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我成了戴手铐的旅客。
11月26日晚上，我们刚回到金谷酒店客房，门突然被撞开，两名持手枪的人冲了进来，后面紧随几名戴防暴头盔、端着微型冲锋枪的武警。
一声“不许动！”将我们仨吓蒙了，紧跟着几把枪顶在了我们的脑门上。一位个头矮胖的人说：“我们是警察。谁叫王琪？”
我脱口答道：“我！”
矮胖的人对用枪指着苏雷和周乃恩的人示意了一下，他们的枪口马上转过来对着我。
矮胖的人命令我拿出身份证，我用两根指头伸进兜里反夹着证件递给他。他看着身份证上的照片，再看看我，从牙缝挤出：“果然是你！”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前的架势分明就是香港警匪片中的镜头，莫非我突然之间变成了他们要抓捕的悍匪？我认为他们弄错了，我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犯不上这样啊！可从他们的认真劲儿和严肃的表情看，没搞错，要抓的就是我。
矮胖的人取出手铐铐上我，然后说：“我姓周，是贵州省公安厅的，”他指着另一位便衣，“这位同志姓陈，是我们贵阳市公安局的。我们都是专案组的成员，办你的案件。”
我不卑不亢地说：“希望你们搞清楚事实，不要弄错了。”
“不会错！你在我们贵阳诈骗了两千万，能错吗？”
我愣了一下，接着想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事。我解释说：“那是我从深圳帮你们贵阳的一家公司引资两千万，怎么成了我诈骗两千万呢？
陈警官在一旁说：“等到了贵阳，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现在你不用狡辩。”说着推了我一把，押着我往楼下去。苏雷和周乃恩跟在我的身后，他俩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不停地说：“警官，搞错了吧？搞错了吧？”
我站下来对周警官说，我想对我的朋友说几句话。周警官说可以，就站在原地说，声音大点。
我转过身来对满脸焦急的苏雷说：“你们回重庆吧！把我的事对我的朋友白镜泊讲。然后去趟达川，给我老婆说一声，叫我家里人不要担心，我清楚自己是清白的。”
到了宾馆门前，我看到门外居然停了五六台警车，一排武警端着冲锋枪如临大敌地盯着我。我被押上了中间的一辆警车，心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一介草民，牵涉的也只是经济案件，哪犯得上如此大动干戈？倒像是对付一个极端危险的恐怖分子。
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周警官说了，是为两千万的事情。我很清楚自己并没有诈骗，有可能是杨米干在贵阳出了事，我受到了牵连。
我试探着问周警官：“杨米干现在如何？”周警官鄙夷地说，“他还跑得掉？被逮捕了，他的那些后台老板也被抓了，我们不管是什么行长、局长的。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两千万的国库券，现在骗的五六千万挥霍光了，还不是国家受损。现在的一些大老板都是些大骗子，只知道抓、拿、骗、吃，没有真本事，不做实在生意。”从周警官的语气中能听出，他并不特别反感我。
警车摇摇晃晃，我脑子一片空白。我知道正被拉向一个未知的地方，一切都无法掌控、无法预知，只能听天由命。
我想到嗷嗷待哺的小儿子，他听到《回到拉萨》这首歌就不哭了，为什么呢？一直搞不清的事现在突然想弄明白，难道拉萨这个地方与我的宿命有关，我在这里有劫难或者这里是我的再生之地？
又想到女儿和大儿子，眼前晃的总是石莲带着他们哇哇大哭。
我想哭，可怎么也哭不出来。高原缺氧，心情的压抑，让我喘不过气来，想吐也吐不出来。
到了拉萨看守所，厚重的大铁门边上挂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写着“拉萨看守所”，四面围墙上牵满了电网。
周警官的确是个好人，他对管教交代了一番，意思是请他们特别关照我，不要让我在里面冻着，也不要被其他犯人打。临走时他还对我说，后天再来，到时候请我吃一顿。
我被关在紧挨管教值班室的一号监室，铁门一开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差点吐出来。占监室一半的水泥大炕上挤满了人，下面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管教吆喝一个犯人在靠窗的水泥炕上给我腾出一个位置。屋子里密密麻麻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知道我一进来就被管教照顾，安排在头把位上肯定有些来历。那一双双眼睛在半明半暗中闪着好奇的、嫉妒的、仇视的、狐疑的、冷漠的光，让我毛骨悚然。
管教特意递给我两床被褥，我漫不经心地铺了一床在水泥炕面上，然后和衣躺上去盖一床在身上，用两床被褥把自己夹在中间。这个过程，整个监室的人都默默地看着我。
窗户比炕面约高50厘米，窗户上生硬地竖着几根铁条，寒冷的风不断地从外面往里灌。靠墙躺下后我感觉灌进来的风从脚下吹到里面去了，这里应该是监室里空气最好的一处地方。
外面飘起了雪花，时而有几片被风吹进来的雪花落在我的左边。左边半躺着一位蓬头垢面的“大胡子”，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用比冰还冷的眼光盯着我。我费劲儿地挤出些笑容，对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野人，脸上除了能看见眼睛、鼻子，其他部分都被胡须遮盖着，连嘴也看不见。
他嘟囔着问我有没有烟，不抱希望的那种询问。“有！”我从风衣口袋里掏出盒烟递给他一根。
外面照明灯的光依稀从窗户透进来，我看见一缕烟从一堆胡须和毛发间飘出来，冉冉散开，红红的烟头忽明忽暗，谁看到这情景都会以为自己是在地狱。我心里没有一点害怕，即使是在地狱，我也要做一个逍遥鬼。
我看了看烟盒，再看看人头，想给里面要抽烟的人发一支。他觉察到我的意图，伸出脏乎乎的手按住我，“哥们儿，留着。日子还长，要熬呢。”
我抽上一根以后将烟盒放进口袋里，他冲我点点头，问我是犯了什么案子进来的？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没犯罪。”
“进来的人都这么说。”他的神情有些不屑。我问他犯了啥罪？他说是贩了点白粉。我大吃一惊，过去只听说贩毒的，现在就有这么一位睡在我的旁边。
“你真是贩那个的？”我问他。
他说真是的。他们一大帮回族人在此地做黄白生意，他是为了赚些钱给儿子娶媳妇，才干了这种事。
他说的黄白生意我没有细问，估计是贩毒，走私黄金。我说：“你不能做些正经生意赚钱给你儿子娶媳妇吗？”
“正儿八经的生意有什么钱可赚啊？你不知道，‘发财靠乱来，当官靠后台，真理在讲台，包公在舞台。’”
我一时语塞。设身处地想，他的话不无道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存哲学，大多不是别人教的，是自己从经验教训中得来的。
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虽和衣裹着被子还是冷得身子直哆嗦。我想细细地体会，在世界最高的牢房里待着是什么感受？无论怎样要求自己集中精力，我的感觉除了冷还是冷，冷的念头封存了一切知觉和思维。
“大胡子”指了指炕下站着的人说，这么冷的夜晚不运动，等不到天亮就会变成一堆冻肉。我看了看，也真是的，他们没一个人在睡。有人蹲马步，有人在原地跑步，在有限的空间里不停地运动着。
水泥炕被他们叫作岛，睡在第一个位置的叫岛主，是监室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人。眼下我正做着岛主，而在我进来之前这个位置是“大胡子”的。
站在岛下没地方睡的人叫沙丁鱼，在这零下十几度的夜晚他们连床被子也没有。他们的运动方式很单一，只有原地跑步这一招，跑累了抱成一团站着睡一会儿，冻得难受了再开始原地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度过这寒冷的夜晚。人在受到生命极限的挑战时只能本能地对抗，一个个没有尽头的寒冷夜晚，对他们来讲是一道道鬼门关。
想想人真是贱骨头，在外面缺氧便要罩个氧气罩睡觉；天晴下雨都会影响心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吃饱了还思淫欲，干这样那样的坏事。这些人都应该放进冬日寒冷的拉萨看守所待几个晚上，他们会在这里知道什么样的日子是最好的，能把什么都想明白。
我迷迷糊糊地将要睡着，又被冻醒；困得难受，又要睡着。这么折腾着非常难受。冷得最痛苦的时候，觉得心是冰凉的。监室里很安静，只有轻轻的踏步声、呼吸声。除了“大胡子”谁都不准讲话，他点到谁时谁才可以吱声，说话在这里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只有呼吸谁都管不了，是唯一不能被剥夺的权利。
天终于亮了，雪花被风扬起来，静悄悄地顺着阳光滑落进来。我抬头从窗户望出去，地上、屋顶一片银白，高墙的铁丝电网上挂着雪凝结的冰凌，长长短短犹如五线谱上的音符。这些音符所标志的旋律，一定是无法唱出口的，只能在心间的琴键上弹奏。我庆幸自己在这里坐过牢，在真正冷酷的世间感受奇妙的生命状态。这样一想我就笑了，从心中到脸上都笑了，一种自信而又不错失良机的笑。
中午变得暖和起来，监室里的人全都睡得呼呼的。铁门一开，狱警送来了糌粑，马上涌上去一堆人，大把大把抢过来往嘴里塞，我只见一双双黑手在挥舞，一张张黑脸在晃动，相互之间推搡着。
狱警专门送一份糌粑到我面前，我看着实在难以下咽就让给了大胡子。他接过去马上像一头吞食猎物的猛兽，我根本没看见他咀嚼，张开大嘴直接往肚里丢，好像是急着把命丢进身体里。
下午关进来一位强壮的小伙子，他可没有我的好待遇。一进来“大胡子”就命令他蹲到马桶边上去，彪悍的红脸膛小伙子眼中闪过一丝野性的光，想抗拒但最终还是驯服地蹲到了那里。“大胡子”从枕边拿出一个纸盒递给岛下的人，头也不抬地说了声：“老规矩！”
我好奇地看着，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见那人揭开纸盒的盖，用手抓了一撮虱子灌入小伙子的后衣领。小伙子的身体立即上下扭动起来，脸抽搐得变形，让人感到恐怖。有人告诉他，最好不要伸手去挠，否则会被乱脚踢死。不一会儿，我看见那小伙子紧咬着牙，额头上出现了汗珠，我能想象那是怎样的挠心之痒，足以让人崩溃。半个小时以后才有人说结束，让小伙子把虱子从身上捉下来放回到纸盒里。
我问大胡子这么多的虱子哪里来的？他的双手抄在袖筒里，扬扬下巴说：“他们身上捉的，全放到纸盒里，给新进来的人洗礼。”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新来的人呢？”问这话时我心里真是有些后怕，幸好那位周警官交代管教照顾我，幸好管教直接让我做了岛主，不然浑身被虱子叮咬，奇痒难忍的一关就怕免不了。
“大胡子”说：“这是我们一号监室的老规矩，我进来时也不得不过这一关，谁也不能不听岛主的，这是规矩，到政府那里也是这个理。再说虱子在盒子里待久了会饿，得到人身体上去放养一趟，这样它们才能好好地活下去。虱子也是一条命，人和虱子在这里是患难兄弟，新来的人有义务用身体去供养它。”
我不知道让人痒比让人痛是否更文明或者人道，但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让自己痛，而不要接受这种挠心骚肺的痒，因为人对痛更有承受的经验。
监室里除了红脸膛小伙子还在那里捉自己爬满身的虱子外，其他的人都趁着午后的暖和沉沉睡去。蹲着的、躺着的、站着的、胡乱歪着身子睡的，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冷夜晚积蓄运动的能量和体力。
这天夜里和过去的那夜没多大区别，仍然是出奇地冷，只是我在冻得难受的时候写诗。
听着呼呼的风声，伴着哆嗦，我在心中一字一句地写着：
牢门积雪
世上最高的牢房
是11月27日天堂挖进人间的地窖
雪花捎着漫天飞舞的信件抵达人世
漫过生硬的铁窗
滴落在心底的花瓣上
似证据 是天书
书写无痕
从人间漏进的风声
可随意把雪花吹成舞蹈
把水吹成冰
把自由吹成渴望
把每位公民吹成有被收审的义务
正午的阳光是苍天洒向人间最近的爱
一头扎进雪花的被窝
傍晚来临所有阳光都躲在积雪中沉沉睡去
为了不变成一块冻肉
我们连夜跑步，清晨还在原地
28日黄昏我好想妈妈
童年堆砌的雪人
因牵挂被风雪压弯的庭院
妈妈的眼像窗外茫茫无助的雪原
顺着山尖上了天
12月29日下午雪花依旧顺着阳光静静滑落
我被两位忠诚的便衣
押着从拉萨向下飞去成都
来的日子我无数次回头往上看
再也没看见那扇生锈的铁门
为积雪拥护的门窗
周警官没有食言，第三天临近中午把我从看守所接出去，找了一家小餐馆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早在昨日糌粑就已经成了我垂涎的美食，这时候糌粑管吃，还有青稞酒喝真是舒服。只是我的一举一动陈警官都盯着，就连上厕所也跟着我。尽管我一再向他们表示，我不会偷跑，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但他们说这是职责，能带我出来一趟已是破例。
我拐弯抹角地向周警官打听案情，他有问必答，从他语气中能听出来，他并没有将我当作一般的罪犯，对我有好感还有些佩服。他说我能凭一纸证明帮杨米干从深圳换回两千万元，本事还真不小，他让我知道了杨米干的大概案情。
杨米干的公司不是正经做生意的，靠歪门邪道。为他开出国库券代保管证明的国债服务部只有一百多万的国库券实券，是杨米干花重金收买别人，让人相信他能还上这笔钱才给他开具证明的。深圳的两千万元到账以后，杨米干填了以前亏欠，恣意挥霍，跑到澳门去赌钱，现在账上只剩下几万元。事情到这个地步，担责任的却在贵阳政府这边。杨米干拿不出钱，政府财政就要帮他还上深圳的两千万元还有利息。实际上他是虚晃一枪，说起来从深圳得到了两千万的资金，其实是从贵阳财政骗了两千万。要知道，两千万对贵阳市来讲可不是个小数目，加上他交代出违法操作中行贿一些官员的情况，就牵扯到很多人。现在，贵州省纪委、省公安厅和贵阳市公安局联合成立了专案组，查处此事牵扯到许多人的命运。
“杨米干违法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很明显，事情因你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案子要完结，你必须到场。何况你还得了杨米干的三十万元中介费用，你能说不涉案？”
“那我还掉那三十万元不就行了吗？”
“退赃不退罪，深圳的两千万现在都是赃款，不用说你这区区三十万了。难道你不懂法吗？”
“我确实不懂你说的这个法，那你认为我有罪吗？”
“现在我不便回答你。即使我认为你无罪，也仅仅代表我个人。贵阳那边我的领导可是要重办你呢，只要你自己认为无罪就不要有太重的心理压力，事情总会水落石出。”
和周警官的一番对话让我基本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进一步追问道：“那如果将来公检法任何一家认为我无罪，你们现在抓我是不是违法呢？”
“我们现在并未逮捕你，只是收审。你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都有被收审的义务吗？”
我茫然地看着周警官摇了摇头，他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公安机关有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执行收审？
我不能申辩，公民、义务、收审这几个词连在一起让我觉得荒唐，让我头晕目眩有些喘不过气来，让我觉得国家给我的人身权利就像这高原上稀薄的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