴佩孚当时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让别人来当督军，还要我继续拼命！他震怒至极，干脆就屯兵衡阳，不打了，接着就跟南军，也就是当时谭延闿、赵恒惕统领的湘军搭上了话，自此休战。吴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税收尽数截留，同时还通过曹锟不断地向中央要钱，仗虽然不打了，但钱还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没觉得其中有问题，就觉得吴佩孚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广州了，于是就一个劲儿地督促，希望吴佩孚再接再厉，一直给钱，勉励他继续往前打。虽然吴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还会继续往南打，于是不断地把钱往里砸。吴佩孚就用这些钱继续招兵买马，拼命扩军，新增了好多的补充旅，这样他的一个师可以顶别人的三个师。
这场战争使得吴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冯国璋等人，其实并不希望打，因为这仗若是打赢了，那么他们就无法跟他的老把兄段祺瑞抗衡，那时候段祺瑞的威望就会更高了。本来冯国璋已经处于直皖争斗的下风，这个时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后捣乱。在南北开打以前，冯国璋就经常指使长江三督，就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发些电报，捣捣乱，但是也没有阻止战争开打，也没有阻止战争进行。当时北军的后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占元真要捣乱的话，可以干很多坏事儿，但他其实也没有干，毕竟此时北洋还没有真正裂变。
总统冯国璋在北京其实就是个囚徒，基本没什么行动自由，也干不了什么事儿。每次小徐找他盖章的时候他都非常痛快，他真不像黎元洪那样，时常还要犯点儿倔脾气。现在想想小徐处死陆建章一事，不管怎样，陆建章当过督军的陆军上将，小徐不经审判就把陆骗到他的司令部吃饭，然后在花园里溜达时，后面一个卫士一枪就把陆毙了。把人杀了以后，徐树铮又要伪造证据说经过了正式审判，说陆建章干了诸多坏事，而且承认犯罪事实，然后就去找冯国璋盖章。冯国璋看了一下，你居然把陆建章杀了，这是你们闯的祸，我可不同意，但你们是搞责任内阁，你要我盖章我就盖章，但这事儿我不担责任。他就是这样，根本不管政事。据说有一次冯国璋突然不想在北京住了，觉得太闷，他想回南京，就带着卫队南下，走到安徽蚌埠的时候，被倪嗣冲派人截住，然后送回北京。其实他手里有兵，真要动武，倪嗣冲也未必真的敢动手。
接下来，段祺瑞利用西原借款，编练了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刚编好，这边欧战结束，就改成边防军。一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也跟着成了战胜国，段祺瑞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随即却跌落了下来。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像战败国一样，成为人家的战利品。失去的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收不回来，治外法权不能废除，关税也不能自主，这一切的责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亲日政策上。五四运动爆发，刚开始皖系政府还尽可能地克制，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反日运动兴起，还是让皖系大失颜面。这个时候，直系的吴佩孚趁机发难，高调声讨卖国政府，批评皖系的亲日政策。经过五四运动，直系声望直线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
第二年夏天，直皖开战。虽然战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优势，但在士气和作战经验上处于下风。作为皖系主力的边防军，虽然装备很好，军官也多为军校学生，但毕竟从未打过仗。加上五四运动刚过，皖系士气低落。所以，接战不久，皖系便大败。说起来，这场几十万人参与的大战，直接战斗却不多，一共死伤不过几百人。由于此前徐树铮已经得罪了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在战争中，奉系帮着直系。
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开始激化。奉系张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紧逼。曹锟犹可，吴佩孚却不买账。五四以后，吴佩孚变得非常“进步”，因为他占了进步和爱国的便宜，得了甜头。他对于张作霖这种思想落后，又是绿林出身的人，压根就看不起。况且，直奉之间，不仅观念有别，也的确存在着利害冲突。所以，不到两年，双方就打了起来。相比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点。奉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
但是，直系内部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内部分裂，曹锟周围人的保派（保定）和吴佩孚的洛派（洛阳）出现分歧。吴佩孚跟直系另一员大将冯玉祥也闹得势同水火。由于吴佩孚高调爱国，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强做的交易，因此财政极为困窘，不仅政府工作人员欠薪，连直系的军队也欠饷。在这种情况下，曹锟还要过总统瘾，花大钱收买议员，投票让他当总统，弄得直系声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准备了两年之后终于发难，奉直双方爆发第二次大战。由于事先奉系已经收买了冯玉祥，所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冯玉祥突然倒戈，会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导致前线溃败。
战后，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和奉系联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但奉系的实力要大大超过冯玉祥，不久，奉系和冯系闹翻。在一连串交战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冯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单独掌控。
然而，奉系的迅速扩张，又引起了关内各派军阀的紧张。孙传芳崛起于东南，吴佩孚也在各地军阀的拥戴下再度出山，号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于是形成了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潮，最终合流为国民革命。由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渗入，国民党面目一新。在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开始北伐，但此时所谓的三大军阀却各怀鬼胎，因此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北洋军阀时代就结束了。民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第十五讲 众说纷纭的“五四”
过去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分界的标志，按革命史的划分，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野的一个标志。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五四运动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抗议运动。一般来说，这两个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区分的，统而言之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我看来，这两个实际上是两回事、两个事件。
“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白话文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他们很不满意，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不满意就找原因，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比如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新青年》开始不是在北大办的，是在上海办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就对旧的文体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同时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选》。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它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他们要实行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其实中国早就有白话文，宋朝的平话就是白话文小说，后来的很多小说戏剧基本上是白话体。清末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启蒙，办俗话报、白话报，也是用的白话体。那么，中国已经有白话文了，为什么这时白话文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实际上有两个东西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一，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虽然士大夫们还是以做两汉的散文、六朝的骈文，或者变形的四六文来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至少有一些人不认为）通俗白话就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其中很多人，如冯梦龙、金圣叹等，也在整理白话小说。很多白话小说也是文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提倡白话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创作新的小说、新的诗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旧的文体，不用典故、不用成语，完全就是一种跟文言决裂的状态。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什么是文法呢？讲究白话，讲究语法结构，它讲究词性，形容词、动词、名词这样的概念。把当时流行的西方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语文中来。这个工作《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时落到了白话文头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学界认为中国语言学是一种科学，中国人没有语法不科学，书写说话都不科学，太不像话，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书写。当然最激进的方式就是把汉字废了算了，干脆用拼音字母。随着新文化运动一出来，胡适说是陈独秀让它革命的，其实他一出来就有一种革命姿态，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当然陈独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态，三个成立，三个打倒
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满意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为在当时知识界看来，欧化进步就是科学、就是现代，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实际近代很多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着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按语法结构对应嘛，我们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长定语，还可以加补语。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来不是很成功，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这跟后来废中医一样，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只能叫医士。按这个架势，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中医就要被废掉，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它还叫中医吗？中医等于不废而废。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当时就是这个趋势。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新思想、废除旧伦理、打倒孔家店。到了这一步，五四运动才回到它的本意，当年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启蒙，是进行深度启蒙，要摧毁旧的框架、旧的伦理。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章士钊和陈独秀是分道扬镳的，但分别起到了对传统的批判，起到进一步引进西学这样一个启蒙的作用。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个性解放和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调，大批青年投入其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
五月四日政治运动
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我认为是可能的，但它们两个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是说先思想解放了，他们才能够抗议卖国贼，抗议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了人们认为的政治危机或亡国危机，就会有学生起来。以前叫太学生，现在叫大学生，没什么区别。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冲动，比较爱管这种大事。再一个，整个社会对学生比较宽容，学生们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权。过去每逢科举考试到试期的时候，学生也闹事。学生砸个什么店啊，上街撒个泼啊，只要是群体性行为，大家都不太管，社会对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