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运的繁荣
商业运输在战国时期已经得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显著发展。在中原地区，商旅往来，“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战国策·魏策一》)。行贩四方的商贾甚至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影响力。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七国者，各君其国，各有其土，有余不足，各产其乡，迁其地而弗能为良。战争频，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赂遗丰，而珠玑象贝之用亟；养游士，务声华，而游宴珍错之味侈。益之以骄奢之主，后宫之饰，狗马雁鹿袨服珠玩之日新，而非其国之所有。于是贾人者越国度险，罗致以给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贾人遂以无忌惮于天下。”秦时商贾势力受到压抑，《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又“西北斥逐匈奴”，“徙谪，实之初县”。晁错曾经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尽管商贾地位相当低下，但行商依然是基本就业途径，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史记·淮阴侯列传》)，由于“不能治生商贾”，而为世人所不齿。
云梦睡虎地秦筒《日书》甲种及《日书》乙种可见有关“行贾”的内容，如：
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甲种七五正壹)
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乙种一○三壹)
也可以看做反映秦时商运的资料。
西汉初年，“天下晏然”，“禁网疏阔”(《汉书·刑法志》)，因政府不加严格限制，商业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条件。《史记·货殖列传》：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晁错分析当时“商人所以兼并农人”时，说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汉书·食货志上》)。商人谋利的主要形式，包括“蓄积余业以稽市物”，借“物踊腾粜”以致富《史记·平准书》。裴骃《集解》：李奇曰：“稽，贮滞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价，贵贱有时。”晋灼曰：“踊，甚也。言计市物贱而豫益稸之也。物贵而出卖，故使物甚腾也。《汉书》‘粜’字作‘跃’。”以囤积居奇而取利者最著名的例子，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宣曲任氏的事迹：“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应当注意到，囤积求利，是以交通阻障、商运的不发达为条件的，所谓“稽”，所谓“滞”，其实是反流通的非正常的交易形态。，或有以“力农畜”，“用铁冶”，“赍贷子钱”而求利者(《史记·货殖列传》)，而远行贩运，尤其可令经营者成为富家。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宛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曹邴氏“俛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齐刀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周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当时，“贩谷粜千钟，薪稾千车”，拥有“船长千丈”，“轺车百乘，牛车千两”者，其经济地位“亦比千乘之家”。于是，不远千里，“商而通之”，“以所多易所鲜”，成为“求富益货”的重要途径，一时形成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风尚。
司马迁说：“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史记·货殖列传》)当时有大量以此“贱行”为营生手段，犯晨夜，冒霜雪，千里艰辛的“行贾”，也有“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史记·平准书》)，从事商运组织而“贸易货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前汉纪》记宛孔氏事)者。
年代相当于西汉文景时期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2号木牍有如下内容：
中舨
共侍约
(以上为正面)
□□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口兄秦仲陈伯等七人
相与为舨约入舨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
舨即舨直行共侍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以庸贾
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已器物毁伤之及亡舨共负之
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舨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
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舨吏□器物及人●舨吏李仲
(以上为背面)(805)
“舨”，原牍写作“”。裘锡圭释作“服”，以为“‘服’应该是服役的意思”。“订约的张伯等七人都是服长。服长是组织和监督服役者的人”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载《文物》，1974（7）。。发掘简报执笔者则释“”为“贩”，以为“‘中贩共侍约’意即合伙做买卖所订的合约”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4（6）。。黄盛璋则根据字形构造及简牍文义，并参考同墓出土其他简牍的内容，论证“舨”就是“贩”参见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载《文物》，1974（6）。。此外，也有认为“与般相通，般是大船，而中则可能是一种官船的名字”的意见，推测木牍内容与“官营商业”有关，“所反映的可能是官府通过订契约，把均输物资包给地方的地主豪强，由他们雇佣或摊派船工运输贩卖”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载《文物》，1974（6）。。
“舨”，可能是以舟船为交通工具的民间商运组合形式。“舨长”是此七人合作互助组织的首领。“舨长张伯”，推测可能即墓主。“舨吏”负责日常组织管理，“舨吏令会不会”，要受到罚款处分，“会而计不具者”，处罚与“不会”同。“伯”、“仲”是民间日常称谓，据此似可排除“中舨共侍约”是与官府签订契约的可能。“舨约”内容最主要者即所谓“共侍”，“即舨直行共侍，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以庸贾”。其实质，原本是共同承担劳务的契约。同墓又出土简文与此相关的15支简：
郭乙二户儋行少一日(849)
寇□都二户兼行少一日(850)
□昆论二户善行少一日(851)
越人□二户唐行少一日(852)采用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的顺序号。其他11枚简简文为：“上官巴人圣二户青(？)舒少一日”(853)，“贞二户□□一日”(854)，“安国臣二户赤行”(855)，“终(？)古斯二户□已行”(856)，“臣□二户□行”(857)，“首(？)右革(？)二户在(？)子行”(858)，“□从□二户口行”(859)，“任但二户□行”(860)，“□□□二户泽(？)(861)”，“儋宇(？)二户廆(862)”，“状(？)小奴□树行成”(863)。（73页）
一般均安排二户一组同行，这也有可能与“中舨共侍约”所谓“约二会”有关。“行”，当指外出劳作，内容很可能是商品转运。这种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商运组织形式，当时或许普遍通行于民间。“行”前一字，各个不一，疑为地名简称江苏邗江胡场5号汉墓出土木牍“剧马行”、“随史行”、“□□行”，或可引为同例。参见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5号汉墓》，载《文物》，1981（11）。，“少一日”的记录，暗示运程并不遥远。而“入舨钱二百”，合计不过1400钱，也说明其商运规模是十分有限的。
居延汉简可见“就行庸作”(EPF22：617)简文，所反映的经济形式，或许亦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的内容有相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