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后，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1946年7月，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施复亮便发表《何谓中间派？》，赞同张东荪提出的“中间路线”主张，主张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应是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说：“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在行动上的态度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1947年春，国共关系破裂，和平之门关闭，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人士普遍认为，国共双方谁都无法在短期内击败对方，中国的出路在于国共之外的中间道路。1947年3月14日，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又发表《中间派的政治主张》，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
此时，因调解国共冲突失败的张东荪“胸中积闷”，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使张东荪产生“不少的感想”。他认为“施先生此作是目下最能代表大多数人心理的一篇文字”，他也“愿追说一说我们所以这样中间性路线的用意”。于是，张东荪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和《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三文；随后，他又发表了《我对于当前和平运动的意见》、《为中国问题忠告美国》、《南行见闻杂感》等文章，将自己中间路线的主张系统化。他声明：“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所以，这些文章只是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东荪“中间路线”主张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一种“中间性的政制”，调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张东荪历来反对中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又敏感地意识到，中国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老路也是非常困难的。不仅经济上出现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阻碍了通向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从欧美引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也百弊丛生，完全走样。所以，他认为中国应当折衷“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即“中间性的政制”。他将这样的政治制度的要点归纳为：“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都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制度，可以兼采双方之长而避免各自的弊端。他说：“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张东荪认为，应该在中国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谋求调和，建立一种两者都能接受的民主政体。他说：“姑假定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我们决不是主张不要他们，只由中间者来主持，乃是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为此，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中共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他公开声明：“我们主张应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发展之。”
第二，建立联合政府，改变两党性质，使中国走上民主之路。张东荪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豪门资本与官僚资本”利益的政党，是一个充满了专制与独裁的政治特权集团，根本不合乎近代政党的要求；它所建立的政府，是历史上中国“绝对政权”的延续和发展，仍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政府，是一个“坏人集团的坏政府”，根本就不是近代民主的“职司政权”。所以，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理解近代民主的含义，更不会真心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其它政党真诚合作。它错误地认为，“有了宪法，去办选举，这就是民主”。殊不知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性质不改变，宪法只是一纸空文，选举只是形式，中国永远也没有实现民主的希望。
张东荪同时认为，共产党代表了“农工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的革命政党。正是由于革命环境的熏陶，他们的心理“不免于失常，总是疑心人家要来谋我，对任何人很难办到完全相信到底。”“他们的猜疑往往超过所应顾虑的程度。”其自身的严密组织性、权力的高度集中、革命斗争的坚决性，使它“走上唯武力是信”的道路。这也同样不适合近代民主性政党原则，更不适合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要求。
通过对国共两党性质的分析，张东荪断定：“其实中国今天一切的困难无不是归根于有这样的两个党。论党团的本身性质，我们可以大胆说，中国如果要真正变为民主国家，则决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不适于国家的政治集团在国内为所欲为。当前最切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把国民党有特别政党变为普通政党。换言之，即由民主国家所不能容许的组织变为民主国家所能容许的组织。”
如何改变两党的性质？必须建立联合政府，对两党实行“平衡与钳制”。张东荪认为，“我们因此遂主张各党共存，都能发展，这就是民主。除了各党并存合作以外，另求民主，这不是曲解民主，便是有意造成假民主。总之，各党协商，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钳制，这乃真是民主。”他又说：“国民党是代表豪门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共产党是代表农工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民主同盟是代表所有中间阶层，例如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民营厂家与中产商人等等。社会利益亦只能这样的区分，用不着细分为数百数千的种类。如果把这些党派都能调和在一起，便亦可说所有的人民的社会利益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各党协商在表面上好象只是党派的事，而实际上却正是实现民主。”中国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必须要通过各党协商的方式。
各党协商，成立联合政府，便造成了一个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改变性质的“平衡与钳制”机制与环境。张东荪认为，变更国民党性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由国民党自动；一是由环境来逼迫。“国民党的恶化、腐化、失民心、无能力、已为国内国外所共知的事实”，期望它自己能够改变性质，无异于与虎谋皮。他说：“其实国民党并不怕骂，同时亦决不接受祈祷。它未尝不想改，不过只是在表面上想改头换面，而实质上仍要维持其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其性质，“必须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境况中四面有监督与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这个环境就是“平衡与钳制”，“而这个平衡与钳制亦唯由联合政府方能实现。”
张东荪认为，联合政府是改变国共两党性质的最好方式。一方面迫使国民党民主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共产党改变其革命的偏激性，使两者逐渐演变为近代真正的民主政党。对此，他坦白地说：“须知苟无各党一致参加政府，则国民党一辈子亦不会民主化。不把共产党拉到大都会大城市来，则其性质不会改变，把它留在外边终究不会得到平安。”所以，张东荪强调：“今天的问题其核心就在于使国共两党同时变化其性质与作风，使国民党改去其法西斯的独霸质，使共产党改去其过激党的革命性，则莫妙于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对于他们双方都有相当的压力，以逼迫其不得不自行改变。环境一天不变，自由分子绝对不会能抬起头来，在国民党高压下固然自由分子失了能力，而在国共战争中自由分子尤无法施展；这个环境就是政协所定的联合政府”。正因如此，张东荪沉痛地指出，“政协的可贵处，就在于那个时候尚能把共产党回来。政协的失败，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国运上的顶大损失。”为国家前途计，必须把共产党这种“猜疑”心理消除，使它放弃武装斗争，走上和平协商的轨道，在和平的环境中逐步改变其性质。
同时，张东荪强调，联合政府是改造中国旧式政府、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开端。如果国民党、中共、民盟等各党派参加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便成为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共同政府。用它来代替国民党一党政府，便无形中转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权更迭方式，即政权由靠武力抢来，一下子变成和平演化而来。这样，也会在无形中改变了中国旧式政府的性质，标志着中国真正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正因为联合政府是“一石击三鸟”的法宝（改变国民党独霸性质、消弭共产党隐患、转变政权更迭方式），张东荪才会说：“我们的用意虽有这样许多，而其方法只是联合政府一点。所以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他才会在国共和谈破裂之际仍然强调：“联合政府这一药方还不失为一剂永久有价值的起死回生汤。”
这样的联合政府应该靠谁来建立？张东荪寄望于“第三种势力”：在国内就是以民盟为首的中间力量，在国际上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调解力量。
张东荪认为，在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就是民盟。民盟是代表“所有中间阶层，例如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民营厂家与中产商人等等”利益的。张东荪认为，在联合政府中对国共两党实施“平衡与钳制”的力量，自然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种势力。“在国共的中间这徜使有个势力，十分强大，完全独立，却与平和有决定的作用。”所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第三种势力，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以广大与强盛并富有独立性的第三者人们作为国共的桥梁。将国共两党各迫使其趋于正轨，同时把他们拉拢起来，得到大合作。”这是中国在内政方面最理想的出路。
在国际上，有能力调解国共冲突并迫使国民党改变性质的，也只有美国。他认为，在国共之间，“则必须有中人保人夹在中间。彼此虽不相信而对于中间的保人却是相信的。具有这样的中人保人的资格的，自然是在国际为盟邦，在国内为第三者。最理想的办法是：（一）国际的中保与国内的中保完全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力量；（二）国际的中保亦不限于一国，凡能为国共双方为信任的都可邀约；（三）国内的中保即第三而又务必尽量把国共以外的各方面都包括在内。”而要使美国来充当调和国共的“保人”、“调人”，必须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所以，中国的内政与世界的局势又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