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地“风俗之美，喜文艺而厌凡鄙，得天地之灵懿焉。其敝也，乃或乐虚淫、习侈豫，无麻衣蟋蟀之风，士缘以丧节也”［７２］。这些无意之中透露出来的有关江南各地的文化差异，值得我们认真琢磨。而这种差异，到晚明又有了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甚至逐渐影响到两地的士人心态。具体地说，就是越靠近苏南，奢侈之风就越受到士人的追崇，并且还从上流社会流衍到世俗社会，从而成为一种颇具地域气息的消费观念。而针对吴人追求精致、崇尚繁缛的社会风尚，越人则提出了“流风之薄，人日趋恶”［７３］的严厉批评。这样的批评固然有失偏执，但也的确道出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向以及越中有识之士对世风趋恶的强烈不满。尽管明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中风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会稽人陶奭龄便对当时的越中风俗有过这样的指责：“余司教吴宁（今属东阳市），见其风俗淳古，事事有法，而最可喜者，凡衣冠旧族，必自为婚姻，其余小姓，虽崛起富贵，亦不肯辄与通约。越中人家，但有几贯烂钱，即起自舆儓驵侩（即地位最低下的奴仆商贾），亦与为好，风尚之卑，即此可见。”［７４］说明商品经济发展后，原有的等级区分已开始被打破，随之而来便是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但与浙西地区相比，浙东地区当时从总体上看，仍保持着许多诚朴之风，越中亦复如此。李梦阳在与山阴人周祚书中所说的有关越人“多嗜古笃行，独立勇往”［７５］的评语，应该说直到明代末年仍基本符合实情。诚如复社文人徐孚远在评论从余姚寄籍松江的朱舜水诗时所言：“予近与柴楼诸子结诗社，始知浙东风尚，各以孤峭之质，传幽渺之音，自辟町畦，不随时好。比见楚屿（指朱舜水）诗，神清词奥，犹抱古心，信浙东多奇士也。”［７６］概而言之，浙东地区多山，宗族组织完备，故有敦朴淳善、嗜古笃行之民风；浙西商品经济发达，政治权利深透，故有繁丽奢靡、浮竞淫侈之民风。嘉兴桐乡人张履祥所谓：“三衢风气淳朴……异乎吴下骄侈之习，兴替靡常。”［７７］ “崇祯间，松江风俗最豪奢。”［７８］都是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反映。又因浙西濒海，盗寇出没，故时人又认为浙西人有性格剽悍恶薄的一面。焦竑说：“维浙之西，以海为池。” “浙西剽悍，饶讼狱，盐盗出没。”［７９］伍袁萃说：“士风恶薄，吴中尤甚。稍不得志于有司及乡衮，辄群聚而侮辱之。或造为歌谣，或编为传奇，或摘《四书》语为时义，以恣其中伤之术。”［８０］焦氏之说虽非虚言，但并无特殊性可言。因浙东亦临海，在明清时期也是海盗的出没之地，民风剽悍，当不在浙西之下。至于伍氏“士风恶薄，吴中尤甚”的话，倒有几分尖刻。其实这就犹如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权利意识较强一样，实无可厚非。
所以当时的浙东人对三吴地区的风俗大都持否定态度：“目吴人（包括浙西）为轻柔浮靡而不知清修苦节之士可为矜式者不少”［８１］。
比如王阳明的《送佟太守绍兴序》在比较浙东、浙西之民风时就说过：
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而淳善则逾。
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然而迩年以来，习与时异，无苏之繁丽，而亦或有其糜；无嘉之财赋，而亦或效其强。每与士大夫论，辄叹息兴怀，以为安得如昔之化苏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变嘉民者而变之乎？［８２］王阳明在该序中所流露出的对浙东之民风向浙西吴下转变的焦虑心态，以及希望佟太守能如同在嘉兴任太守时那样净化绍兴之民风的迫切心情，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浙东士人甚至一些浙西学者的看法。阳明弟子华亭人徐阶也说过：
今天下士称科目之盛、词章之工者莫如吴，而其习俗之下亦莫甚于吴。虽然，吴之习俗其亦非一日之积矣。周之衰也，子游没而道术湮；晋之东也，王谢用而风流贵。至于近世笼之以科目，啖之以禄利，则词章盛而混仆漓士之生其乡者，相矜以文，相高以达，靡然不知道术为何物。而浮竞淫侈之事作，然以其见闻之稔渐染之深，亦胥溺而莫知其非也。［８３］徐氏甚至冠吴人钱景山以“非吴之士”，自认这是对吴中人士的极高评价，对吴中浮侈之俗厌恶之深竟至于此，实在出乎意料。故而徐阶于嘉靖十年至十五年间谪官福建延平和浙江台州时，因羡当地习俗俭质，而萌生徙家之念。他在《送大参三峰侯公入蜀序》中说：
台州自昔多廉洁之士，阶往年以视学再至其地，见其俗特俭质，自绍以东、温之西，迥然异也。因大悟曰：台士因多廉洁有自也哉！……阶故吴人，吴为俗于天下最浮侈，所谓廉洁之士故恒有之，然不能数见也。［８４］
因厌吴中之俗，而欲择风俗淳朴之地徙之，是徐阶一生的夙愿。这种厌浙西而慕浙东的文化心态，在当时的江南文人中并不罕见，如顾炎武“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裙屐浮华之习”［８５］。
其实，在上述推崇浙东之民风而贬斥浙西之士风的背后，隐含着宋明以后浙西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程度快于或大于浙东地区的真实景象。只是由于地域和文化上的阻隔，近世浙东人与浙西人的来往并不密切，“浙西的事，跟我们浙东人毫不相干”（金华人曹聚仁语），从而使浙东在商品经济发达、习俗渐趋奢靡的三吴地区之外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传统。黄岩人黄绾曾不无自豪地说过：
“浙东居天地之隅，重江隔之，故论四方之俗，则以浙东为胜。”［８６］然而这种阻隔，却又造成了浙东地区的相对闭塞，鄞县人李邺嗣说：
“至吾乡甬上，在东州天尽处，吴中风气，三江隔之……往来标榜，俱所不及。”［８７］以至于浙东大文豪徐渭也得借助袁中郎的声望才能扬名，所谓“袁中郎以士大夫身，负海内之望，表彰一山阴布衣，世始知有徐渭”［８８］；而徐渭的著作，后亦是“得中郎激扬发越而后传世”［８９］的。可见，当时的浙东与浙西不仅在经济文化上有一定差距，而且两地人的观念空间也要比现在大得多。诚如黄宗羲所言：“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当何（景明）、李（梦阳）创为唐诗之时，阳明与之更唱迭和，未几弃去。何、李而下，叹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９０］然素有“财赋之上腴”（嵇曾筠语）之称的浙东地区，“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９１］，后又逐渐成为全国学术思想的重镇。阳明弟子董澐诗云：“身边礼乐东南盛，目极风云西北回。”［９２］而东南又以浙东的宁绍地区为盛。聂豹说：“浙科第文物之盛，甲于东南，诸郡独称宁绍。”［９３］只不过作为两宋以来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发展的中心区域，浙东与浙西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相异的学术旨趣和思想特质。这些都是研究浙中王学的产生、传播和发展过程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王学在两浙的不同命运明代中叶以后，处于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江南社会，读书人的学术兴趣和社会大众的知识话语已发生转向，“道学先生”已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角色，私淑王阳明的罗洪先年轻时甚至被讥笑为“罗道学先生”［９４］，即为明证。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贽更视那些满口道德性命的道学先生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９５］，并斥责道：“世之好名声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９６］因此当时有人喊出“宁为真士夫，无为假道学”［９７］这样的口号，应该说是毫不奇怪的。而就在道学与道学先生声名扫地的同时，在世俗化和泛政治化程度很高的江南地区，除了依旧使用为科举的敲门砖之外，对于玄远莫测的理气心性，无论是僵化的朱学，还是与之截然异趣的王学，都很难再提起一般人的兴趣。普通的知识界沉迷于时下流行的戏曲、小说、辞赋以及鱼目混珠的古董、文物、名人字画的鉴赏，年轻的名士才子亦不愿再沉埋于故纸堆，他们更喜欢的是诗酒流连，是瓦舍勾栏。［９８］这种现象在江南的浙西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叶权的《贤博编》中就记载了一则王门学者讲学浙西地区时所受到的冷遇：“方太古，字质父，号寒溪，金华兰溪人。少为诸生，因事弃去，博学能文词，大为时辈所重。已游吴下，吴下人方崇奖孙太初。太初性通敏，华藻溜亮；而质父交阳明先生，以道学自任，多矜执。吴人因聚噪之，失意，遁归家居。”［９９］这种遭遇，相信绝非“以道学自任”的方太古一人之体验。
浙西在中唐时就已成为“吴中诗派”的活动中心，因而有学者指出：“唐人联句之盛，实起于大历、贞元时期的吴中地区。”［１００］明以后，浙西人更是“皆以词章之业为尚”［１０１］，玩词赏画之风远盛于浙东。明代永嘉学者王叔杲曾批评说：“海虞（今属常熟市）为先贤子游之乡，而士友独不好论学。”意指浙西吴地只重诗文而轻学术，于是叔杲便“奉涵野公之命，构文学书院，因集诸生为文会”［１０２］，以推动浙西学术之发展。清人朱彝尊《孟彦林词序》曾称“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明代尤为如此；然王兆云《明词林人物考》所录的４６７人中，籍贯浙西的人却要大大超过浙东。［１０３］后具有词学传统的浙西在清初遂成为词学之渊薮，产生了著名的浙西词派。
蒋景祁《刻瑶铪集述》曰：“浙为词薮，六家特一时偶举耳，故未足概浙西之妙。”意即仅举六家浙西词派，事出偶然，实际数量当超过５００家。［１０４］这组数字表明， “浙（西）为词薮”，并非虚语。即使到了近代，浙西仍有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所开启的清新之风。
如果说浙西曾以词章之学（即文学，包含诗、赋、词、曲）风流于近现世，那么浙东便是以心性之学辐射于海内外。［１０５］黄宗羲曾基于学术道统的立场强调指出：“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１０６］然若基于词家的立场，则可谓海内之知词者，要皆西浙之所衣被也。
比如与诗词一脉相承的戏曲创作，当时最为密集的地区亦在江浙，两地的剧作家几乎占了全国的九成，尤其是苏、杭、嘉、湖一带，其作家群的人数和作品又占了两省的半数以上。［１０７］在明代画坛上，浙西有以文徵明为代表的吴派。然而有意思的是，只比文徵明小两岁的王阳明却成为浙东心学派的创始人。前者体现的是明代的艺术精神，而后者体现了明代的学术精神。两者在心灵上虽有相通之处，但各自所代表的人文地域差异亦是显而易见的。比文徵明稍早的吴派画家是沈周，同时的有唐寅和仇英，号称“吴中四杰”。后又有董其昌占据松江画坛。无论是文徵明的“精致”、“论理”，还是董其昌的“秀润”、“论笔”，都反映了吴派画家的“雅”（所谓“文雅之趣”）和“理”，这与浙派画家的“俗”（所谓“野鄙”，以明中叶吴伟为代表）和“情”（以明初钱塘人戴进为代表）形成了鲜明对照。［１０８］后者在致思趣向上近于阳明学，从而表现出浙派在学术和艺术两大领域的趋同性和互动性。所以王阳明虽与吴中文人常有往来，但吴中文人不仅不倾心阳明之学，反而多有批评，顾璘（东桥）即为其中之代表。即使在阳明学派内部，其吴中传人与浙东传人之间相互斥责、彼此拆台的事件亦时有发生。如武进（今属常州市，亦属广义之“浙西”）人薛应旂是阳明的三传弟子，按理不该对本属于师长辈的王畿下狠手，但恰恰是他在夏言的授意下把王畿革了职，并将其学说斥为“伪学”［１０９］。薛应旂后来成为东林学派的鼻祖，而东林学派又是晚明批判王学的主要力量。这种来自浙西的批评声尽管要比闽、洛、关等地柔和得多，甚至还大都以“中行”的面目登场，但毕竟已将文化、学术上的不同旋律演奏得振聋发聩，令世人瞩目。
应当指出，这种或尊程朱、或好诗画的才子文人风气的形成，与当时浙西、吴中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元末张士诚攻下常熟、湖州、松江、常州等地，并定都苏州后，曾长期割据一方，自称吴王，与朱元璋展开对抗，朱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明朝开国后，便对浙西、吴中地区实行了一系列苛重的政策，不仅籍没苏、嘉、湖一带豪富的田产，还不断增加这些地区的田赋，“增至八十八万者忽加重至二百八十余万”［１１０］；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举考试也以种种理由对该地区的考生不予录取，至于这一地区的文人士大夫遭受迫害残杀，则更是家常便饭。因此，他们除了紧紧跟随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并为之摇旗呐喊外，便是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而去玩弄那些“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的戏曲、小说、辞赋和书画。也就是说，当浙东诸子在努力创造“心学文化”的同时，其毗邻的浙西“才子”们则沉醉于一种“才子文化”［１１１］中。陈继儒是华亭人，他眼里的家乡文人便是这样一群“才子”：
余犹记吾乡陆学士俨山、何待诏柘湖、徐明府长谷、张宪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沈、都、祝数先生往来，每相见，首问：“近得何书？”各出笥秘，互相传写，丹铅涂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里缃袭，几及万篋，而经史子集不与焉。［１１２］
这样就更加剧了浙东与浙西文人学者之间的彼此不服气，甚至瞧不起。这一现象可谓当时回荡在钱江两岸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文化图景。而且这种观念还影响到从学于阳明的浙西弟子及其后学。董澐在谈到被朱门嫌弃的王之学时说过：“今之士溺于进取者，莫甚于闽；以雕虫之技相夸诩者，莫最于吴下。先生（指王）之学在天下犹或有知之者，而在二地尤其弃物也。”［１１３］王与张九成一样，在程门中倡导“屡空之学”，开象山心学之先河，故颇得王阳明及其弟子们的好感。阳明曾赞叹道：“以道自乐不知而不愠者，其王乎！”［１１４］作为浙西隐儒的董澐，在早期的诗词创作上与浙西文人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１１５］，但在晚期的学术立场上，却以坚守浙东的阳明学说为己任，而对周边的文人墨客包括自己过去的诗友进行了尖锐抨击。无独有偶，出生于吴兴的顾应祥，少受业于王阳明，对吴中地区之文风亦颇有微词：“苏州人惯作小说而事多不实，盖苏人好文，往往以传闻之言文饰而成书故也。”［１１６］而同样出生吴兴的管志道在述及自己身处吴中孤独无友时，竟毫不留情地痛斥道：
昔鲁多君子，今江右亦然。每忆兄（邓定宇）得万（思默）、张（阳和）二三君朝夕切磋，不患不进，孤则莫孤于弟矣。吴中士习，大概在诗文、势利两途。趋诗文则为诗文之有力者收去，趋势利则为势利之有力者收去。方今两途之有力者，孰友过于我吴者哉？弟孑然一身，其谁与侣？即有侣，亦衰耄之朋、方外之士耳。人方欲疏我讪我以自明，而我又不忍舍斯人以为与，且欲以绵薄之力，障两途之狂澜，以待后进中之良心未丧者。……假我数年，脚跟立得稍稳，而风俗倘难力回，亦不难抽身，就贵境之仁贤矣。［１１７］管氏甚至断言浙西、吴中地区“非振铎之地”，进而为自己遁入禅门寻找借口：“故权修檀度于禅门，此愿学孔子之变局也。”［１１８］浙西、吴中与浙东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文环境差异之大并引起士人不满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