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一点，东耳拿着两个文件袋来到政协玉俊同志的房间，刘副主席也在。
玉俊主席热情地说：“哟！是你，快请坐！”
东耳说：“我是给你和马文礼县长送正在出版的一些短篇小说。文礼同志的请你转交。”
玉俊笑着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从文件袋内抽出几份欲看。
东耳说：“听说你和刘副主席要接待广西贵客，我先走了。”
玉俊挽留说：“我来政协几年头次见你来，多坐会。”
东耳说：“不啦！政协是我伤心的地方。为挂政协会徽，县委书记吕忠良指责不应和国徽并挂。为找根据，我三天跑了四千多公里，行程三省区十多个市、县、旗，有时深夜在南华山、牌楼山冒险奔波，终于在我区的西吉、甘肃庆阳、内蒙鄂前旗找到在人大一楼门上同时悬国徽和政协会徽的实证，拍回了照片。可惜呀！我们政协会徽多少年没挂，我让挂在旁边，威信特高。六十年代参加工作、人们背后称‘茄子头’的人大主任暗中向吕忠良告刁状，吕忠良还以‘人才库’为名，给我们按全国政协的规模配了十四名正副县级干部。有趣的是人大落选的一个人塞进政协任党组第一副书记，另一名是早已任过政协主席又兼县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似乎政协是他家，三进三出。第三次以党组书记身份进来没几天，倒在厕所，不幸一命呜呼。
玉俊同志原是县财政局长，县改市后任市委副书记。他担任县财政局长期间，一年一度的政协全委会连同报到的四到五天，八十多人加工作人员过百人，杜县长只批三万元，名曰：“大大地照顾了。”每次玉俊局长都笑着说：“你花吧！不管他咋批，我会处理的。”
东耳说：“不必！杜县长是让我们向韩荣海书记学习，节约闹革命。我们决不多花一分！”他也不由想起后来在县上任过财政局长的小青年钱武德。
东耳退休数年后的一天，七八位年过六十的老同志在商城北门二楼宾馆请他吃饭。席间一位老教师从外边进来：“旁边大包厢内全是少壮派，不是有钱的就是有权的，喝的是茅台，抽的是软中华。我对钱武德局长说东耳在隔壁，人家怪讨厌的！”
“混蛋！我不是早退了吗？这号人狗眼看人低！散！”东耳大怒。
全桌人劝阻。
一位说：“钱武德这小子才当了几天财政局长！他们镇的一个女的说，他受贿给的少了装廉洁，一两万以上还凑合！”
另一人插言：“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他岳父岳母说这里地方小，上面已准备提钱武德当正处级！”
又一人说：“钱能通神！谁让人家姓钱呢？这几十年光讲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讲钱，不讲钱咋来，不像毛主席讲自力更生。钱，造成两极分化。毛主席老人家领导下的中国虽说经济发展慢一些，但人都有志气，有品德。如今一切向‘钱’看，失去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钱儿子可杀老子，为了钱逼女儿为娼。所谓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空喊，是假话！钱得来的远远不如失去的，肯定许多年找不回来。”
于是众人七嘴八舌起来。
“如果前二十年再爆发一场朝鲜战争，中国是不会支援的！”
“我也不会当志愿军去送死，部分人享福。”
“钱武德也会像蒋军背后开枪打死长官，带丈母娘投奔美国，美国佬有钱啊！”
玉俊同志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管理财政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没大喜也无大忧，是平凡的人。他平易近人，总是微笑着迎来每个日出日落，但是他也坚持管财原则。他多次在会上告诫大家，管钱必须坚持该拨款的拨，不该拨的绝不能拨。钱能为人，钱也能害人！他举过这样一个实例：“同志们都不会忘了我前面早几任的胡局长吧！他出于人情，给副县长多拨钱，助长了副县长的私欲，盖起了两户人家还有余的像个小医院的独院大房，结果害了他，是解放以来唯一撤职的县级领导。”
一日，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对玉俊说：“我市的教育搞得好，老受表扬，今年的升学率又很高，这有财政的功劳，以后多拨些钱再鼓励鼓励。”
玉俊很尊重这位副市长，点头回答：“行！”可后来一细想，这几年地方财政对教育事业增加的拨款不少，教育局还从教育厅争取到了一些。一些教师有根有据地说，局长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自言自语道：“是啊！钱多了并不是好事，会使他们觉得钱来得容易，就会乱用胡花。”
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想去趟延安，玉俊让局里的同志转告：“给他拨三千，让他与老伴一起去。”
那年东耳的四女儿从药政局下岗待业几年，家人要他想法找点干的。这时，他已在银川住了八年多，市上的领导大都已换成新人。没法子只得鼓足勇气去见已任市委副书记的玉俊。玉俊热情地接待了他。玉俊听东耳谈了来由后笑着说：“你是老同志，子女又多，理应照顾。看这样办行不行？你找市里头把手的领导一说准行！”
东耳说：“太复杂了！”摇摇头告别。时至今日，四女儿仍无正式职业，现已四十一岁。
另一副市长的弟弟是个酒鬼，一天二十四小时他顶多清醒不到十小时。借助兄长的本事经营汽车运输公司、燃气公司、土地开发、等等。
副市长到玉俊房间直言不讳地说：“税务上我不便直接开口，你给说说，我弟弟那些乱摊子挣不了几个钱，少收些税！”
玉俊只是微微笑笑。
玉俊对局里同志政治上倍加关心。当地回族较多，他是回民，在用人上不分民族，平等对待。局里很年轻的小李，工作出色，玉俊注意培养，小伙子不久便被选到上级机关。
玉俊对重建的灵州高庙大力支持，汉族群众对灵武新建清真寺没人反对。许多回族群众也鼎力相助。一九九○年有的回民一次性捐一千元。这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在筹建初期，县委的老书记觉得马县长给一万元的启动费少，马县长加到两万，玉俊局长立即拨付。次年玉俊同志向马县长建议：“你想再给高庙增加六万少了点，高庙耗资可能过二百万，是否可拨十二万？”马县长笑了笑：“行！照你说的办！”高庙建成，玉俊局长以财政局的名义送上块金光闪闪的匾牌，表示祝贺。
玉俊对离退休老同志特别关心，经常问寒问暖，生活上也处处照顾。有病总要去看望，孩子没工作总设法给安排。一名老同志去世，给予了妥善安葬。局里有位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许多年前离休，很少到机关来。老人身子骨硬朗，一次步行来局里领工资，拿起工资表指着最底下一格问：“他的工资咋比我的还高？谁叫合计？”出纳笑着解释：“合计是许多人加在一起的工资数！”老人拍了一下脑门：“可笑呀！真可笑！这就是没文化的好处！”送走老人后，众人大笑起来。玉俊也笑了：“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人人都会老！”平日玉俊特别告诉全体工作人员要好好关心已离退休的老年人。老人去世时，遗嘱提出三不准：不向遗体告别，不送花圈挽联，不开追悼会。玉俊要求大家学习老红军的高贵品德。
玉俊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五月初东耳打电话告诉他，全国政协每年六七月在北戴河等地举办为期近一个月的政协工作研讨班，由北京和其他地方请来的专家学者讲当前国际国内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论述。他于一九八七年去北戴河参加了一期。他还给玉俊同志讲，如果这次仍在北戴河开办，最好去，在那里生活一段对身心很有益，尤其是心脏不好的，去几天就轻了。东耳还多次组织大家到山海关、秦皇岛、南戴河、黄河金岸游览。有次东耳在街头碰上玉俊，问他去不去。玉俊只笑了笑。回家后东耳想到，如今的政协不是吕忠良时代的花瓶、养老院了，而是能纳民意、建真言，真正参政议政，厉行民主监督的权力机关了。
玉俊同志生活上洁身自好，他很看重别人，别人也很看重他。他有时也开开玩笑。春节前夕，局内同志聚餐，桌上送来条大鲤鱼，他拿起筷子更夹住鱼中间的部位：“快呀！你们给我来个抓两头，我给咱们来个带中间！”鸡一端上，他先拧下大腿，笑着说：“太遗憾了！鸡咋只长两条腿？”接着又给众人教吃宴席的诀窍，“菜到四处望，手快心莫慌，有肉休啃骨，菜少就倒汤！”逗得人们捧腹大笑。为了工作上的应酬，也喝点酒，但从未醉过，从未胡说八道过。
东耳最近一次从政协回家后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还真没想到他有啥缺点。玉俊像我，直到今天仍爱发火，特别是对当官的和钱多的，特别是对似乎有点文化的‘假洋鬼子’。”
二○一一年八月，玉俊主席还要组织县级以上的老同志去井冈山红色旅游，在革命摇篮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