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交通体系
以秦王朝都城咸阳、西汉王朝都城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其地久有先进农耕文化之传统，“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汉400余年间，始终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之所在。
关中不仅可以经崤、函与中原交通，可以由武关道联系江汉平原，还以其特殊之地理条件控制着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与东方交往的通道。其西方、北方为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地，“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司马贞《索隐》：“言褒斜道狭，绾其道口，有若车毂之凑，故云‘绾毂’也。”（《史记·货殖列传》）。
长安地区的交通布局在全国“周定四极”、“经纬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交通系统中独具最先进的形式，并以都畿之重显示出典范性的意义。其主要特征，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谓“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西汉11座帝陵，有9座分布于渭水以北的咸阳五陵原上，另2座位于渭水之南。渭水以南白鹿原上的文帝霸陵和乐游原上的宣帝杜陵位置比较明确，渭北五陵原上西汉9陵的方位及排列顺序经考古工作者的勘查和研究，认识也逐渐统一。审定后的渭北西汉帝陵方位，自西向东的顺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
西汉王朝还曾推行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的制度，令官僚富豪迁居于此，每个陵邑聚居五千户到一万多户，以护卫、供奉陵园。陵邑作为特别地方行政单位直属位列九卿的太常管辖。班固《西都赋》描述长安地区诸陵邑的形势：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
诸陵邑实际上成为在长安近围起辅卫凭翼作用的卫星城。
《汉书·地理志下》：“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史记》、《汉书》中关于汉武帝徙民茂陵事，就有如下记载：
（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建元三年）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汉书·武帝纪》）
汉宣帝时，曾“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次年，“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后又经营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汉书·宣帝纪》记本始元年（前73）、本始二年、元康元年（前65）事。。汉元帝以后，始不再在帝陵设置陵邑。汉成帝时就是否设置陵邑问题，最高统治集团决策曾出现反复。《汉书·元帝纪》：永光四年（前43），“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令：“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然而成帝时又有所谓“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之议，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汉书·陈汤传》）。《汉书·成帝纪》记载，鸿嘉二年（前19）“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 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颜师古注：“并于昌陵赐之。”后又因工程进展困难，人多言其不便，遂于永始元年诏令“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摇动之心”。《汉书·哀帝纪》：建平元年（前6），“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于是，西汉早期与中期长安地区形成了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7座陵邑拱卫京师的形势。非正式的陵邑，还有太上皇陵所在万年、文帝薄太后南陵、昭帝母赵婕妤云陵、宣帝父史皇孙奉明园所在奉明。
关于西汉陵区布局的基本原则及其文化背景，学者曾进行有益的讨论。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诸形制问题的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85（5）；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载《文博》，1988（4）。除礼仪制度与文化传统的规定性影响受到重视而外，人们还注意到早期堪舆学原理以及帝王个人私好等因素的作用。其实，在诸多因素之中。尤其不应忽视交通方面的因素。帝陵及陵邑位置的确定有着交通条件的基础；同时，帝陵及陵邑的作用又改变了旧有的交通条件，促使长安地区形成了新的交通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