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诗文领域因公安派的兴起与竟陵派的同声唱和而别开生面，“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念与“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信手而作”的写作实践一扫明中期复古派末流粉饰蹈袭、模拟失真的病态与恶习，遂“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袁中郎集》），一股久违了的清新脱俗、健雅飘逸之楚风炽张于文坛，自屈原之后，令人有幸再睹荆风楚韵的独特魅力。
何谓“楚风”？袁宏道《叙小修诗》回答说：“且燥湿之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为楚风，又何疑焉！”意为楚地乃水乡泽国，孕育了楚人劲峭、倔傲、愤激而直露的个性，故楚风重独抒性灵，张扬个性，公安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崛起于楚地的公安派以世居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为主要人物，其他成员也以长江中下游居多。作为公安派的主将和旗手，袁宏道（1568—1610年）在《叙小修诗》中首次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论主张：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期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公安派成员自觉遵循和积极实践的创作理念。所谓“独抒性灵”是指在诗文创作中要抒发真情实感，反对无病呻吟；主张率性而作，反对矫揉造作。所谓“不拘格套”是指作品的形式要突破程式化、定型化的束缚，不受陈规旧矩的限制，任何因循守旧、亦步亦趋的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独抒性灵”是公安派的精神内核，是“不拘格套”的理论前提；而“不拘格套”则是公安派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更是“独抒性灵”的自然呈现。“言从口出，意自心造”这一真实、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必然产生与之相谐和的外在形式。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也是对僵硬的道理和陈腐的闻识的冲击与反叛，在袁宏道看来优秀的作品首先必须率真，缘于真声真心，其次它还得有“趣”，所谓“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是也。而“趣”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相去甚远，要想获取这种自然之趣，唯有破执去缚，挥洒个性，任性而为。对此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去趣亦远矣。
林语堂曾对公安派“性灵”意蕴作过精辟切中肯綮的阐释：“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性灵派主张直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重温语堂先生这一至今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权威价值的解读与剖析，我们深刻地领悟到了“发抒性灵”与“字真句切”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真人、真性和真文之间彼此制约相互抗衡的联系。
而公安派研究的前辈李建章先生对公安派反对的“格套”则有自己独到的认知，他认为“格套”有三个来源，即一种是从拟古而来的旧套，一种是旧货改装的新套，另一种则是来自世俗应酬的客套。无论是哪一种格套都为公安派所鄙夷并坚决摒弃。
由此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性灵说”的内涵，一是文学表现上的独特性和个我性；一是艺术形式上的自由性和独创性。而“性灵说”的大昌其道，不仅仅是一种诗歌主张乃至诗学原则的兴起，它还肯定了纵心适志、恣情任性的生活态度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直接来源于公安三袁的精神导师李贽的“童心说”，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李贽的“童心说”“一是要求真人真心；二是要求不拘时拘格。”（孟祥荣《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这显然直接开启了公安派的“性灵说”。主将袁宏道的诸多言论，类似“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中流出，盖天盖地。”莫不直承童心，因袭李贽。
“性灵说”的提出同时也是晚明时代思潮濡染的必然产物。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在阳明心学的感召下，文坛吹起一股崇自我、尚个性、重放纵的主情之风，公安派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背景之中，三袁本为反传统、恣个性、任自然之人，自然深受影响。
公安派的崛起与勃兴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必须注意到，那就是楚地缘文化的影响。三袁世居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公安，这里富庶繁华，人杰地灵，水路交通便利，江汉平原一马平川，视野开阔，信息畅达。天资聪颖、心存高远的三袁生长于兹，耳濡目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当较常人更快更易。正如马积高先生所言：“三袁是公安人，其交友以湖南湖北为多。长江中下游实为明代经济最发达之区，人物荟萃之地，且又为王学最流行的区域，这些都是公安派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安派的文学创作特色。”同时荆楚大地作为楚文化的中心，长期累积和沉淀的厚重的文化底蕴对于三袁的成长与熏陶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作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所言甚是，公安派的出现即为有力的证明！
在晚明的诗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他们彻底改变了“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长欲以李长吉体变之，不能也。汤义仍欲以尤、杨、范、陆体变之，亦不能也。王伯谷、王承父、屠长卿虽迭有违言，然寡不敌众”的局面，形成了“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的盛况。
非常重视并擅长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中汲取营养是公安派睥睨文坛，独领风骚的制胜秘诀。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在他看来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因为“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他又慨叹“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听朱生说水浒传》）。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相反，袁宏道毫不掩饰他对元曲与明小说的器重与厚爱：“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显示了他们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通脱进步的文学观，而这对与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无疑多有裨益。
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并产生较大的影响。钟、谭均为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竟陵派与公安派一脉相承，在前贤的影响下，钟、谭提出了重“真诗”，重“性灵”的创作主张。钟惺（1574—1625年）强调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谭元春（1586—1637年）也主张：“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诗归序》）可见同公安派一样，竟陵派也非常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的体现，他们基本继承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但又有所不同。钟、谭既接受了贾岛、姚合和宋代“晚唐体”的影响，又敏锐地察觉到了“公安派”末流俚俗、浮浅创作弊端，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即“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也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胆识，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
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李贽反对以儒家经典规范现实社会与人生，公安、竟陵反对以前代的文学典范约制当代的文学创作，而提倡一种具有时代性、个人性、真实性，能够表现内在生活情感与欲望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对旧的精神传统的破坏以及对新的文化观念的重建。
在晚明文坛上，小品文趋向兴盛，既是当时文人审美趣味变化的产物，又和公安派、竟陵派提出的“性灵说”为小品文的理论建构之规范不无关联。三袁和钟、谭不是晚明出现得最早的小品文作者，但却是促使晚明小品勃兴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人物，“往弇州公代兴，雷轰霆鞠，后生辈重趼而从者，几类西昆之宗义山，江右之宗黄鲁直。楚之袁氏思出而变之，欲以汉帜易赵帜，而尽服也。”（夏咸淳《六十家小品文精品》），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之所以被誉为晚明小品文创作高潮中的旗手，取决于他们的“性灵说对晚明小品文的勃兴，主要有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从理论上清算了拟古文风的错误，破除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确定了‘我’在散文创作中的生存环境和自由发展的文化空间。二是直接为确立小品文的艺术功能、审美价值、文体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熊礼汇《略论公安派性灵说对晚明小品文发展之影响》）。
公安派和竟陵派对晚明小品文的贡献还在于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一大批文人加入到小品文创作的队伍中，并涌现出像刘侗、祁彪佳、汤显祖、冯梦龙这样的名家，而集晚明小品文大成的张岱就毫不隐瞒地叙述了他师承公安、竟陵的事实：“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钟、谭诗，复欲学钟、谭诗，而鹿鹿无暇。”（张岱《琅嬛文集》卷之一《琅嬛诗集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散文大家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袁宏道、张岱等人的小品文赞不绝口也足以证明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说对这些现代作家的影响之深远。
“由公安派掀起的文学革新思潮，三百余年间正像我国封建社会内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一样，并未中断。明末冯梦龙的大量汇编、出版小说、民歌作品，和明末清初金圣叹的大力提倡白话小说、戏曲，并构建了一套先进的小说戏曲理论体系，还有清代袁枚的提倡诗歌要写‘性灵’等等，都可以说是直接、间接受了公安派的理论观点的启发。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新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张，在较大程度上也是接受了公安派的反复古主义与提倡语言的通俗化的影响的”（张国光《公安派――四百年前我国文学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诚如斯言，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宣言的《文学改良刍议》极力主张“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显然是对袁宏道在《叙小修诗集》中所倡导的“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的继承与发扬。怀疑权威，否定陈规，破旧立新需要倡导者具备非常激进，极度张扬的个性与勇气，狂飙突进的文风的形成必须仰仗敢于不为俗流所困，不被成见所缚能尽抒其胸中之奇的狂人的出现。
“性灵说”既是一种文学理论主张，更是一种处世态度，如果说在诗文领域它的出现带来了一种新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公安、竟陵两个流派，那么在生活空间，它其实是承认或者说倡导了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享受生活、寻求自适，快乐真我。
四百多年前公安派的最后掌门人袁中道曾有感于“楚人之文，发挥有余，蕴藉不足。然直摅胸臆处，奇奇怪怪，几与潇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门狭、手腕迟，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嗫嗫嚅嚅，如三月新妇为也？不为中行，则为狂狷。效颦学步，是为乡愿耳”（《淡成集叙》，《珂雪斋集》卷之十）的现状，而满怀期待“楚人之文，不能为文中之中行，而亦不必为文中之乡愿，以真人而为真文”。陈子龙《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归复相访赠之以诗》二有云：“汉体昔年称北地，楚风今日满神州。”如今荆楚大地真才实学之人辈出，真知灼见之文屡现，三袁灵下有知，必当欣慰至极！
公安三袁和竟陵钟、谭无疑是荆楚文化史上最富有开创精神、真我性情和潇洒风度的重要人物。他们以纵情放达、风流自适的处世风貌和不落窠臼、自成一派的诗文创作彰显了楚人不为时拘、不囿格套的胸襟与气度；凸显了楚民灵活机变、与时俱进的胆识与才力，其独抒性灵、张扬楚风的功力，实出时人之上，其对楚之风尚的张目与弘扬堪为后世景仰与追慕！
（章芳孟修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