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其中，印刷术的发明厥功甚伟，影响深远。在印刷术的发展史上，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堪称里程碑。
毕昇（约970—1051年），系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今湖北英山县）人。正是他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一重要发明，称“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并详细记述其工艺。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毕昇发明活版印刷的唯一史料。人们推测毕昇应当是一名长期从事印刷工作的工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悟性极高，因此具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能力。毕昇死后，他制作的泥活字被沈括之侄收藏。据此，毕昇或与沈家有某种较为亲近的关系。由于沈括是杭州人，所以有人猜测毕昇有可能也是杭州人。宋代的杭州为天下繁盛之地，文教事业相当发达，活字印刷术于此萌生，亦在情理之中。另称，毕昇的后人用活字胶泥伪造钱币，遭株连九族之罪，侥幸逃脱之人改为田姓、万姓。今有毕家铺地名，但多为田姓、万姓，而没有毕姓人家，似可透露历史蛛丝马迹于一二。1990年，在湖北英山草盘地五桂村毕家坳发现毕昇墓。墓地在毕家铺以西3公里处。墓地以南1公里处，有肖家大屋，民间称系毕宰相府，以东15公里处有明代宰相毕翰儒之墓。这个毕翰儒是毕昇后裔。对于新发现的墓地，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单位委托史树青等28名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此墓确系毕昇之墓。毕昇去世后，与妻李妙音合葬，其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偕孙文显、文斌、文忠为之立碑。
中国约在汉代发明纸张，较之甲骨、锦帛、金石竹简、木牍等图书载体不仅轻便许多，而且成本大大降低。但是，图书的抄写仍然相当费时费力。约到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出现摹印和拓印石碑之法。严格意义上，中国最早的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出现于隋唐之际。此技术是谁发明，已不可考。最早提到雕版印刷之人，是唐代诗人元稹。他在为另一唐代诗人白居易《长庆集》写序时，有“缮写模勒”之语。后人考证，所谓“模勒”就是刊刻。雕版印刷的工序是：先将书稿粘贴在一块木板上，书稿正面的字体与木板相贴，成为反体，笔画清晰。刻工用刀把木板上没有字体的部分削去，形成字体凸出的阳文，不同于字体凹进的碑刻阴文。印刷之时，在凸起的字体上涂墨，将纸覆于其上，施以少许压力，字迹便留在了纸上。问题在于，雕版印刷相当费时，大部头著作的刻版往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而且图版容易变形、虫蛀、腐蚀。如果是不太重要也无须再版的图书，图版便成为废弃之物，浪费极大。客观而论，毕昇之前传统的印刷技术无论是摹印、拓印还是雕版印刷，均耗时耗材耗力，图版笨重且不易存放，出现错别字也不易改动。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虽然刻字颇费工夫，但灵活多变，大大提高了图书印刷的速度和质量。其具体工序是：先将细腻柔软的胶泥制成一个一个的小型方块，然后刻上凸面反字，用火烤硬，使之成为陶质。依照韵母分门别类存放于木格之中，贴上纸条标明，以便检索。常用字的制作数目多于生僻字。按图书内容拣字排版时，先在一块带框的铁板上涂抹一层黏合剂，这种黏合剂由松脂、蜡油、纸灰调和而成。将所需单字从木格中拣出来，依序排定，排满一版后用火加热。等待黏合剂稍稍冷却，用一块木板将版面压平。黏合剂完全冷却凝固之后，图版便告成型。印刷之时，在图版上刷墨、铺纸、施压，便可完成书稿的印制。印完之后，用火烘烤图版，使黏合剂熔化，再将胶泥单字取出，以备日后使用。毕昇还尝试用木活字进行印刷，但是木料纹理繁杂不一，制作困难，尤其是木活字沾水后容易变形，与黏合剂粘接后也不易分开，最终只得放弃。据悉，宋代雕印的《大藏经》计1046部、5048卷，费时22年，雕版多达13万块，不仅许多单字的雕刻属于重复劳动，而且存放也极为不便。如果利用活字印刷术，就可避免这些困扰，缩短书籍出版周期。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生产设备及工艺远在毕昇活字印刷术之上，但两者的原理基本一致。
毕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入朝鲜，称为“陶活字”。13世纪末，高丽人用金属活字刊印《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现今所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1376年，朝鲜出现木活字本《通鉴纲目》。1436年，朝鲜又出现铅活字本《通鉴纲目》。活字印刷术再经朝鲜传入日本及东南亚，如16世纪末日本出现活字印刷品《古文孝经》、《劝学文》等。15世纪，活字印刷传入欧洲。1456年，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采用活字印刷术印制《古腾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晚400年。活字印刷术经德国传入欧洲其他国家，促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来临。关于古腾堡的金属活字实际上是铅、锌和其他金属的合金，它们冷却迅速，能够承受印刷时的压力。毫无疑问，古腾堡是将活字印刷技术与工业化实践相结合的关键人物，因为他开办了欧洲第一家商业营利性的印刷厂。关于他是否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国际学界存在分歧。有人指出，虽然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晚于中国，但却是独立发展的产物。不过，也有人强调欧洲印刷术受惠于中国。例如，1585年面世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指出，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是经俄罗斯，另一条是通过阿拉伯商人。古腾堡的发明奠基于中国的印刷术之上。
毕昇在世之时，他的伟大发明没有受到社会的重视。在其死后，活字印刷术也没有得到迅速推广。经鉴定，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当系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1100—1103年）的活字印刷品。这是活字印刷术的最早物证。宋代左丞相周必大曾从沈括那里学习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用来刊印著作。周必大将铁板改为铜板，因为后者的传热性能更好，容易使黏合剂熔化。“周必大刻本”被历代藏书家奉为私家刻书之典范。宋元之交，柳城人（今辽宁朝阳）姚枢教导弟子杨古运用“沈氏活版”，将朱熹的《近思录》、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刊印问世。清康熙年间，饶州推官翟世琪造青磁《易经》一部。青磁极有可能是用制作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作磁活字，印行《周易说略》，该书封面题有“泰山磁版”字样。清嘉道年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受《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活字印刷术之启发，耗时30年，制作泥活字10万余个，并于1844年印行《泥版试印初编》。此后，翟金生又印制了许多书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泾县发现了翟金生所制的数千个泥活字，有5种型号。翟氏践行毕昇活字印刷术之举，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毕昇的发明是行之有效的，破解了人们对泥活字印刷术的质疑。翟氏的泥活字及其印刷品，现已入藏安徽省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尽管毕昇放弃了木活字的试验，但后人在其活字印刷的思路启迪之下，在木活字印刷方面颇有推进。前文已述，毕昇的发明在很长时期内未见普及，人们仍然大量使用雕版印刷术。这一现象引起元代农学家王祯的注意。他在毕昇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进行木活字印刷的试验，获得极大成功。他在安徽旌德聘请工匠制作了3万余个木活字，于1298年刊印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一月之内竟刊印百部，效率之高令人惊叹。这是目前可知的第一部木活字印刷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法。因为他发现数以千百计的活字排列成行，在拣字时实有不便，于是萌生将活字有序摆放于转轮之构想，极大地节省了排字工的拣字时间，提高了排版效率，也减轻了劳动强度。具体方法为：用木材制作一个轮盘，轮轴高3尺，直径7尺，轮盘可自由转动。将木活字按韵母分类，放入轮盘的格子里。有两副大轮盘，排字工坐于其间，转动轮盘查找所需单字，即王祯所谓“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诚为印刷史之一大创举。王祯有关木活字的发明，包括木活字之刻、修、选、排、印诸法，详见其名著《农书》所附之《造活字印书法》。与毕昇的胶泥活字失传一样，元代木活字印刷品也已失传。倒是明代的木活字印刷品较多，如万历、嘉靖年间刊行的《唐诗类苑》、《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书都是木活字印刷品。清代是木活字印刷大发展时期。康熙年间，木活字印刷已很普遍。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采用木活字印制，达到木活字印刷术之高峰。为印制该丛书，共刻成枣木活字253500个。这套丛书共计134种，2389卷，是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木活字印刷品。毕昇活字印刷的另一走向，是金属活字的使用。元代王祯之前，有人尝试用锡活字，但是锡字不易受墨，印制困难。十五六世纪之交，铜活字在江南流行。铜活字在清代获得迅猛发展，最大规模的印刷品当推《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万卷规模的类书在刊印之时，使用的铜活字多达一二百万个。
有人称，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始皇帝在统一全国度量衡时，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40字诏书，代表着活字印刷之始，只是未能加以推广。即便如此，设若没有毕昇，中国印刷史势必黯淡许多，能否在宋代取得革命性突破也未可知。时至今日，随着电脑排版技术日臻完善，活字印刷术已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不知毕昇九泉之下作何感想？
（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