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不满皖系的军人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尤其是吴佩孚骂得最凶。他一个外地驻军的师长敢骂政府总理、骂国会、骂总统，而且骂得非常过瘾。那个时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这种文章实际是骈体文的转化，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又有点时务体的流畅，所以骂得非常尽兴。这样一骂，吴佩孚声名鹊起，不仅很多军人佩服他，连学生也很崇拜他。实际上，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缘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会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国、奥匈帝国的租界我们收回了，它们份上的庚子赔款我们不用赔了，日本也在巴黎和会上承诺在适当的时机把山东归还。德国还把八国联军入侵时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观象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退回来了。中国人的地位跟战前比还是有所提高的，战前西方列强是不跟中国谈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们也准备谈了。经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作为战胜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只是说和当时知识界的期待相差甚远。
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所谓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领袖，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这些启蒙导致的。一到那种时候，学生就会上街，有没有新文化运动都会。学生运动中先进分子还没有去动员，也还没有跟工人运动相结合。不论是北京的学生还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到上海后，没有一个去动员工人罢工。相反，他们主张工人不罢工，只需和平抗议就行。但工人说我们干吗不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不爱国？工人听帮会的，根本不听学生的。
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利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于是，它很快成了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知识分子结合还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说要抵制日货，买日货的就是卖国贼，卖日货的更是卖国贼，要被戴高帽子游街，要被关起来挨打。甚至有的人乘日本轮船，学生就在背后盖个章“你就是卖国贼”，这不是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悖离的吗？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起来了，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样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北大法学教授也说学生这个行为真是违法的。除此以外，大家一边倒地说打得有理、烧得有理。最后审判的时候，连那些警察甚至曹家的保姆都不认账了，包括谁打的、谁烧的都说没看清楚，全不作证，最后只好把抓的学生都放了。1（参见《北京档案史料》，1986 (2)，3页。）
这一系列行为与原来主张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来，五四青年开始分化，什么国家主义派、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都出来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是从俄国输入的。
1920年以后，苏俄解困了：所谓十四国武装干涉结束了，国内的叛乱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后，苏俄发现本来预想的欧洲革命没发生，很孤立，它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帮手，欧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东方。于是它急于在东方掀起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一个主战场，苏俄开始往这里投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是共产国际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者。
五四运动本身也像各种政治运动一样，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充满了为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但这场运动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动员、悲情制造等权力技术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说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军人政府，但它也有克制的一面。整个运动中总的是军警怕学生，不是学生怕军警。学生和军警之间，稍微有一点什么事，就被渲染得非常大——进行政治迫害了，暴力镇压了，怎么杀人了，怎么打人了，怎么伤人了，等等。在运动中只要是死了人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累死的，都会被渲染成被政府迫害致死的，借以制造悲情。
五四运动的影响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它给了反皖系势力一个最好的口实——一个爱国的口实、一个民意的口实。当时皖系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穷于招架，步步退让。本来在收回山东的要求被拒绝之后，政府是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签了之后就可以继续走嘛，但是运动一来，就不能签，没人敢签。本来没什么证据，曹、章、陆是不能被罢免的，但是非被罢免不可，结果真的被罢免了。这个罢免的要求，不是说，工人一起来就罢免了。其实当时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以及江苏督军李纯，都认为该罢免，吴佩孚就不用说了，甚至皖系的心腹大将张敬尧都拍来电报，说把他们几个文官牺牲算了。这些军阀都表态了，所以政府顶不住。说实话，上海罢工对北京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军阀割据，不管上海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到不了北京，所以上海罢工威胁不到北京政府。
但是北洋军阀却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了裂变，主要是直系和皖系分裂了。以前直系跟皖系一直没有撕破脸皮，无论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还是下面的人，都是如此。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还去大哭了一场。这次由于五四运动的缘故，吴佩孚破口大骂，甚至声言要动武，就撕破脸皮了。而这最终变成了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皖系在这场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一点话语权没有，它没法为与日本的合作辩解。如果日本这个时候把山东交回来那就万事大吉，但日本不肯交，你皖系跟日本又这么好，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本来就是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打打电报仗，打打嘴仗，妥协让步就可以了，但现在这种笔仗、电报仗已经升级了，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直系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动员，皖系整体失语，所以直系就很占优势。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个时候军阀打仗还不认真，更多是打一种气势，或者互相的收买等。气势一没，仗就没法打了，皖系尽管在军事上占优势，结果仗却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北京城有个传说，说清朝亡之前在崇文门边上开了一个小门（水关），以方便使馆人员进出，而小门一开北京文气就泄了，清朝就亡了；1924年，宣武门又开了个门（和平门），这门一开北京政府的武气也没了，所以北洋军阀也亡了。实际上北洋军阀整个统治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分裂，而这个分裂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帝制结束后，再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统住这些人了。既然大家都不忠君了，我凭什么忠于你？五代十国也是如此，藩镇也是如此，一旦上司不忠君了，底下就可以叛变了。只是这可能要经过一个代际的转换，第一代没有撕破脸皮，第二代就可能这样做。第二代跟第一代思路不一样，代与代之间很多东西是会发生转换的。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有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共产国际开始跟中国某一势力合作，开始找吴佩孚、陈炯明，不行，后来找孙中山，但孙中山缺少实力。除了孙中山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肯跟共产国际合作，所以共产国际便跟孙中山合作。但是，这个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跟国民党的合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它的合作。发生这件事之后，中国大变化了，但大变化的前提是军阀的分裂。
等到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的时候，军阀的裂变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说重新崛起的吴佩孚统领的所谓十四省联军，实际上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体系，他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吴佩孚跟孙传芳之间，孙传芳跟奉系，奉系自己弟兄之间，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之间都存在着种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大到必须得兵戎相见不可，他们全都互相打过。孙传芳和奉系打过，郭松龄反过奉、反过张，更不用说冯玉祥了。裂变达到这个程度，军阀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了。列宁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体系跟“五四”后来的激进是有关系的。新文化运动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着某一路径走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走到了列宁主义。“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