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度重视大城市在处理长途贸易事务中日益扩展的角色，以及与后中世纪西方的发展相比，“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与城市心态”的出现。（罗威廉关于早期现代的观点在其1989年的书中表述得最为清晰，在1984年的书中表述得就比较含糊。此外，罗威廉也率先提出明清时期中国发展起了“公共领域”的思想，与于尔根·哈贝马斯解释后封建时代欧洲史时提出的同一概念相比较。关于大意和批评，见王国斌，1993。）而他最近的一部关于18世纪的杰出官僚陈宏谋（1696—1771）的著作中，在倡导清代早期现代性的观念时，最大限度地专注于描述陈宏谋对人的基本经济行为“合理性”的信念，描述他努力确保统治要不偏不倚地按照对私人利益的合理追求来进行。罗威廉关注的是商业生活的全面繁盛、与市场相连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清代官方稳定普通人经济奋斗的态度和政策。这证明了一个渐进的运动，与主张生产是由供应驱动（即由于必需的能源和物资以某些方式聚集起来，物品因环境、技术、阶级结构等等原因而生产出来）的研究不同，更多注意需求的方面，即物品的生产与销售是由于人们希望获得它们，并逐渐有能力获得和购买它们（阿格纽，1993，23页）。在资本主义历史编纂学中的这一运动，及其在时间上向现代以前的更早时期的追溯，引起了对消费者的商品和消费文化的日益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与大众生产的初始联系淡出了视野，而消费则成为在心态上与在经济学中一样的研究主题，萌芽中的消费主义和时尚意识实际上作为早期现代的关键，取代了前工业资本主义。（比如S.A.M.阿德斯亥德没有提到资本主义，便把消费主义视为“据说是构建了现代世界”的发展，它“不仅发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使它成为众多革命中永远存在的革命”（1997，1、30页）。他把消费主义的首次出现定位在宋代（23页），但没敢冒险去解释为什么工业化和现代生产的不断革命在随后的一千年中并未在中国自发地出现。参见阿格纽在1993年、特别是克鲁纳斯在1999年对这个次要领域中的补充性学术观点的很好的批判性评论。）这样的区分已然发生，研究者感到可以随意揭露在此前明确作为英美18世纪“消费革命”的假定的特性，比如显著增加的消费、使用商标名称和符号作为市场工具，这些都可以回溯到希腊—罗马帝国时代和汉帝国时代，甚至可以在远离北大西洋的中国和日本找到。（克鲁纳斯，1507～1508页，1999；伯克，1993；汉米尔顿和黎志刚，1989（其中中国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使用标记的方式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但这在北宋时期就已应用了，就是说在整个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各位作者都认为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对我们来说，这是否应该表明，如果不限定在资本主义这里，作为早期现代标志之一的消费可以随意应用呢？早期现代性是否比以前想象的在更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过呢？或者，宣称早期现代性是以渴望和广泛获得商品的面貌出现是否没什么积极意义？如果早期现代的消费主义通过诸如比例、社会程度、所消费物品的性质等标准与更早的单纯获取区别开来的话，那些标准精确地说是什么？它们与现代性的特定关系是什么？它们如何被加以比较地应用？除非受到这样的问题的约束，否则我们还是历史商城中的一批购物狂。对于研究消费和物质文化的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重要意义的是，特别自16世纪以来进入跨区域和跨洲循环的物品的数量和动力。这与日益增长的对世界各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横向的连续性”和“整合”的因素的热衷相契合，把这因素当做早期现代性的主要特征。
亚洲论者最初为约瑟夫·弗莱彻尔1973年一篇文章中的思想所激励，在这篇题为《整合的历史：早期现代的平行发展和相互联系，1500—1800》的文章中，他引述了马里昂·列维（MarionJ.Levy）的观点，后者把现代化视为在最多是150年间“在各国以及整个世界中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在表明欧亚大陆各个部分可以以此相互联系的一些平行发展后（人口、区域城市中心、城市商业阶级的增多，农业地区的动荡，宗教复兴与传教运动，游牧的衰落，以及更为主观的“节拍的加速”），弗莱彻尔以这样的问题作为结尾：“我们可以对早期现代的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发育成长视而不见吗？”（弗莱彻尔，引文在35页，1985。被引的列维的著作是《现代化：后来者与幸存者》（1972）。）这也是作为卡伦·维根提倡“世界网络”观点基础的基本思想，这种观点把比较和分析的节奏放在一幅高度发达的跨文化交流与联系的地图中（2000，3～4页）——与前述弗莱德·斯皮尔对体系的探索协调一致。与弗莱彻尔不同，维根明确承认，至少是“欧亚非人居区”（借用马歇尔·霍奇逊的词）的相互联系仅在所谓早期现代的几百年中并未变得很突出（2000，56页）。的确，这几百年也许构成了五个历史时代的第四个（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会回溯得更久远），这些历史时代都是加强互动的时代，伴随着大帝国的建立，用中国人熟悉的词汇来说，它们大略相当于汉、唐、元时期。历史学家同意说，这每一次顿挫来得都比前一次更迅速和强烈，尽管并非所有结果都是令人快乐的（比如黑死病把远如英格兰的牺牲品带入了某种细菌的“网络”，而这种细菌本来一直是在东亚和中亚地区的）。
15—18世纪突出的特征是新大陆成为人类居住区的一部分，这是因欧洲人在远洋航行和火器方面的技术进步而使其成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被充满活力的、竞争性的政治、商业和教会的利益集团所利用。而这更迅速、更强有力地被现代跨国界、大陆之间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规模所替代，这始于将蒸汽机用于铁路和轮船运输，而互联网则是最近的代表（通过互联网，“病毒”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传遍整个连线的世界）。人们或许会问：如果这五个阶段一同构成了一个随着时间延伸的螺旋，好像是隐含的时间图示，那么，挑选出第四个，以名之曰早期现代而将其与第五个阶段在个体的意义上认同起来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金世杰在本书中的文章语焉不详，该文章把19世纪英国的能源利用突破以前世界各地生产和人口显著扩展的各个时代，视为“治世”——对世界史意义极大，但与现代性并没有传接的关系。尽管可以认为，对新大陆的征服在不列颠连同欧洲此后发展现代性的能力上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但这也许会将我们对一个时期的理解再次欧洲中心化，特别是亚洲论者，正试图以非欧洲中心的术语将这个时期加以重铸。此外，尽管中国可能在16—18世纪变得更加出名，对世界其他地方更为重要，而且肯定没有对外来影响封闭起来（瓦莱·科恩，1999），但在考量了其他特征并与唐、宋、元等较早的时代相比较后，还是很难认为，增加了对世界其他地区（除了中亚，那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清从“其他地区”排除了）的了解、注意世界其他地区并与之共事这些补充，是清代的特点。的确，由于日本领导集团的避让（像朝鲜一样，日本也很看不起满洲人），即使是在其东亚的邻居中，清廷与政治精英对海外冒险或海外事务并未表示多大兴趣，官方只是在不危及国内安全的条件下，才默许海上贸易。尽管中国的海商在中日之间继续运送奢侈品、书籍和定量的贵金属，但从1689年以后，中国到日本的访客被限制在长崎附近一个专门为他们修建的特别居留地之内。通过这个贸易场所，中国的某些知识继续在日本存在，但相反，在清代，关于日本的知识从晚明时期相当高的水平上一落千丈，中日学者之间的直接接触实际上陷于停顿。（见卜正民、乔舒亚·福格尔、郭云京（音）和大庭修的论文，收于福格尔主编的书，2002。）在1877年之前，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未建立，即使在1877年以后，两国也处在敌对的情况下（冯，1998）。
正如约翰·李（JohnLee）对此的看法那样，“清代诸帝把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1757），其行为真的与德川幕府时期的将军们没有什么不同，后者把长崎置于他们自己的监控之下”。有一些例子说明，他们把海关关税导入各种帝国事业，包括进行战争，但这是“很少见的，也是孤立的，甚至在他们欣然利用对外贸易的时候，皇帝及其臣僚还是不愿意把它看做潜在的有利因素。因此，无论对于明清时的中国还是对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来说，似乎是即使在外贸极大地改变其经济运行时，其重要性也没有更为频繁地在官员的思维中留下印记”（1999，18页）。在王朝更迭的混乱期间，政府对沿海控制的丧失、康熙皇帝不寻常的好奇心和宽容态度，在1655—1675年的海禁和严酷的“迁海”政策前后，导致了相对开放的几个时期，清统治者对此政策毫无后悔之意，它也持续了20多年（1661—1684）。尽管中国来往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在总的来说宽松的政策下发展了（库什曼，1993，特别是第6章），还有4个港口对外开放，朝廷对海上接触（及日本的企图）的疑虑继续存在，并导致广州“公行”垄断的出现（王日根，2000）。正如卫思韩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在征服和巩固时期，清廷在沿海地区的糟糕经历，也许强化了它对经营海外世界的消极态度。在我们用早期现代的世界主义油彩对一幅混合的清初海景进行渲染时，这应该让我们停手了。希望利用“早期现代”标签、但又逃避目的论缺陷的那些人的另一策略，一直是把与哪些早发或哪些后起的关系问题同集中注意识别独特的时代特征相提并论。在这里铺路的是年鉴学派的欧洲论者，他们用独特的人口统计、农业和家庭生产体系、土地租赁安排、资金使用和官僚统治，看到了一个“前工业时代”（西姆考克斯，20页，1999。关于对被成问题地称作“早期现代”的时代进行研究的另一个欧洲议题，见威尔豪斯，24～25页，1992。）。最近，在欧洲论者中，维克托·利伯曼（VictorLieberman）和桑贾伊·苏布拉赫曼亚姆（SanjaySubrahmanyam）在一份具有实验性和反射性的健康食谱中，领导了对于“政治、文化或经济变迁”的研究，“这些变迁将1400—1800年的整个时期或各个部分与先前或其后的时代区别开来”（利伯曼，1997，452页，黑体为引者所加）。
对于全球贸易流动和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间长期结构关系中加剧的冲突等地缘经济问题，苏布拉赫曼亚姆与许多学者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对思想过程和世界观的好奇，把他与追求早期现代性的亚洲论者区别开来。他力主注意这类问题：“对人居世界之限度的新感觉”（比如在作为一个流派的游记文学的发展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神学的复杂变化……完全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在‘民族主义’名目下进行的意识形态使其模糊不清”、“普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观念在不同的词汇表中如何出现，而且……事实上并未把早期现代世界联合起来，反而是导致了新的、强化形式的等级、支配和隔离”（1999，291～293页）。受苏布拉赫曼亚姆的启发，劳拉·霍斯台特勒尔（LauraHostetler）认为，清廷愿意并热望利用先进的欧洲绘图学方法，以准确地确定其范围与边界，利用更为实验性的、“民族志的”记录方式，以获得关于西南土著民族的知识，并对其实施统治，这以图示般的生动性，显示了中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如何与当时的扩张主义列强一样，从事着同样的“殖民事业”。清统治者也处在一场竞赛中，也坚持宣称对先进国家领导人日益认识到的、有限的全球性大陆之某一部分的主权要求（2000，2001）。出于反驳说这些趋向是“西方”的、而非“国际的”观念，她仍然接受了作为假设的“早期现代世界”的存在，并认为中国也是早期现代世界的重要参与者，除了作为欧洲史学想象的一种错误的虚构外，早期现代世界的真实性已遭到金世杰的挑战（1998）。（关于对霍斯台特勒尔2001年作品的批评，见史密斯，3～11页，2001。）无论如何，注意这样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问题使苏布拉赫曼亚姆的议题与利伯曼的议题日益远离，后者对政治文化更感兴趣。
由于利伯曼并不考虑拒绝欧洲经验的特殊性，他把法国包括在六个“表面上完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它们相互间几乎没什么接触，都是较古老的欧亚文明外缘地区的边缘，考察它们不是为了寻找连接性的证据，而是为了在四个分析标准下寻找“全球同时性”的证据：版图稳定、行政集权、文化／族群整合及商业强化。（利伯曼，1999a。上述标准是利伯曼在1997年简洁地表述的，453页；还有苏布拉赫曼亚姆，298页，1999。利伯曼对欧亚大陆与14—19世纪东南亚大陆发展相似性的研究，可以回溯到他1993年的著作。）在此，他进行了蒂利式的普世化比较，“来说明同一因果序列或链条反复发生于广泛分离的环境中”（蒂利，1984，145页）。利伯曼承认，“在目前的论文中被忽视的令人信服的社会”——特别是中国——“可以被纳入到同一连续统一体中”（1999b，25页，黑体为引者所加），的确，在利伯曼的研究中，正是中国的省略最初引发了罗友枝写作在本书中的文章。由于避免任何暗示说清前期的中国“登上了与现代性绑在一起的（历史）列车”，她在文中指出了特别是从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经济成长、国家赋税增加、版图稳定、行政集权、文化整合的充分证据，以论证清代的中国绝对值得被置于中央集权化、扩张主义的、多族群的帝国之列（还有奥匈帝国和俄国），它们的出现是16—18世纪的值得注意的特征。她指出，在那些扩张中的帝国中发展的同时性，被学者在关于早期现代的研究中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先入之见极大地片面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