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对《周礼》一书的阴阳五行思想、治民思想、治官思想、理财思想及其国家政权模式等，做了较全面的剖析之后，现在可以来讨论该书的主体思想的特点，进而推定其成书的年代。
(第一节 《周礼》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
《周礼》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用“多元一体”四字概括。
所谓“多元”，是指它的思想构成具有复合性：治民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治官、理财思想具有强烈的法家气息；而设官分职、祭神祀祖的种种安排之中，又弥漫着阴阳五行说的神秘云雾。我们很难说它是一部纯粹的儒家思想的作品，或者说是纯粹的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作品，因为它的主体思想是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复合而成的。所谓“一体”，是指书中的儒、法、阴阳五行思想，并非彼此独立、各成系统的三部分，它们已交融、凝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周礼》以“八统”、，九两”治民，以“八法”、“八则”、“八柄”治官，以“九职”、“九贡”、“九赋”、“九式”理财，体现出不同的经略思想，但是，它们又总统于大宰“六典”之下，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周礼》的儒、法、阴阳五行思想有主有从，互为补充。《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其外在形式象征阴阳五行，由此确定了全书谋篇的总格局，构筑起一个宏大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周礼》阴阳五行思想的作用仅仅止于此，六官除了在大祭祀时具有五行象类的意义之外，治民、驭官、设制、理财，均不受其约束。六官的职能与它的理论框架之间，并无内在的有机联系。换言之，《周礼》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并不是贯串全书的主线，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国家政权的一种装潢，犹如宗庙彝器上的饕餮纹，目的是要装点出神圣的气象来。全书的主干是儒家思想，它是万民的纲纪。天子居天地四方之中，君临天下，上起六卿，下至民甿，人人都要接受儒家化的思想教育，而且垂为定制。天子、公卿、大夫以礼仪相维，士、农、工、商以忠孝相勉，政通人和，万物谐协。东汉以降，《周礼》一直被列为儒家经典，绝非偶然。法家思想，在《周礼》中表现为一整套严密的法治机制，主要运用于驭官和理财过程之中，但它始终是作为从属于礼治教化的手段而出现的。儒家思想过于柔弱，缺乏有效、果决的手腕，所以，《周礼》以法家思想为用，以济儒家思想之穷，使之成为儒家手中的武器。全书礼治与法治自然交织，相得益彰，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周礼》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统领六第七章《官，六官之下有三百六十属官，有总属，有分属；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严密领隶。大宰掌，六典”等十条官法燮理朝廷、邦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等分奉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各治一职；三百六十官则各有官职、官常，以相呼应；可谓纲举而目张，领挈而裘整，绝非三百六十职官的机械拼凑，简单堆积。
明乎此，方能从总体上把握《周礼》，才有可能对各种成书年代说提出全局性的意见。
（第二节 “《周礼》不成于一人一时”之说不可信
有的学者认为，《周礼》一书经由多人之手改窜，内容极形驳杂，因此，其作者非一人，成书非一时。如苏辙认为，此书，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完书也”；程颢说，“《周礼》不全是周公之礼法，亦有后世随时添入者，亦有汉儒撰入者”；《四库提要》也说，“《周礼》作于周初((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学界颇有相信此说者。
持此说的学者，大多未对《周礼》做综合的、总体的研究，因而无力把握全书的精神。他们认定《周礼》这幢“建筑物”是周公的制作，但又无法否认其中确有若干周公时代所不可能有的“砖瓦木石”，如庞大的官制、规整的井田沟洫、复杂的理财机制等等，他们无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在对立面的攻击下，他们只能以“后人附会”、“后世之法窜入”等作为遁词。
如果此说得以成立，则《周礼》一书的构件是可以随意拆卸，随时置换的，或者说像一锅杂烩，不可能有贯串全书的内部体系。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周礼》有缜密的结构，主体思想多元而一体，它只能出于一人之手，岂容后人“随时添入”？先秦时期确有一些书不成于一人一时之手，如《管子》、《吕氏春秋》等，这些书的体例类似于论文集，内容上兼收杂采，全书》无核心，书中的各篇，观点可以相左，时代可有先后，但这些都不妨碍它们共存于一书，后人窜入若干篇亦无碍大体。
《管子》一书是战国秦汉间人假托管仲之名的作品，各篇的写作年代往往相去甚远。
从内容上看，儒、法、老、庄、阴阳、五行诸说并存，保持着各自的独创性；从地域上看，既有管仲学派之作，又有稷下各国学者之作。因此，此书内容非常驳杂，无一以贯之的思想，编纂上也缺乏条例。《吕氏春秋》也是以“杂”著称的代表，全书以“八览”、“六论”、“十二纪”为纲，下统一百六十余篇论文，结构层次复杂，内容上很少贯通。由于成于众人之手，必然不免有所抵牾，有所重复，思想主旨也不明。，不仅如此，它在编辑上也显得比较粗糙，郭沫若曾经批评道：
这书不仅在思想上兼收并蓄，表现得“杂”，就是在文字结构上也每每饾饤泄沓，表现得“杂”，因为篇数有一定的限制，各篇的长短也约略相等，于是便有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强凑成，或把一篇割裂为数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头换面而重出(例如《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囿》），因而全书的体裁，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拙劣的。
这一批评是很正确的，不成于一人一时的著作，大都免不了类似的毛病。《周礼》的体例与之迥然不同，它是一部专著，是一个整体，任何窜乱，都将影响全书的和谐。《周礼》的六官，在理论上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内容上则有分职，有联事，不可或缺，所属三百六十官如网之在纲，紧密相连，彼此呼应。因此，它的体系极为细密，思想上则三家彼此契合，简直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若说它是经多人之手所成，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周礼》与《管子》、《吕氏春秋》等书视为一类。
《周礼》若经过后世多人改窜，则此书必曾流行于先秦，当时学者必然多有亲见之者。遗憾的是，先秦文献中，竟然没有一语提及此书。西汉景武之际，此书始出，旋入秘府，连五家之儒都未得见，世人何得“随时改易”？
若带着“周公之典”的成见看《周礼》，则其书“杂”；若将《周礼》看做后人利用前人的思想材料设计而成的理想国蓝图，则无所谓“杂”。《周礼》一书凝聚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憧憬，寄托了作者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和抱负。由于是理想国的蓝图，因而书中多有理想化的制度，如其官制，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统率三百六十官，以象周天三百六十度；其畿服之制，王畿以王城为核心，郊、甸、稍、县、都分别以百里为界，呈正方形辐射状大小相包，依次迭远；又以王畿为中心，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九畿分别以五百里为界，呈正方形辐射状大小相包，依次迭远；其沟洫之制，遂、沟、洫、浍，深、广自二尺至二仞、二寻，以相倍为数，以大受小，递相转承而达于川，纵横交错，井然如棋局；等等，它们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其原因不言而喻。
《周礼》作者为了构筑自己的全新的体系，借用了不少往昔的材料。但是它们并非被简单地移用，而是经过作者之手的再加工，然后植入其体系。它们或者只保留其官名，职守全然移换；或者职能犹在，职名已非；或者以此一时之职名，与彼一时之职守相配；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在读《周礼》时，熟悉的或似曾相识的职名、制度时有所见，若一深究，却又发现与文献、出土文物材料不合如大宰、司徒、膳夫等职均是。因此，一些严肃的学者采取审慎的态度，绝不曲为皮附，韩非曾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此语可为研究《周礼》者的座右铭。由于《周礼》使用的旧材料经过了重新加工和组合，因而它们在新的体系中仍是和谐的、合理的。金文习见的“善夫”出纳王命，地位很高，《周礼》膳夫则掌王饮食之事，两者不可比拟，但人们读《周礼》时，仍觉得膳夫之设十分自然、得体。
《周礼》作者将不同时代的材料加以剪裁、拼接，组合成新的体系，这已不是简单的杂凑，而是一种再创造。
（第三节 《周礼》不可能成书于西周、春秋
儒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各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它们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比如，春秋之儒、战国之儒、汉代之儒，虽然都名之为儒，但他们却是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儒，其思想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人们可以很清楚地区别它们。《周礼》中的儒、法、阴阳五行思想，必然会反映出它们在作者著书时代的状况因此，可据此推论其成书时代。
《周礼》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第一，阴阳已与五行相结合。《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兼包阴阳与五行，地官既是与天(阳)对立的地(阴)，又兼为五行的中央土。
第二，阴阳与五行被作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哲学范畴使用，以阴阳五行为灵魂的六官，在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中具有确定总格局的作用。
阴阳与五行萌生的年代可能很早，但并非一源。甲骨卜辞中已有很明确的东、南、西、北、中五方概念，因此有的学者将五行思想追溯到殷。“阴阳”一词，至少在《诗经·大雅·公刘》等篇中已经出现，但它们此时都不过是对自然方位的一种表述，尚无哲学的意味。其后，老、庄、管、荀诸子虽使用过，阴阳”的概念，但是都没有把它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直到战国及周秦之际出现的《道德经》、《易传》等书中，阴阳才被作为总的原则，用以表达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在《尚书·洪范》（战国时代的作品）和《易传》中，阴阳与五行犹各为分野，不相为涉。到战国末期，齐人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糅为一体，使之变为一种新的宇宙图式，阴阳五行遂成为风靡于世的显学。因此，我们认为《周礼》一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不可能产生于战国之前。
治民思想是《周礼》治国思想的主干部分。大宰“八统”、“九两”和大司徒“十二教”等所反映的，是一种既要系民之身，又要系民之心的统治方针。系民之身是通过牧、长、宗、主、吏等所代表的各级行政和宗族组织等来实现的；系民之心则是通过师、儒等教民之官实施儒化教育来实现的。其教育目标，是要使民敬、让、亲、和、安、中、恤、贤、能等等，可知全是儒家化的教育内容。《周礼》希望运用政权的力量，用儒家思想统一万民的思想。《周礼》儒家思想的特点是：
第一，有鲜明的“贤人政治”的特色。《周礼》的贤人政治，始于对万民的教育。以亲亲、敬故、进贤、使能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国民教育的必修课，由各级亲民之官四时教习。乡学作为法定的教育机构，自六乡、六遂至四等公邑、三等采地、九州、邦国，层层密布，数以累万。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向万民灌施六德、六行、六艺等统一的道德标准和技艺规范，使之修德向善，然后，层层兴举学有成绩者，经反复考核后荐之于王，作为政府官员的后备队。这种巨覆无遗的教育制度，是要网罗尽天下贤士，使下无不兴之贤能，上无不贤能之长吏，从而造成贤者教民》贤民居官》致仕贤者又教民的良性循环，以此保证官员的素质和国家法令的实施。
第二，礼是立国之纲。《周礼》之礼，一指封建等级秩序，二指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为严辨尊卑等差，而生出一套严格而烦琐的礼数系统，《周礼》通过对礼的种种区别和规定，企图建立一个“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的等级制社会，它甚至把这种等级推广到所有的自然神之中，使之皆有礼数隆杀之别。
第三，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周礼》的刑，是大司徒十二教之一，是教化的手段之一。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以“乡八刑纠万民，礼施之于未然之先，刑纠之于已然之后，这是典型的“礼本刑用”的思想。
《周礼》的教育网络，为先秦所未见。其悬法于象魏之举，类同于吴起、商鞅的城门置令，非战国以前所能有。《管子》、《墨子》虽有布宪的记载，但远不如《周礼》详密。西周有刑而无法；春秋子产铸刑书，也只称“辟”而不称“法”；金文所见“法”字，均作“废”用。而《周礼》政令制度均称为法，是其晚出之证。兴贤能之制，战国学者多加提倡，《国语·齐语》有乡长修德进贤之语，荀子主张选贤良、笃敬、孝悌之士，归之卿相士大夫。汉初贾谊也倡此说，西汉举孝廉、茂才之制，与《周礼》兴贤能之举最为相似。因此，《周礼》贤人政治不可能是战国以前之制。
《周礼》的礼数系统不可能出自孔子之手。在孔子的学说中，礼固然重要，但只是德的辅助形式，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主张祭祀要重诚敬，而不要过于注重形式，否则礼就变成了徒具虚名的“仪”。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他的主张显然与《周礼》大相径庭。战国后期，荀子做《礼论》，将孔子的“礼”加以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把礼扩展为自然和社会的共同准则”。《周礼》正是把荀子的这一思想具体化了。荀子礼学的另一特征是“把礼的内涵扩大，几乎变成‘法"的同义语”，“礼与法几乎没有轩轾”，而《周礼》一书的礼也是以法的形式出现的，礼与法同样难以分辨。荀子还提出，礼本刑用”的思想，使儒与法合流。他把礼与刑作为“治之经”，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纵观《周礼》全书，不难发现其儒家思想正是以荀子“礼本刑用”的思想为蓝本的，它当然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
《周礼》的法家思想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理财思想方面，它反映的是国家控制论的经济思想模式，把国家作为经济控制体系的中心。其要点有二，一是敛财于国的富国思想，强调中央对经济资源、劳动力和社会财富的控制与占有；二是重农抑商思想，强调中央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巩固其经济秩序。
第二，在治官思想方面，法、术、势已交融为一体，而尤其强调，法”的作用，分职、联事、督察、考课，事事皆有法式，并随之以刑赏，以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官僚体系。
毋庸置疑，这两点具有最鲜明的战国时代的印记。为了富国强兵，称雄争霸，当时的各国都把经济问题放到显要位置，如何开发资源，繁荣经济，防止以末侵本；如何征收赋税，以满足政府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等等，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周礼》半为理财之书，不能不说是这种形势的反映。如前所述，《周礼》的经济思想与先秦法家的思想最为接近，与云梦秦简所见每每相合。以法为治官之器，以提高政府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也是战国法家的首创，《周礼》的法家思想，显然是在综合法家各派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脉络清晰，条理详密，远非战国以前所能有者。
总之，《周礼》的阴阳五行、儒、法思想，都不是三家初始阶段的思想，而是三家相当成熟阶段上的思想，因此，此书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是在西周、春秋。
（第四节 《周礼》是否成书于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