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船舶系泊多使用缆索和带缆桩等设备，传说“牂柯”地名由来即与此有关。《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庄伐夜郎，“椓牂柯系舡于且兰”，即克夜郎，“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汉书·地理志上》“牂柯郡”，颜师古注：“牂柯，系船杙也。”“牂柯”地名最早见于《管子·小匡》。“牂柯”得名或说因江中两山远望似系船杙，或说可能只是当地少数民族语地名之译音。广州汉墓出土陶船附有锚，说明以锚系泊船舶的方式至迟在东汉时已普遍应用。石质锚具称作“矴”。《三国志·吴书·董袭传》记载：“（黄）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栟闾”即棕榈，“栟闾大绁”即粗大的棕绳。董袭率敢死百人突入蒙冲里，“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终于追斩黄祖。孙权后来在庆功会上举觞属袭曰：“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董袭斩断系矴棕缆，破坏了敌舰的锚泊设备，其“断绁之功”成为孙权军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的一件木船模型全长71厘米，船体中部和后部各有伸出舱外的横木架，似乎曾架设有左右舷板。船上有木桨5支并有桨架，说明西汉早期的划桨船已经使用以桨架为支点的长桨。船尾又设置梢桨。参见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4（6）。这种梢桨兼有推进船体和控制航向两种功能，因而又与前侧的“划桨”相区别，被称为“舵桨”。参见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造船工业局《造船史话》编写组：《造船史话》，26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9月。
湖南长沙年代判定为西汉晚期的第203号墓中，出土一件备有16支桨的木船模型。船身细长，平底，首尾上翅以减少行驶时的阻力。船身两侧的边沿和首尾的平板上，可以看到排列规则的钉眼，提供了当时造船已普遍使用钉木结构的实证。船尾的“梢桨”较前面的“划桨”长约1倍，桨叶呈刀形，形制与“划桨”的区别已经相当显著。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
《释名·释船》中说到秦汉时期的船舶推进工具“橹”：
在旁曰橹，橹，旅也，用旅力然后舟行也。
所谓“舵桨”，应当看做“橹”的前身。广州龙生冈43号东汉木椁墓出土的彩绘楼船模型，甲板上建有重楼，连同底舱，上下共3层，船体结构散乱，而桨10支与橹1支则完好齐全。参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龙生冈43号东汉木椁墓》，载《考古学报》，1957（1）；高炜：《秦汉造船业的考古发现》，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这里说到的“橹”是否仍是“梢桨”，或是一种橹的雏形，尚难得出确切的结论。
秦汉船舶使用风帆已相当普遍。《释名·释船》：“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马融《广成颂》也以“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形容帆船（《后汉书·马融传》）。当时远洋海船还有使用双帆孙倬《望海赋》：“商客齐畅，潮流往还，各资顺势，双帆同悬。”孙倬晋人，然而又有资料可以说明汉代已使用“双帆同悬”的船型。在可以体现东汉末年驶风技术的万震《南州异物志》中有“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语。有学者解释：“‘斜张’是说前后帆在帆角90°正顺风航行时的排列位置，这时最优的悬挂形式，是前后帆都挂成半平衡纵帆，一个帆的‘后边’伸出左舷，另一个帆的‘后边’便伸出右舷，使主帆不挡头帆受风，两帆向外‘斜张相取风气’，头帆虽在风后，‘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96页）、三帆、四帆《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引《南州异物志》：“外徼人随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后沓载之。张帆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也。”乃至七帆《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引《吴时外国传》：“从加郍调州乘大舡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的情形。帆船广泛应用于水上航运，表现出当时造船业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新的水平。
长沙走马楼简可见有关舟船属具的简文，对于我们认识三国时期吴地的水运形式，提供了较为具体的资料。据整理组释文并参看图版，可见“大樯一枚长七丈，上刚一枚长六丈，下刚一枚长六丈，大杝一枚，矴石一枚，大绁一枚”（竹简〔壹〕1384）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下册，92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0月。樯，船桅。在帆船时代指悬挂帆的立柱。简文称“大樯一枚”，又“上刚一枚”，“下刚一枚”，可知应当是单桅单帆船。刚，应即樯桅上加固布质或席质风帆的上下横杠。对于汉魏帆船，我们仅看到《释名·释船》“随风张幔曰帆”以及马融《广成赋》“张云帆”等片断文字，以及《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康泰《吴时外国传》所说及“张七帆”的远洋航船。走马楼简所见“大樯”与“上刚”、“下刚”，当有助于我们增进对当时水上航行利用风力以为动力的具体形式的理解。由造船史资料可以知道，“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船帆是棉布或席子制成，上加横竿压条，作为横向的加强材料。这种帆升降自如，可以根据风力的大小调节面积。一旦大风袭来，无须用人上桅收帆，只要放松升降绳，帆和竹条藉自重就会自动使帆降落，很快就可作好防风准备。因为我国的船帆有横向的加强材料，所以对帆幕的强度要求不高，可用廉价的材料制成。在航行中，即使帆幕有破洞，仍然有很好的受风效果”彭德清主编：《中国船谱》，64页，北京，经济导报社经导出版有限公司、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12月。。如果有多道所谓“竹条”或“横竿压条”的话，简文所谓“上刚”、“下刚”，应当即相当于这种“横向的加强材料”中最重要的最上的“横竿”和最下的“横竿”。杝，即舵。或写作“柂”、“柁”。《释名·释船》：“其尾曰柁。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其尾曰柁”，《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作“舡尾曰柂”。《汉书·武帝纪》：“舳舻千里”，颜师古注：“李斐曰：‘舳，船后持柂处也。’”据《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引《孙放别传》，汉魏之际人孙放曾说：“不见船柂乎，在后所以正舡也。”晋人郭璞《江赋》：“凌波纵柂，电往杳冥。”《集韵·哿韵》：“柁，正船木。或作柂、舵。”“杝”、“柂”相通，有《集韵·支韵》为证：“柂，木名，或作杝。”更为明确的例证，有《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赵壹》：“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杝，积薪而待燃。”李贤注：“杝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则引作“柂”。广州东汉后期墓葬出土两件陶船模型（5062：2及5080：127），均有舵。参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册，426~430页。研究者看做“早期船舵的珍贵实物资料”，以为“反映了当时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船舵装置了”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48~49页。。广州出土陶船与走马楼简年代相距并不遥远，可以在研究中比照分析。此说“大杝”，或许和当时通常的舵有形制规格上的区别。矴石，即石锚。《三国志·吴书·董袭传》：“建安十三年，（孙）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说到“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矴”。“矴”或写作“碇”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马其昶注：“碇，锤舟石，与矴同。”《集韵·径韵》：“矴，锤舟石也。或从定。”。
简文“大樯”“长七丈”，“上刚”、“下刚”各“长六丈”，比例与中国传统帆船结构相符合。船帆横竿长至六丈，根据三国吴尺实物资料换算，可知帆宽约1436米。中国古代帆船主桅长度约等于或小于船长，主帆宽度有的超过船宽2倍。如此则可推知走马楼简1384说到的运船规模，大致为长度超过1675米，宽度则大约为72米左右。又知帆的总面积（以平方米计）与船的满载排水量（以吨计）有一定的经验比例关系，中国帆船一般在2∶1和3∶1之间。参见石阶池：《帆船》，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11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月。那么，从“大樯”长七丈而帆高六丈左右，即使用四角形方帆的认识基点出发，则帆的总面积约为20621平方米。就是说，走马楼简提供的有关这艘运船尺度的资料，反映当时湘江水运已经使用排水量70吨至100吨的船舶。而这艘船的满载排水量，甚至有可能达到103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