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始于唐代，然所雕不过佛经、历书之类。据《五代会要》，雕版印行经籍，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各部随帙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足见唐石经为后世一切雕版经籍之祖本，严可均称之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此天地间经本最完最旧者”。丁溶亦云，后世版本，“句皆石经之句，字皆石经之字，读经而不读石经，饮水而忘其源”，。二氏所言，堪为清人通识之语，故凡校群经者，无不首先取正于石经，而《仪礼》得益于石经者，远胜于诸经。若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以石经正监本讹误及经文误细书、注文误大字混入经文等，几达二百处。再若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以石经正群经文字，《仪礼》所得最多，约一百六十字。又若严可均《唐石经校文》，以石经参正《仪礼》者，多至三百五十二件。石经于《仪礼》校勘之价值，不难想见。
顾炎武为石经之功臣，亦为《仪礼》之功臣。清人校《仪礼》，于起步时即能高出前人一筹，皆因顾氏睿识。然清人未满足于此，由文本之对勘拓展为石经史、摹本、正俗字体等之研究，由此发现石经本身诸多问题，使校勘再入深层，成绩亦远超顾氏。嘉庆丁巳年(1979年)，严可均校读石本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历时八月之久，，随读随校，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而知石本屡经改动，字体亦不一。严氏稽诸《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考定石经文字杂出四人之手：先由郑覃等勘定勒石之本；开雕后，再由覆定五经字体官唐玄度校改；其后，文宗命韩泉充详定官，详校经文；至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又经张自牧重加勘定。严氏又验诸石本，磨改之迹，历历在目：
有未刻之前旷格、挤格以改者，盖郑覃校定；有随刻随改及磨改字迹文谊并佳者，盖唐玄度覆定；有文谊两通而字迹稍拙者，盖韩泉详定。若初刻谊长而磨改谬戾，字迹又下下者，及未磨而遽改者，谛视之，竟与《五经文字》末署名及勘定处如出一手，盖乾符中张自牧勘定。
另据朱彝尊等研究，其后石经又经两次补刻。其一，石经原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内，唐天祐元年（904年），韩建筑造新城时，“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五代朱梁时，刘守长安城，采幕吏尹玉羽之建议，移石经于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因石经残泐颇多，故朱梁曾加重刻。其二，明嘉靖乙卯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石经复多断损。万历戊子年（1588年），陕西学官叶时荣、薛继愚及生员王尧惠等，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字于石，立于碑旁。
又经冯登府等研究，清人所据石经摹本，为剪裁割裂之“装璜本”，大失旧貌。唐石经总有一百一十四石，正反为二百二十八面，碑石高峻，篇幅浩繁，不易省览，故有摹本行世。嘉靖乙卯年（1555年)前之摹本，尚存石本旧貌，然已绝迹。清代所行之“装璜本”，乃裱匠取村塾中九经本，按照前后，将王尧惠之补字尽行嵌入，装合辐辏，若一手拓出者。王氏补字，谬误极多，本别刻于小石，尚无妨经义，现尽数嵌入，则经文淆乱，欺蒙世人。顾炎武虽首倡石经研究，然对石经之评价甚平平，顾氏初读《旧唐书·文宗纪》，见刘评石经云“芜累甚矣”，颇不以为然，“及得其本而详校之，乃知经中之谬戾非一，刘之言不诬也”，石经之文字，“不无驳”。顾氏进而历数《仪礼》石经之讹。然顾氏所据之本，实为“装璜本”，所指讹字，多为王尧惠所补之字，石经原本并不误，陈鳣讥顾氏“受王尧惠之欺，是虽校犹不校也”，不为无端。
上述发现，使清人得以将各色磨改补刻之文字从石经原刻中逐一离析，再区分为不同等次，于《仪礼》校勘甚有助矣。此仅以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为例，略作申述。乾隆中，阮元任石经校勘官，为校《仪礼》上石，曾对唐石经磨改补刻之迹详加考察，一一记录，再行校雠，创获颇丰。如《士昏礼》，全篇“成”字皆缺末笔，此朱梁避太祖父诚之讳，阮元推定“此卷全为朱梁重刻”。又有某段为朱梁重刻者，如《燕礼》“阍人为大烛”句，石经无“大”字，据郑注、贾疏则当有之，阮元按：“此段经乃朱梁重刻。别行皆十字，此行独九字，明脱‘大’字无疑。”可知此“大”字为朱梁补刻时所脱漏。又如《丧服经传》之篇题，诸本多作“丧服”，无“经传”二字。究以何者为是，似难断言。阮元按：“石经开成初刻、《释文》皆作‘丧服经传’。石经乾符重修改刻，删‘经传’二字，诸本沿之。又按，乾符年间磨去‘经传’二字，今石经拓本痕迹显然可辨，彼徒因小题‘子夏传’三字与大题重复故耳。”阮氏据石本磨改之迹论定篇名当做《丧服经传》，作“丧服”者，乃乾符改刻时为避免大小题重出“传”字而删改，洵为不易之论。又阮氏辨明人补字之误者，如《既夕礼》“摈者出请”，补字石本无“出”字而有“须”字。阮曰：“石经每行十字，此虽残阙，而‘摈者出请’四字尚存可辨。明人补字，脱一‘出’字，重衍一‘须’字。”至确。《乡饮酒礼》“胜者先升升堂少右”句，补字石本及明监本均不叠，升”字。阮曰：“唐石经此处虽残阙无字，然以每行十字计之，亦当叠‘升’字。今明人补字，此行九字，沿监本脱‘升’字之讹。由上引诸例可知，凡磨改、重刻、补刻处，每每易误。清人明识于此，留意于斯，再审以字体、行格，屡收奇效，致讹之由，无可隐遁。
清人校勘《仪礼》，力辨非石经原刻之文字，已如上述。于石经原刻，亦不盲目遵从，必考而后信。清人所考校之原刻之误有附录一《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二：一为讹刻，二为正俗字不辨。讹刻者如，《有司》“答拜受爵尸降筵”句，“爵尸”，石经作“尸爵”。然揆诸上下文义，此处主妇答拜所受之爵绝非尸爵，而是主人之爵。尸降筵为受主妇爵，即受于主人之爵，足见石经误倒其文，当乙正。又此篇“主妇受爵酌献二佐食”句，“主妇”，石经作“主人”。然细审经义，此节所述乃主妇亚献，若从石经作“主人”，则暌违不通，当正之。又如石经之“本”字，均作。检《说文》，二者非一字。前者从木一，训根；后者从大十，音皋，训进。诸如此类，清人悉校正之。
正俗字不辨者，石经亦时有所见。隋唐时流行俗字，《仪礼》上石前后，郑覃、唐玄度等不能逐一辨正，故多有掺入正文者。后世版本或改俗从正，或改正从俗，绝少论证，但凭感觉而已。清代文字学勃兴，故学者能正本清源，明辨正俗。如《仪礼》习见之，宾字，石经及诸本皆作”，汉石经《大射仪》亦如是作，似无异说。然检《说文》，知此当以，宾”字为正。再如“宿”字，唐石经及诸本皆从佰作宿，然《说文》从，是为正字，从佰之宿为俗字。诸如此类，清人悉校从正。
石经研究，在清代已成专门之学，成就斐然。其结果，使石经得到科学之整理，使之在校勘中之作用更为可靠。其间，以石经校经，又以经校石经，二者互动并进，使经文返正，礼义复明。
二，广求善本与精校熟雠
校勘之役，以广搜异本、精择底本为首务，得善本者则可事半功倍。清人深谙此道，版本意识极强，有顾千里之语为证：
或问居士曰；“汲古毛氏刻十三经，凡十数年而始成，而居士云；‘非善本也。’古馀先生合刻《仪礼注疏》，乃一大经而难读者，仅改岁而成，而居士云；‘本莫善矣，’何谓也？。”居士笑曰；“吾语汝乎？夫毛氏仍万历监刻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善也；古馀先生以--宋本易之，而精校焉，熟雠焉，此其所以善也。”
版本之重要若此。然《仪礼》校勘之难，正在久乏善本。
北宋经注与疏，原本别行，清人名之为单注本、单疏本。至南宋初，为省两读，始有萃刻注疏者。最早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后有建州附释音本十一经注疏，前者即所谓八行本，后者即所谓十行本，均无《仪礼》。自王安石废罢《仪礼》，《仪礼》遂不为世人所重，宋人之，九经”不含《仪礼》，故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等皆不及于此经，其版刻之稀，当不难想见。
嘉靖初，李元阳巡按闽中，汇刻各经注疏，独缺《仪礼》，是为闽本。后陈凤梧于山东合刻《仪礼注疏》，以补其缺。万历十四年（1586年）北京国子监翻刻闽本十三经注疏，是为明北监本。明北监本，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至《仪礼》一经，脱误特甚”。崇祯中，常熟汲古阁毛氏又翻刻明北监本，是为毛本。毛本刻工虽精，然讹舛更盛，前引顾千里语已讥之。清初士大夫家藏者，北监、毛本而已。《仪礼》之乏善本，于十三经中独甚，张尔岐慨叹云：
《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礼记》充满天下，固不容或误。《周礼》、《尔雅》、《三传》，人间犹多善本，即有误，亦易见。《仪礼》既不显用于世，所赖以不至坠地者，独此本（北监本——笔者）尚在学宫，顾不免脱误，至此。
张氏累年究心于《仪礼》，亦无善本可据，，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坊刻《考注》、《解诂》之类，皆无所是正，且多谬误”，故张氏所据者，石经、监本而外，仅吴澄《仪礼考注》而已。于此可见清初《仪礼》版本之萧条。
清人寻访《仪礼》版本，不遗余力，所得亦丰。以嘉庆为界，可约略分为两段。嘉庆以前，所获以《仪礼》研究之宋元旧籍为主；嘉庆以后，始得宋椠《仪礼》单注、单疏善本。乾隆四年（1739年），清廷重雕《十三经注疏》。乾隆九年（1744年），于敏中编纂《天禄琳琅书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官修 《四库全书》。由此，内廷与民间大批宋元旧籍得以面世，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及《仪礼释宫》等，久佚于世，此时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可资参校者，多达十余种。主校本则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图》、李如圭《仪礼集释》、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等。
朱熹、杨复、李如圭三氏之书，皆全录《仪礼》经文及郑氏注，节录贾疏。时当南宋，尚见古本，故远胜于闽、监、毛诸本。敖氏《仪礼集说》亦全载经注，且对于郑注，逐字研求，务畅其旨”，卷末各附文字正误及敖氏考辨，可与朱熹书参互校雠。魏氏《仪礼要义》久佚，复现人世，卢文弨曾手抚目睹，确是宋椠，为朱熹未及见者。此书分段录贾疏，可资乙正处甚多。
明刻本可道者，有陈凤梧所刻《仪礼注疏》。陈本为监、毛本所自出，讹脱自少。顾炎武据石经校出监本五处脱文，除《乡射礼》“士鹿中”下所脱注文外，陈本均不脱。金曰追据陈本校雠，亦每有所得。以《士昏礼》为例，，葅醢四豆”，葅字误，当从陈本作菹；“席于北牖下”，牖字误，当从陈本作墉；“命之辞曰”，辞为衍字，陈本不衍。杨守敬云：陈本与其后发现之严州本、徐氏本，取源自异，其足与严州、徐氏互证者，正复不少”。
乾隆一朝，颇有校雠《仪礼》者，除去乾隆四年(1739年)重雕《十三经注疏》外，又有沈廷芳《十三经注疏正字·仪礼》 、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等。校勘者皆竭尽心力，参校本亦时有新出，使《仪礼》面貌一新。乾隆四年（1739年）本《仪礼注疏》，“尤极审正，一切字书，悉依正体，凡旧本之错误，多所改定”。卢氏之书，“凡经及注疏，一字一句之异同，必博加考定，归于至当”。金氏之书，王鸣盛赞曰：“而今而后，此经可以毫发无遗憾矣。”平心而论，上引诸书，均未能尽扫落叶，其根源在未见单注、单疏善本，所据诸本虽不无长处，然皆不足以为规范。卢文弨已有识于此：
《仪礼》一书，自宋以来相传之注疏已有讹错，如朱子《通解》、黄勉斋《通解续》、杨信斋《图》、魏华父《要义》所引，亦与今本大概相同。
卢说至确。笔者曾以《仪礼经传通解》与北监本《仪礼》比勘，同误处比比皆是：《士相见礼》“若尝为臣”，“尝”误作“常”；《乡饮酒礼》“司正升立于序端”，“序”误作“席”；《乡射礼》“宾与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脱“坐”字；《聘礼》“门外米禾皆二十车”，“二误作“一”；《大射仪》，大史在干侯之东北”，“史”误作“夫”；《燕礼》“烹于门外东方”，前脱“其牲狗也”四字，《仪礼经传通解》又将此四字误置“陈馔器”下之记文内；《丧服》“大夫去君埽其宗庙”“埽”误作“归”；《既夕》“众主人东即位”，脱“主”字；《特牲馈食礼》“出立于户西南面”，脱“户”字；《有司彻》“宰夫执荐以从”，“荐”误作“爵”；，受爵酌献侑侑拜受三献北面答拜”，此十四字误重。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卢氏以精于校雠而闻名，而卢校本不能成善本，无他，在底本不精。所可断言者，若不得能宋椠注、疏之善本，而仅据此类转录注疏之书，则《仪礼》校勘难有尽期。
嘉庆初，黄丕烈访得《仪礼疏》一部，已缺卷三二至三七，尚存卷一至三一，卷三八至五〇，共四十四卷。因首尾完具，知原本为五十卷，与清代通行之四十二卷本不同。此书不录经注，仅有贾公彦疏文，当即单疏本。有关《仪礼》单疏本之记载，始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仪礼》五十卷”。其后，马端临《文献通考》、黄佐《南雍志·经籍志》所载亦同。马氏又记是书曰：“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黄氏所得，亦注语皆标起止，卷数亦同。且每卷结衔曰：“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撰。”书末列吕蒙正等十四人官衔，皆宋椠古式，故断此书为宋景德官本《仪礼疏》。
《仪礼》单疏本之发现，于《仪礼》校勘意义重大。其一，“订正自来用《经传通解》转改之失”。此前，校勘者无从得见贾疏原貌。因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多录贾疏，故据以转校疏文。然朱子书于贾疏，既非全录，又多润饰。贾疏謇涩，朱子为便于阅读计，曾细加爬梳，多有删削，或移易前后，或增成其义。不得视其为贾氏原疏。时单疏本未见，学者不察于此，遂以《仪礼经传通解》为附录一《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准的，刊正诸本，至有成笑柄者。如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专以朱子为正，忘贾疏前文之所有，而遽以后文为脱去，辄以《通解》补之”，久为学者诟病。今单疏本出，校勘者可径直就正，不《必再依傍《仪礼经传通解》。其二，单疏本均每节标有经注，某某字》至某某字”，即所谓起止语，此等文字犹存部分经注之旧，每每可确定校勘中之是非，而各本早已将其，刊落窜易殆尽”，故尤觉可贵。顾广圻以单疏本校通行本《仪礼注疏》，“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无虑数千百处，神明焕然，为之改观”。此为顾炎武、张尔岐、卢文弨辈所不曾梦见者，黄丕烈称其为，于宋椠书籍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莫与比伦者也”，并不为过。
数年后，黄丕烈又访得嘉定状元王敬铭旧藏《仪礼郑氏注》十七卷，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虽未记刊刻时地，然每卷末双行记经注字数，书末又总记经注字数，皆宋版旧式。张淳《仪礼识误》校语所引，有南宋严州本者十余条。顾广圻以此本与之对勘，，无一不合，其为严州本决然矣”。黄丕烈亦取二者详校，定为宋严州单注本，但为“忠甫未见未订之本”。
张淳（字忠甫）于乾道八年（1172年)校定《仪礼》时，参校本有北宋监本、京师巾箱本、杭州细字本及严州本四种。北宋监本乃沿用五代刻本，为宋刻祖本。细字本及巾箱本分别为北宋南北方之翻刻本。严州本系以巾箱本为底本翻刻者，虽晚在南宋，但经精校，讹脱反较监、杭、巾箱诸本为少，乃宋刻中之善本，其校勘价值，自不待赘言，是为清人首见之宋刻《仪礼》单注本，颇为校勘家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