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吧，莫林正歌唱着
最敏锐的眼睛最诚挚的舌头
不要说，首先到来的魁渠
篡夺了人人为之奋斗的宝座
发现这片土地的祖辈
却未能占上风
明天总有一个人出现
人们期待着向他借来善与真
但是，难道你能度量你所有的道路
即便你挑起最轻的担子
东西虽少，却可接济更匮乏的人
而你，辛迪兰的儿子！当心
你要担起沉重的金子和食物
你完成了任务，步履蹒跚
唯有轻装简从，方能登上山顶
最富裕的君王是实用
最崇高的缪斯是红润的健康
在阳光下生活，在大海里游泳
吸入野外健康的空气
五月，在老人星闪耀的地方
牧羊人是欣慰的，民族是欢乐的
音乐可以进入心灵的最深处
治疗一切的病痛，是热忱的演讲
用喜悦伪装你的智慧
戏耍你的弓，但要一箭中的
智慧最主要的作用
便是与一无所有者共同生活
披荆斩棘耕耘你的土地，自有丰收的年成
在这里收获所有的果实和美德
愚人和敌人可以安然徜徉
萧郎与萧娘不妨在家里欢度良辰美景
一天的辛劳，一刻的消遣
对于朋友而言，生命犹如朝露，去日苦多
——随想
尽管我们与生俱来就会喋喋不休地劝谏他人，我还是要声明：与其说生活是说教的对象，不如说它是惊异的主题。生活中有如此之多的变数，如此之多包含了本性和未知天意的不可抵抗的命数，以至于我们怀疑我们说出的经验之谈是否会对别人有所帮助。所有的表白都是胆怯而期待的行为。如果牧师的祈祷和训诫说中了某个灵魂的状况，他就会很高兴。如果说中两个人或者十个人的话，这可就是显著的成功。但是他走向教堂时，他却不确定自己是否知道这种疾病，是否可以治愈它。医生犹豫着从他所知的药学知识中开出药方，用一些补药和镇静剂来治疗这种全新而独特的体质，他曾用这些东西治疗了上百个不同病人并取得了成功。如果病人恢复健康的话，他会觉得开心而惊奇。律师建议他的委托人把真相告诉陪审团，让他们去决定，如果陪审团裁定他胜诉的话，律师会同他的委托人一样欢乐和舒心。法官忖度着双方的证词，摆出一副果敢的样子。因为必须作出一个结论，他只好尽其所能地拍板定案，他希望自己既维护了公正，又使众人满意，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公正的鼓吹者罢了。人的一生也是如此而已，不过是懦弱而蹩脚的观众。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的，然而我们却为其冠上最漂亮的名字。我们喜欢别人表扬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良心说，“表扬不属于我们。”我们可以为对方所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满腹同情地陪伴着年轻人来到了竞技场的大门，不断重复着圣贤的古语，可是他的成败肯定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力量，也不是古语，而仅仅是他自己的力量，一种无论是我们还是别人都不知晓的力量。靠着这种力量，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里都取得胜利，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深奥的秘密。只有当他背对着我们，背对着所有人使用这最秘密的智慧时，他才可以得到一切的好处。因此，我们关于生命的说教无非是描述而已，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它无非是一种仪式，而不是通用的法则。
活力具有感染力，凡事只要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变得强烈，就会增加我们的力量，扩大我们的行动范围。我们受惠于每一个伟大的心灵、每一个杰出的天才，受惠于那些以正义的行动铸就生命和财富的人们，受惠于那些增加了新科学的人们，受惠于那些以崇高的追求美化了生活的人们。为我们而操劳的是崇高的灵魂，而不是所谓的浮华社会。华而不实的社会仅仅是一种用以抵抗马路和酒馆的粗鄙之风的自卫。根据通常的意义，浮华的社会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目标，它的服务就像一家香料店或者洗熨店，而不是一座农场或一座工厂，它是一片排斥异己的保护地。西德尼·史密斯说，“在伦敦的几座院落，或是巩固友谊或是破坏友谊。”这是无原则的礼节，它注重干净的亚麻布、马车、手套、纸牌和琐屑的风雅。对于一个人而言，除了每天穿了多少件干净衬衣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衡量自尊的标准。社会想要享乐，而我却不愿享乐。我希望生命不是廉价的，而是神圣的。我希望每一天都如同一个世纪般负重累累，芳香四溢。
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视为银行日，要么讨还欠款，要么偿还债务，要么去品尝某种乐趣。难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吸入一口气再呼出去吗？波尔菲里的定义更好：“生命是万物的集合。”怀里的婴儿是一湾海峡，我们所谓的命运、爱和理智的力量就是沿着这湾海峡清晰可见地潺潺流动。看看，人们随身携带的身外之物就如同彗星的尾巴：动物、植物、石头、气体，以及无形的万物。让我们从这浮华的手段中猜出人类的目的吧。米拉博说：“除非我们事事成功，处处成功，否则，我们凭什么感觉自己是人？你不能说，‘这有失身份’，你也不能感觉有什么事情是你力不能及的。心之所愿，无事不能。难道那是必要的？那一定是必要的——这是唯一的成功之道。”无论是谁说了这些，它都是正确的。可是这不是大街上所有人的语调和才能。在街上，我们变得愤世嫉俗，我们碰到的人粗野而呆板，最高雅的智慧有它们的渣滓。男男女女里，有多少个无聊的人、贫民、病人、美食家、古董商人、政治家、小偷、轻薄的人，可以获得宽恕并获得有利的地位！人类把自身区分成两大类：恩人和罪人。第二类是广泛的，第一类只有少数。一个人很少生病，但是旁观者却暗自热烈地盼望他死去。这些旁观者就是大量的穷人、令人烦恼的病人和该受枪毙的人。富兰克林说：“人类是肤浅而懦弱的，虽然他们开始从事一件事，但一旦碰到困难，他们便会因为泄气而躲开。不过如果他们应用能力的话，他们就还有能力。”我们是根据多数人，还是根据少数人来判断一个国家？当然是根据少数人。无论是通过人口普查或者是土地面积，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而不是根据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人才的尊重来衡量一个民族，那么，这就是些迂腐的做法。
抛弃这种对民众的虚伪说教吧。大众的需求和影响是粗野、蹩脚、变态而险恶的，他们需要的不是奉承而是教育。我不愿意对他们让步，而是要驯化、操练、划分、拆散他们，从他们中抽出个人。最糟糕的施舍是要求你保全的那些生命不值得保全。大众！灾难就是大众。我根本不奢求什么大众，不奢求上百万胼手胝足、头脑狭隘、喝烈酒、穿长袜的愚民或者流浪汉，我只要那些诚实的男人和可爱的、甜蜜的、有教养的妇女。如果政府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希望看到他们阻止人口发展，而不是让人口成倍地增加。当政府顺应了它真正的行动法则时，每一个出生的人将作为生命的本质而喝彩。让我们远离这些激动的民众，让我们审慎地考虑那些凭着敬意和良心发言的个人投出的一票吧。在古埃及，一种既定的法规是预言家的一票相当于一百个人的票数。我认为这太低估他们了。“人与人因高贵而不同。”就像我们每天从自身的偏爱中发现的一样。我们的政客在华盛顿所采取的一对一的策略是一种多么恶毒的实践！如一个投错了选票的人离开后，你这个打算投上正确的一票的人也有借口离开。或者说，你的存在只显示了你的投票而不是其他。假设塞莫皮莱的三百个英雄与三百个波斯人相对抗，那么其结局对希腊、对历史而言，是否会一样？拿破仑曾被他的士兵称为“十万大军”，加上他的诚实，士兵们也许就会称他为百万大军。
大自然每创造一个良种瓜，就会创造五十个劣等瓜。如果你想找到一打甜苹果，她就会摇下一树长满疙瘩、蛀虫而未成熟的酸苹果。
她播撒了赤身裸体的印第安民族，也播撒了穿着衣服的基督徒，在他们之间有着两三个杰出的个人。大自然勤劳地工作着，她在一百万次的投射中仅仅一次击中靶心。在人类中，如果她在一个世纪里可以缔就一位大师，她就会觉得满意。在创造优秀人物时困难越大，这些人物来到世间的作用就越大。我曾经在一个小街坊里注意到，每一个强壮的人都有十二个到十五个人依赖于他，以得到物质帮助：对于这些人来说，他是调羹和水壶，是支持者和赞助商，是托儿所和医院，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作用。但至于他是单身汉还是家长，这都没有区别。只要他没有强烈拒绝落在他身上的责任，大量的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会以一种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被带进他的家。这是他的能力要偿还的税款。优秀人物来到世上，作为中流砥柱发挥个人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所有的启示，不论是机械的，智力的还是道德科学的，都不是为了团体而是为了个人而作出的。我们今天全部的重大事件，全部的城市，全部的殖民地，都可以在个人的大脑里溯流徂源。这些造就了我们的文明的功绩属于少数几个优秀人物。
同时，这种大量繁殖的生产力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无用的。你也许会说，这一群下等人是多余的。但并非如此，他们都有价值，都值得我们去依赖。命运使万物生存，只要公众需求那最细小的线可以把它系到大树上。纨绔子弟、恃强凌弱者和小偷这类人被允许作为无产者而存在，他们的每一种恶习都是一种过度的、刻薄的美德。大众是未开化的野兽，几近于猩猩。可是，这个组成大众的单元却是中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蜂王。其规则是：除非我们会思考，否则我们就类似于野蛮的原子。然后，我们使用其余的一切物质。大自然会化弊为利。大自然为真正的需求提供帮助。没有一个理智的人最终会怀疑他自己，他的存在彻底反驳了所有多愁善感的吹毛求疵。如果他存在，他就为我们所需要，他恰恰具有他所获得的素质。我们在这里，证明了我们应该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在这里，如同科德角和桑迪岬河湾有权在那里一样。
所以，当观察者说大多数人都是邪恶的时候，他并没有恶意，也没有坏心，他只不过觉得大多数人是不成熟的，尚未具有自己的意识，也不知道判断善恶。如果他们懂得判断善恶的话，那么，“这种判断”对于他们、对于所有人而言就是一种神谕。可是，在这个短暂的时刻，对四足动物的兴趣仍然十分盛行，而且，虽然这种动物性的力量磨炼了世界，培养了英雄，为烈士们赢得了荣誉，但它在每一个时代都曾使有识之士受到嘲弄，使优秀人物潸然泪下。他们发现，杂志、俱乐部、政府、教堂都是为了魔鬼的利益，都受雇于魔鬼。所有的智者在他们的时代里都是这样面对障碍的：苏格拉底装傻的手段无人不晓，培根一生都扮出愚不可及的模样，伊拉斯谟创作了《愚人颂》，拉伯雷的讽刺撕裂了各个民族。公爵德布弗莱尔给格林姆的信中写道：“你会说，他们是一群冲着我大声疾呼的傻瓜。可是，这些傻瓜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会决定结局。我们同他们开战是没有用的，我们无法削弱他们，他们总是主人。他们是世人所沿用的惯例和习俗的创始者。”面对着这些倒霉的事实，历史所上的第一课便是邪恶的好处。
善是一个好医生，而恶有时是一个更好的医生。正是由于诺曼人威廉的压迫、野蛮的森林法则、惨绝人寰的专政，才启发了英国人迫使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爱德华一世贪婪地搜刮一切可能到手的金钱、军队和城堡，因此，人们有必要以更简单、更迅速的方法把人民召集起来，于是产生了下议院。为了获得国王的特别津贴，爱德华一世就得付出特权。在他在位的二十四年里，他颁布法令：未经上议院和下议院同意，不得征税——这就是英国宪法的基础。普鲁塔克断言：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行军而引发的残酷战争把希腊文明、语言和艺术带入了野蛮的东方，正是他的战争推广了婚姻，正是他的战争建立起了七十座城市，把相互敌对的民族团结到一个政府之下。摧毁了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来得并未为时过早。席勒说，三十年的战争使德意志成为一个国家。粗野而自私的暴君对人民大有裨益，就像亨利八世与教皇的较劲，就像克伦威尔那种不亚于其智慧的鬼迷心窍，就像俄国沙皇的残暴，就像法国1789年弑君者的狂热，都是如此。霜冻糟蹋了一年的丰收成果，却拯救了一个世纪的收成，因为它消灭了象鼻虫和蝗虫。战争、大火、瘟疫打破了固定的规律，清扫了人类腐朽的土地和骚乱的巢穴，为新人开辟了一片美丽的田野。事物自有其自我矫正的趋势，战争、革命、破产粉碎了腐朽的系统，允许事物采用一种崭新的自然的顺序。最尖刻的邪恶被弯曲成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使行星的错误、人类的狂热和动乱得以自我抑制。大自然由于万物的对抗作用得以维持。激情、反抗、危险都是教育者。我们取得了我们所征服的力量。没有战争，就没有士兵；没有敌人，就没有英雄。如果宇宙不是混沌黑暗，那么太阳就会变得枯燥无味。面对着堕落的恐怖而不畏惧，并能从中汲取尊贵的力量，才能显出品格的辉煌，正如艺术在对照物的重新组合和应用中显出生命力的颤动，它始终在黑暗中挖掘更为阴暗的夜之深渊。除了历经磨难，下到地狱，画家又能做什么？诗人和圣人又能做什么？世上永远维持着美与恶、高尚与卑鄙这种绝妙的平衡。不是安东尼——而是贫穷的洗衣妇说：“苦难愈多，如狮子般的勇者也愈多，这便是我的原则。”我并未十分重视那些在1849年前去加利福尼亚州的人们的意图和做法。这是一群冒失的、贪婪的冒险家，而西部地区是河流沿岸一次大规模清扫所有流氓出狱的场所。他们中间一些人是怀着诚恳的目的前去，一些人则是带着卑劣的用心前去，但所有人都有十分平凡的希望，就是在那里找到致富的捷径。可是大自然观看着这一切，她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加利福尼亚得到了人口，得到了征服，它以这种不道德的方式获得了文明；就是在这种虚构的谎言的基础上，一种真正的繁荣得以扎根并成长。这是一只诱饵鸭，是一只扔向大海吸引鲸鱼的水桶，不过，它们可以捉住真正的鸭子和产油的鲸鱼。由于赛宾人的洗劫和强盗的侵掠，真正的罗马人和他们的英雄主义得以在全盛时期来临。
在美国，地理是壮丽的，但是人们却并非如此，发明是卓越的，但是发明家却时时令人惭愧。开发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俄勒冈州，连接两大洋是伟大的功绩，但是实现它们的动力却是卑鄙的——粗鄙的自私、欺骗以及阴谋。大多流芳青史的业绩都是用可耻的手段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