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很充分。说实话，就研究深度而言，近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太平天国的研究更详细。在1949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对它作了深入研究，这以后的研究就更热闹。1949年后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也就是五个热点问题，而农民起义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朵金花，太平天国又过去时间不长，自然研究成果极多。不过我们也看到，其中仍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定见，即太平天国是一次古老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见命题的体现，即乱治交替，一治一乱。起义发生时，清朝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又该到乱的时候了。这种老的命题，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在清朝也的确重现了。但是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还是有话可讲。一般我们说，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当时人口激增、土地紧张。此前，中国的人口总数一般来说到不了两个亿，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四个亿了。人口激增一般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般的叙述都是说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口增多等，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问题，也就是农民暴动。这是老的一套解释。但是我们想，这么大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版图比现在的还要大），四亿人口真的多吗？的确，就当时的人口情况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点，不过，当时新垦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农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这样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产量比较高，但对田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种植的是小米，它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种，但是产量低。总体上来说，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规模的土地垦殖，粮食总产量也是很难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传人的番薯和玉米不仅适应性广，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所以此时很多山间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养活不了人的问题，至少，这在太平天国兴起时还不是主要问题。
讲到人口的增加，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它归结到康熙时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税了，而且清朝的赋税比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这么理解，好像是当时的人因为不收税了就拼命地生。其实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的增长跟很多因素相关，比如粮食的丰盈程度、卫生条件、家族生存目标等。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当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较长时期的和平，或是在盛世没有战乱纷扰的时期，人口肯定会增加，土地以及粮食的产量也会增加，社会也会取得一定的发展。那么，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服务业等比例地增加，出现繁荣景象。人口多了，就会产生很多需求，相关的产业就会出现。这个时候，许多农民就会从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来，参与到这些行业中。现代学者有一个误区，他们常常认为，农民只要脱离了土地，就成了失地农民，是流民。其实，农民不种地并不代表就是流民，他可能是去从事其他行业了。如果农民一直被禁锢在土地上，那么其他行业还怎么发展？中国怎么还能有这么昌盛的手工业？怎么还会有这么繁复的市场网络以及各种大的地域性商人组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从事车船店脚牙等行当的人？难道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农民出来做的，有的是农闲季节的兼职，有的就逐渐发展成全职的了。
但是此时的问题是，朝廷对这一情况熟视无睹。前面讲过，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现之一就是，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但时代早已发生改变了，经过了两百多年，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清初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统治者却仍然拿不出一个应对变化的对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始终没有征收商税的概念，也没有对社会经济进行相应的管理。他们仍然坚信，如果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宗法关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会自发组织一些自助自卫的团体，比如洪门（天地会的前身），他们本来并没有与统治者对抗的意思，却常常被镇压，因为朝廷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组织。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其实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或者说是风气。人们会普遍认为，凡是离开土地进入其他行业的农民都是不务正业的。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在被镇压的过程中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反抗性越来越强，许多帮会后来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子，其实这都是官方压迫的结果，那些帮会当时哪会有这种理想。
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
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后，清王朝内部的统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转化并没有遵循“土地兼并一农民流离一饥民遍地一领袖揭竿一起义蜂起”这一逻辑。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锈蚀。当然，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当新的王朝发展到一定时期，制度就会开始懈怠，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则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没有人干。逐渐的，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管用了，它又被无规则取代。如果对某类事件的处理有正式的规则，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这是最好的。若是有较为固定的潜规则，其实也能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大家多实践几次也就都知道该怎样办事了。等到潜规则都被破坏时，这个时候就乱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般而言，统治机器到一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规律是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逃脱的。一些研究者论述清朝的制度设计多么多么好，清朝解决了政权如何和平移交的问题（就是太子继承的问题）。他们认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传承问题。但其实这是没谱的，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开始皇帝把传位诏书放在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的后边，大家都不敢去偷看，但后来就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随便收买个太监爬上去看看，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制度实行了不过四代就废了。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
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朝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不仅仅是贫富的冲突，官民之间矛盾更为剧烈。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地域问题也很尖锐。传统社会因为自然灾害或是政策性驱使而产生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对于某些具体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问题，这在南方一般表现为土客籍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阶级矛盾。当然，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对抗性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微观研究时所指称的阶层，它很少会大过地域矛盾，我们讲太平天国，其实跟这个地域矛盾就很有关联。
刚才讲的主要是王朝统治末期逐渐出现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此外还有文化问题。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在入关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汉族士大夫。他们一再地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皇帝明摆着跟你说，这些事不该你管，什么修齐治平啊，不干你的事，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不是你们该管的，你们也不要老惦记着儒家那套东西，自认为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阐释者，解释经典的是我皇帝自己。所以清朝那些比较牛的皇帝都编有自己对经典的解释集，然后就有臣子拍马屁，说皇帝写得真好！皇帝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普通的士大夫、臣子们多余的精力往哪使呢？他们都去搞考据了，于是乾嘉朴学大盛。当然，清代考据学的水平的确相当高，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某些领域是不亚于西方的。但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作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但是在清朝，政府恰恰是不让学者士大夫去做这个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进而被消磨在琐碎的考据之中，传统文化的自我修补机制也逐渐失灵。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士大夫缺乏责任乃至担当意识，他不会去想该如何解决问题，只会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递折子，一般的小官所上奏的题本都要经过都察院的中转。而都察院其实是国家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的机构，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一般的官员很少让自己的想法上达天听。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着书立说，议论朝政，被查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时很多士大夫对于现实问题并不愿意发表意见。
此外，还有更多的士绅是在迷恋科举考试，他们天天高头讲章，只背四书五经，天天背考试复习资料。科举发展到最后，坊间已经有商人把以四书内所有章句为题而作的文章都集合到一起，供士人学习，就像现在考托福、GRE一样，只要好好背范文就行了。把所有的范文都背下来，考试时总能蒙上一篇的，大家全在这儿用功夫了，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名义上考试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但五经的题目出得很少，大多数集中在四书上。四书虽然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核心，但毕竟范围太窄，《大学》、《中庸》都是很薄的，只是《礼记》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学问，经史子集，这些在四书里所能体现出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些科举士人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窄的，即使有幸考上了有官做，他们仍然不具备很强的治理能力，具体的政务都要靠幕僚或者师爷去做。怎么去断案，怎么去写判词，怎么去调解纠纷，怎么去收税，这些都是师爷在出谋划策。有这样的顾问在身边，他们不需要同时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出什么新的制度性设计或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锈蚀了，看到社会弊象丛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没谁去管这个事儿。
严格来说，清朝虽然是满族在统治，而且在入关时杀了不少汉人，但是它对老百姓的盘剥的确是相对较轻的。跟明朝相比，清朝的赋税很低，而且摊派之事也很少。明朝从始至终，一直有几个大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让自己的子孙经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国家财政对其生计供给一直很紧张；二是边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来又有满洲，因此一直从民间征饷加赋，而且明朝的加赋没有章法，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但清朝的这些事情都相对较少，征税也基本是有章法可循的，所以在清朝灭亡后，那些遗老遗少一直宣扬，说清朝统治两百多年，对百姓深恩厚泽。深恩厚泽虽然谈不上，但清朝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确比明朝的要规矩一点。虽然清朝统治者很保守，但很讲规矩，对老百姓的盘剥少一点，皇帝很少乱来。
尽管如此，到了清朝统治后期，王朝的末世毛病还是不可避免地都浮出了。清朝统治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最主要的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运问题丛生，但就是改不了。时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改用海运既方便又便宜，不用在大运河里把船从较低的南方拖到较高的北方，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清朝一直改不了。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太弱了。其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改变，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等到事情都闹起来了，太平天国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的国库里实在没钱了，才有一个叫钱江的知识分子出了个征商税的主意，也就是征收厘金。采纳这个办法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果然缓和了不少。可见，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当然，伴随着湘淮军的崛起，一部分士大夫也冲破了朝廷的阻力——你不是不让我问政吗，我偏要问；你不让我以天下为己任，我偏要如此。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救了清朝，以前清朝缺的就是这一块。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这里，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