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中国历史评论》2005年春季号（LucilleChia，“TheClassof 1761——Examination，States，andElitesinEighteenth-CenturyChina”，TheChinese HistoricalReview，Spring2005）。）
□贾静珠著
□梁 华译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们都知道，科举考试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项为政府机构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一千多年的精英阶层的社会结构、精英阶层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国家机构的合法化及其主张，以及对中国的统治都密切相关。历史学家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集中于对科举考试本身的探讨，另一些则研究了某个时期的考试题目所反映的社会思潮的变迁与传播、帝国疆土的变化特征、区域与地方的精英，以及君主需要、精英阶层认可的（或者质疑的）权威与权力。只要提几部英文著作，就足以表明学者现在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程度了。例如，克拉克（EswardKracke）分析了宋朝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流动问题，何炳棣则就此对明、清时期进行了分析，后来的学者还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与发展。贾志扬（JohnChaffee）的著作《学习难以跨越的门槛》详细论述了始建于宋朝（960—1279）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过程，在宋朝，文官已经对上面提到的很多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晚清帝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一书中，艾尔曼从知识、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等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提出科举考试已经变成了皇帝与文官以及文官之间的一个论战场所，同时它也是社会思潮的一个展示。
文朵莲（IonaD.Man-cheong）的著作使用她所谓的“微观研究方法”，对清朝（1644—1911）鼎盛时期科举考试的全过程，以及1761年通过殿试荣登进士榜的那些人，做了极为细致的考察。她所描述的大部分主题，准备应考需要苦读10年甚至几十年、社会化与知识和职业培训、有关公平（如何避免偏袒、地方主义，以及欺诈行为）的矛盾、在考试过程中皇权渗透的途径，以及1761年得中进士的那些人的仕途变迁等，与其他学者对同一时期或者其他时期所描述的主题相类似。但是，文对一些参加科考的举子应试的整个过程做了较以往更为细致的考察，因为一度科举考试制度曾经变得比以往复杂得多。她使用了丰富的制度史资料、法律文书、区域与地方志、回忆录、轶事收藏以及各种自传等。该书引用了217人的自传，其中89%是1761年的进士的自传，较之以往对清前期历史进行研究的相关著作而言，我们可以更为详细地了解他们的历史。
大量的可资利用的1761年的文献使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但是这项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呢？1761年距清政府征服西北大部疆域（现在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仅仅两年，是大清帝国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8世纪中期，清朝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5亿，是1644年清朝建立时候的两倍多。乾隆皇帝正值统治中期，尽管爆发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很多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初现端倪，但是整个国家看起来还是在清政府的掌控之下。1761年得中进士被选做官后，他们需要治理的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存续了一千多年还依旧发挥作用的政府官员选拔制度，对统治这个如此巨大的帝国来讲，看起来还很有用的。
正如文朵莲的研究所表明的，科举考试制度得以存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能够适应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化。第一，八十多年前，满族入主中原，他们用以笼络汉族精英的一个办法，就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了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蒙古人、旗人，以及最重要的满族人要确保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但是，有意思的是，1761年的进士中，非汉族的还不足4%。第二，较之以前的各朝各代，清帝国更加热衷于科举制度，把它作为其实施统治的最为根本的仲裁手段。只有清帝国的皇帝，才能够在殿试中决定排名前十的候选人，他还可以反对与他关系最为密切、也最有权力的军机处军机大臣的意愿和想法，就像文的讨论中谈到的避嫌原则，以及乾隆皇帝一个人就可以彻底废止该原则。文提到了清帝国所面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即尽管皇帝希望对官僚机构以及官僚机构的精英施加控制，却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增加快速发展的帝国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和财政投入，遗憾的是，对此她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第三，文朵莲在书中两个不同的部分（103～104、145～147页）用到了国家（“祖国、国家、国家政权、领土”）这个术语，还对科举制度如何为政府试探未来的政府官员治国方略提供了机会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文强调了应考者答案的不同之处，阅卷人至少要接受他们之间的广泛的相似之处。有趣的是，三份殿试试卷（现在仅存的）的观点似乎都很保守——对清政府的扩张予以褒奖，对政府应该如何保护百姓的生计也很保守。如果文能够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应该会更有趣，即那些参与者（应试者、考官、皇帝）是否觉得这些答案真的就足以用来作为施政纲要，或者就足以用来作为确定满是正统化王权意识的未来官员的根据。实际上，我们想知道，科考中的和他未来的仕途成就是否有很大的联系。比如，1761年得到官位的进士，最为成功的那些人（至少是仕途的一部分中）都在军旅之中，而非政府机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府官员都是在干中学，最为成功的是那些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并采取不同施政策略的人——或许这一点在清朝更为必要，因为清朝不断地发生着剧变。
最后，清朝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就是，政府官员的数量不足以满足治理如此巨大的帝国的需要。实际上，如果考察一下1761年得中进士的这些人在中进士之前与之后的经历，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快速膨胀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政府机构里，官员都依赖于他们的幕僚，这些幕僚得过功名，但是没有官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甚至得过功名的人希望皇帝允许他们进入政府机构，最终却对清政府的权威形成了挑战。
总之，文朵莲对1761年进士阶层的研究，不仅指出了复杂且持久的科举制度的可取之处，而且还指出了它的严重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导致了皇权与其官员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没有竞争力量的帮助，比如区域和地方的精英的帮助，已经越来越无力统治中国。这本书汇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是在任何一部文献之中无法轻易找到的，我们惟一希望的就是，文能够对其描述的现象所蕴涵的广泛的历史意义，做出进一步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