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天青被“双规”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北京的那座小四合院里。
当时，陈维高正在浴室里刮胡子，他用不惯若小安给他买的电动剃须刀，正皱着眉头在“嗡嗡”声里盯着下颚的一点胡茬发愁。见若小安突然冲进来，神色郑重地说：杜书记被中纪委的人扣住了。他愣了一下，随即舒展眉头，轻抚她的额发，笑着说：“没事、没事的，有我在。”
此时，距离杜天青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正式刑事拘留过去了不到一个小时。
陈维高拿起那把旧剃须刀，利索地把下巴上那点膈应人的胡渣刮掉了。然后他笑容满面地揉了揉若小安的头发，说：“我回公司瞧瞧，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等我电话。”
她没有说话，走过去抱了抱他，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陈维高匆匆离去。他走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是深秋的太阳，比夏天的那个冷清，又比冬天的那个温柔。他刚刚好。若小安把手遮成个帘子，挡在眼睛前，抬头看了一眼初升的朝阳——他能力挽狂澜吗？若小安不知道。
她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跟保姆交代，任何人来找都说她不在。
若小安在书桌上养了一盆“玉堂金马”。有一个声誉很好的算命先生给了陈维高这个忠告：要养一盆黄菊花，且得置于书桌的右上角。他不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么做了，还特意带了盆一模一样的来，搁在若小安的书房里。
此时，她盯着那盆花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一片黄色花瓣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无声地坠落。
她轻轻叹口气，把花盆挪开移到了窗台上，只剩一个托盘在桌上，里面赫然躺着一片薄薄的黄铜钥匙，精美好看，很有钥匙的样子。整个书房，也只有书橱里那个毫不起眼的旧樟木盒子上挂着的锁，需要这把钥匙开启。
里面的那本记得工工整整的小册子，若小安不喜欢把它认作账本，她更愿意当它是日记本，记录了他到海州后，与所有大小官员、商人资金往来的细目。当然，也包括杜天青和陈维高，他们两个在这本日记里，那是绝对的主角。
当初，只是图个方便。往来款项太多了，她自己需要一本账，才能理得比较清楚。她不相信电脑，黑客那么厉害，不知何时就把重要机密盗走了。有时候，越古老、越原始的方式，其实越管用，可能也是最安全的。只是，如今情况有变，杜天青那边出了事，陈维高亦不知能撑到几时。这本日记，现在，对某些人而言，简直就像个定时炸弹。
是该付之一炬，还是，留在身边保命？
若小安犹豫着。一时半会儿，实在想不出来。
她走回客厅，打开电视机。都是些吵吵嚷嚷的节目，所有人都在电视里演绎高端。犹如一个高端的party，在这里面，男男女女都在扮演两种角色，演员和批评家。这让她想起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波兹曼说，“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
换频道，海州卫视正在播放刘松仁和梁朝伟早年出演的电影《新仙鹤神针》。若小安停下来，看了几眼，她还是觉得陈维高长得有点像刘松仁，尤其是穿西装的时候。
电影刚开始不久，一对点苍派师徒前去参加武林盟主大会，两个人合骑一匹瘦马，哆哆嗦嗦举着一面破旗，立在尘土飞扬的练武场上，身边呼啸而过的全是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大派，鲜衣怒马，旌旗猎猎……
是啊，你看那舞台辉煌壮丽，怎么会拯救这穷酸苦逼的人生？
你只有爬上那舞台，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连看戏的资格都没有。
一阵说不出的烦闷，若小安穿了外套，出门了。她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的哥见她脸有愁云，便问是不是身体不适。若小安点了点头，随口让司机载她去最近的医院。
然后，她下意识地付了车费，进了医院，顺着指示牌走到挂号处，跟在排长队的人流后面，心平气和地慢慢往前挪。
也不知到底过了多久，终于轮到她了，护士小姑娘生冷地瞟她一眼，硬邦邦地问：“什么病？”
我没病啊，若小安痛苦地想，可是没病来医院做什么？后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她不想在这里制造麻烦，她从来不想给任何人制造麻烦。
“我要拔牙。”她脱口而出。
“二楼！”
若小安拿着病历卡上了二楼。
牙科医生总让若小安产生奇异的想像。这种奇异之想从她刚刚走进牙科诊室听到那种钻洗牙齿的“吱吱”声便开始了。那声音在她全身每一个细小的神经周围弥漫。
她想起上海思南路的那栋老洋房，想起院子里的那几株广玉兰，那些白嫩的花朵在没有一片绿叶的枝干上静静怒放，每到深夜，她趴在窗前，似乎都能听到花朵们在微微喘息，就像是一些纤秀的虫子在鸣叫。她无法想象，外婆的一半青春就是在这样的老洋房里度过的，那她年轻时有没有听到过玉兰花绽放的喘息声？
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发现那些姣好的玉兰花全都变成了一种凶猛的鸟儿，像白鸽，但翅膀又比普通的鸽子长，几乎是身体的三倍。它们展开那对长长的翅膀，振翅飞了起来，飞得铺天盖地，山呼海啸，不顾一切地飞到了一个她看不到的地方。
那晚之后，她再也听不到玉兰花喘息的声音了，而很快，汪建坤的一个电话就把她叫去了北京。此后种种，如雾亦如电。
这会儿，若小安坐在北京第二医院牙科诊室的诊椅上想入非非。年轻的医生个子很高，沉默寡言，鼻子和嘴全部遮在雪白的大口罩里面。他那双眼睛，是年轻人的眼睛，专注而清澈。这让若小安想起和陈维高初次见面时，他盯着她的眼睛说：“黑是黑，白是白，很干净。”
“是什么问题？”年轻的医生问他的患者。
若小安想了想说：“有一颗智齿。”她指给他看。
年轻的医生研究了一下，他在她的右侧俯身贴近那张白瓷般的脸孔，她张大了嘴，任他用钩子、钳子、刀子在牙齿上搬弄。他粗大有力的手指在她不大的口腔空间里不停地转动，当他试着用力拔取那颗牙齿的时候，充满了内聚力。他使劲，她也使劲。
终于，医生说：“唔……可以拔，也可以不拔。拔不拔？”
看来，今天她是非要做一个决定了。到处都有人在要她做决定——你要去哪儿？你这颗牙拔不拔？你的日记本留不留？
“你说呢？”若小安问年轻的医生。
同时，仔细地查看了自己的四周：左侧扶手部位有一个冲盂和水杯。右上方是一套可以推拉旋转的器械和一只小电风扇。头部正上方是一个很大的聚光灯，它像一枚金色的向日葵，围绕着牙齿患者的口腔转动。右侧扶手旁边放着另外一只带轱辘的转椅，年轻的牙医就坐在上边。
年轻的医生大概笑了，若小安看到他的双眼快速地眯了一眯。旁边的护士提醒他还有另一位病患在等待，于是年轻的医生转过身，在若小安邻座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面前俯下去，往其上腭注射了麻药后，就又转向了若小安这边：“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问。声音是低沉的，像闷在地下隧道里，也可能是因为戴了口罩的关系。若小安今天不知为何，特别敏感于一些似乎无关轻重的细节。
“没有。”她快速回答。
“心脏有问题吗？”
“没有。”
“血压高吗?”
“不高。”
“那好，我们开始。”他说话简约而准确。在得到若小安的默认后，年轻的医生起身去取麻药。
装满麻药的注射器，针头冲上，年轻的医生用右手拇指推了推针管，细细碎碎的雾状液体便从针头孔零零星星喷射出来。这雾状的液体顷刻间纷纷扬扬，夸张地弥散开来。那白色的云雾袅袅腾腾飘出牙科病室，移到楼道，然后沿着楼梯向下滑行，它滑动了二十八级台阶，穿越了二十年的岁月，走向西医内科病房。在那儿，若小安刚满八岁。
那会儿，豁着门牙、洞张着两只惊恐的大眼睛望着这个白色世界的若小安，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有个名字叫若小安。那会儿，家里人都唤她的乳名：多多。她的大名，叶子衿，是外婆起的，外公首肯的，爸爸入赘到叶家后，凡事便只管点头。但妈妈觉得子衿这名儿太单薄，细细一根带子，不好养活，就又给她取了小名多多。
“多多，认识妈妈吗？”一个和现在的若小安年纪相仿的女人坐在八岁的她身边，面对刚刚从一场脑膜炎的高烧昏迷中苏醒过来的小女儿，这个女人显得很焦灼。
“认识妈妈吗？妈妈在哪儿？”女人又问。
若小安尽可能地张大眼睛在房间里搜寻。墙壁是白色的，一个游荡的声音是白色的，一束在这声音后边从那个很高的嘴角射出的微笑是白色的。那儿，站着一个大个子的男人，右手正推动针管，针头冲上，它长长地空空地等待着戳入她的屁股。他也许是朝他的小病人微笑，但一切表情全被白色的大口罩涂染成冷漠的无动于衷。
“认识妈妈吗？你看妈妈冲你笑呢。”
若小安一动不动，眼光来回游移着打量那针头。她把小身体里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她的目光中，阻挡着那针头向她靠近。
“妈妈在你身边呢，你不认识妈妈了吗？”那年轻女人看起来要崩溃了似的。
针头已经朝若小安慢慢移了过来，带着尖厉的寒光和嘶鸣。
“妈妈，不打针。”若小安一下子跃身抱住妈妈的脖子，“妈妈，不打针。”她大声哭叫。
女人嘤嘤哭起来，边哭边笑：“我的孩子又活了，没有变傻，又活了……”
白大褂和针头已经走到了若小安身边。“把她放下，请出去，她要打针了。”白大褂吩咐。那只硕大的针管就举在他手里，如同一把又冷又硬的手枪。
年轻女人流着泪，高高兴兴地退出去了。这令若小安失望透顶。她知道她的妈妈也怕这个男人，她的离开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她不想保护若小安，若小安最后的依赖也没有了。她不再哭，她知道只有独自面对这个冰冷的针头了。
“趴下，脱下裤子。”
抵抗是没有用的，连妈妈都服从他。她顺从地趴下，脱下裤子。
后来，再一次听到类似的命令，是隔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时，若小安在深圳开红酒会馆，“地头蛇”侯连喜设计，在一张杯盘狼藉的餐桌上强行占有了她。他当时大吼着“快脱呀”，这句话，比他身上那根灼烫又带着腥臭的****，更让若小安愤怒。
不是羞耻，也不是屈辱，而是愤怒。不因为性，也不因为某个男人，不因为任何人，而是生活本身施加的重力，让人动弹不得，让人低下头、弯下腰，跪着以求生存的重力，使若小安愤怒。
实际上，在整整二十八年的人生中，她几乎都是在“趴下”这类千篇一律的命令中感受着这个世界。她知道了没有谁能够替代谁承受那响亮的一针，所有人都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针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