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汀祖回来不久，杜安就跟父亲开了口。
窗台下有很多盆充满生机的植物，在离窗台不远的书柜附近，杜安的父亲——已经退休的杜局长正在看书做笔记。在杜安看来，父亲也是一盆植物，并且比其他盆栽植物更充满生命力。因为他不是长在盆子里，而是多年来一直生长在坚实的大地上。
杜安换上拖鞋走进书房，悄悄去摸这根老植物的胡须。这是父女多年的默契，也是一种暗号。
老局长一边享受天伦之乐，一边问，有什么事情求我吗？
杜安趁机把史昌庆调动的事说了。
老局长说，他当初为什么不留在北京呢？
杜安说，我们那一届，留北京的都是企业指标，要公务员的只有江西萍乡。
老局长说，为什么他非要当公务员？
杜安说，我也没搞明白。
老局长说，你要和他结婚吗？
杜安迟疑了一下，说，大概是吧。
杜安简单的说了一下史昌庆的处境，遭遇和家庭状况。
老局长久久没说话，植物一样静坐良久，问杜安，一个人为了当一个公务员离开你，你认为他是爱你吗？
杜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想明白。
杜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到江西一个老战友，老战友又一个电话到萍乡。四个电话以后，史昌庆的基本情况出来了。
史昌庆分到萍乡以后，开始是一位市长的秘书，正像杜安说的，努力上进。但是有一件事，让他倒了霉。
萍乡是著名的红色旅游区，因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名人在那里战斗过，现在很多领导人都还去。有一位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大领导到萍乡去，不单旅游，还关心产业转型和循环经济。在考察的时候，他问了一个专业问题，尽管当地领导准备很充分，还是答不上来。在一旁当秘书的史昌庆却答上来了，他为此还得到首长的表扬。
按照常理，这是一次才能的展示和人生的机遇。史昌庆也因此和那位首长的秘书联系上，经常电话信息往来，但是市里个别能决定他命运的人却很不高兴，找了个借口，把他调到湘东区去了。
杜安说，他做得对还是错？
老局长说，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每个人都有向上的力量，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越变越好，但是，向上和规则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不打破规则也不行，过分打破规则，又是一种破坏性力量。
杜安说，他其实当初也有一些机会。我们的导师和国家发改委一位副司长是同学，那位副司长经常委托我们做课题，有一回导师让史昌庆进了课题组。史昌庆很努力上进，得到副司长的认可和肯定，也就找理由经常来往。后来导师就不高兴了，把他调出了课题组。
老局长说，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建议你再想想。
杜安说，爸爸，不用想了。他如果真的结识了那位首长，调到北京，升迁了，我可能会不再和他谈恋爱下去，但是，他现在落难了。一个在北京读过研究生的人，到那么一个城市，还被贬到区里，我这时候要是再扔掉他，就太不仗义。我不能做那样的事。
老局长站起身，摸着杜安的脑壳，叹口气说，真是我的女儿。
史昌庆被请到杜安家里做客。和汪春兰的隆重相比，杜安家里更多的是随意。没有请任何陪客，杜安的父亲，杜安，史昌庆，还有保姆。杜安的母亲去世了，她的父亲没有续弦。保姆忙完也上桌吃饭。一瓶红酒，史昌庆客气了一下说不喝，大家都没再劝。
史昌庆准备了很多，都没有用上。此前，史昌庆专门打听了杜安的爸爸，从网上寻找了他的资料及相关边缘行业的资料，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表达，饭局就匆匆结束了。
饭后吃水果，边吃水果边打开电视看。电视里面发现了某个省的地方性群体事件，因为一个医患事故，导致上千人在地方政府门口示威。老局长很随意地问史昌庆对这件事的看法。
这刚好是史昌庆思考的范畴。史昌庆说，现在各个地方群体性事件不断，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基层领导者没有“手段”？
老局长说，要什么“手段”呢？
史昌庆说，对于基层领导者，他上面有若干条领导战线，有教育、公安、经济、社区、工业、农业……但是所有的线在他们这里必须要汇总，要挽个结，因为他们要和老百姓直接面对面处理问题。他们面临的问题要比上面单一战线复杂得多，他们不能再往下面交了，只能亲自去处理，处理就需要“手段”。
老局长说，你说的“手段”是权力，还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史昌庆说，都是，但都不完全是。基层领导者，会碰到很多刁民，也就是那些为达到自己目的拼命向上面提过分条件的人，这时候怎么办？不答应，他们就会闹；闹大了，上面中央总的精神是和谐社会，一看不和谐，有事端，就拿基层干部开刀，撤职，调离等等。所以，好多基层干部不愿解决矛盾，矛盾不解决，越积越大，最后形成群体性事件。
老局长说，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那你说的“手段”到底是什么？
史昌庆挠下头，说，可能就是一些强制力吧，差不多。
老局长说，你是说要用一些强制力去达到和谐，手段和目的不同，这不矛盾了吗？
史昌庆说，理论上矛盾，实际上不矛盾。
老局长沉吟不语。
史昌庆走后，老局长把杜安喊到书房，父女两个聊天。杜安问父亲对史昌庆的看法，父亲没直接表态。父亲反过来问杜安，如果他的境况继续差下去，甚至丢了工作，沦为流浪汉，你是不是会不顾一切，加速与他恋爱甚至结婚的步伐？
杜安想了一下，点点头。
杜安的父亲帮忙把史昌庆调到北京，事情进展的很快。史昌庆回到萍乡不久，就接到借调令，先被借调到北京某个区的老干局，借调考查期限是半年。
史昌庆的事安定下来之后，杜安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她必须准备博士论文，她研究的方向是资源枯竭型城镇的转型。她调研了很多地方，东北和西北最多。辽宁的阜新，宁夏的石嘴山，河南的焦作等十几个城市。
调研的现状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触目惊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研究者，杜安对很多城市的发展感到担忧。杜安也在调研中受到了很大的教益，而这些知识在平时的书本和课堂里，是无法学到的。
她每到一个城市，都结交一批朋友。这些朋友不分档次，不分学历。对于一个资源型城市来说，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物件上，都有资源的痕迹。她留下他们的电话或QQ号码，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继续追踪着这些地方的一切。
大部分都有共性。
比如，一个城市的矿老板搞非法融资，当地很多人入了股。大家都认为，矿老板有那么大一座矿，再怎么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再加上新闻上不断传说的矿品涨价信息，让每个入股的人都做着美梦，等着拿高额利息，结果矿老板却跑了。他的所谓富矿，早已开采成空壳。
再比如：一个矿老板下面的工人，得了癌症。矿老板不让他再上班，他一定要坚持上班。矿老板无奈和他签了协议，意思是他本身有重病，死活（除工伤事故外）与企业无关。结果某一天死在岗位上，家属来闹事，他拿出协议也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和群众，都逼着他承担补偿。
如果你在一个资源型城市搞调研，几乎每个人都痛斥矿老板，痛恨污染，赞成和拥护转型，但是真正执行起来，也可能每个人都会成为阻力，这就是社会的复杂性。
在杜安调研的十几个城市中，大部分都没有转型成功，大部分都在等待中央或者政府的补偿政策。找关系找上面多要一点补偿，是他们最大的动力。最困难的是各种复杂的关系介入，还有一点，就是转型发展涉及到个人利益，比如土地流转和动迁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反对转型。
按照惯性缓缓地每况愈下，逐渐的被惯性慢慢侵蚀。城市，乡村，人，都在其中。
除非有那些特别的人，要么，是特别的事件。
那些转型成功的城市，比如铜陵，还有焦作，都流传着一个知名的能人故事。这些能人一般是高级官员或者大老板。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改变了一个城市，也为这个城市的后代所记忆和传诵。
春苗和豆豆现在是杜安的知心网友。
有一回杜安在网络视频上看到了春苗自残。
春苗拿着刀片，在自己的手臂上一道一道划，血球子一颗一颗挂在皮肤上。豆豆站在旁边，显然已经习惯了春苗的举动。
杜安在视频里大声喊：豆豆，你在干什么的？把她刀片夺了啊。
豆豆说，杜安姐姐，你让她划自己几刀吧，如果不划自己几刀，她憋得难受。
杜安说，春苗，你有什么东西憋得难受？你有什么委屈吗？说给姐姐听听。
春苗问豆豆，我有什么委屈？我不缺钱用，我父母又没离异感情受伤害，我怎么就不舒服？
豆豆说，她的处女身子献给了满身油烟的厨师班的家伙，她不舒服。
杜安说，为一个男人，值得吗，春苗？
春苗说，杜安姐姐，别听她胡说。
血球子一颗一颗亮晶晶的排列着，像遥远的草莓果。为什么？为什么？……杜安一个问号一个问号在屏幕上打。
我们没有考上重点高中，我们从此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只能在职业中专学就业的基本技能，豆豆在大屏幕上回复。春苗也在看着屏幕。
不上大学怕什么？杜安在屏幕上打，学一门基本技能，照样快乐的生活。
我们想嫁一个有钱人，但是我们看来不行了，我们两个人，相貌都长的平平，豆豆继续。
杜安说，非要嫁有钱人吗？有钱人年龄都大了，正在奋斗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好呢？
春苗在视频里说，那我们忍成黄脸婆，嫁的这个人要是没富起来怎么办？
豆豆说，对，那我们一辈子都押进去了。我们回到家乡这个小镇，气就不打一处来，除了几个矿老板，谁富了呢？所以，我们十有八九，要嫁一个穷人，就像镇上的大多数人一样。
春苗说，我们比他们都不如，他们还有个田种，还有工厂，我们现在，田都进污水了，工厂都垮了。
豆豆说，我们不想出去打工，在外面受人欺辱。我们不愿意到外面当“小姐”。
春苗说，对，打死也不当“小姐”，我们再穷不挣那个钱。
豆豆说，我想回来干，但是我们能干什么呢？杜安姐姐？
杜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