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火箭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应用力学与系统工程专家。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学习，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第六届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九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56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他在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多领域取得多项出色研究成果，在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1957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9年获得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1年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毛泽东称“美国人说你值5个师，他们能不阻挠你吗”？
【毛泽东评点钱学森】
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好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摘自胡士弘著的《钱学森》第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你来了好，我有很多问题要和你探讨。美国人说你值5个师，他们能不阻挠你吗？
事物总是在斗争的嘛，新生的、最有力量的东西总是在同衰亡着的东西斗争着生长起来。好了，为了斗争的胜利，我们干杯！
——摘自王文华编著的《钱学森实录》第114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钱学森小传】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父亲钱均夫生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少年时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后留学日本学习地理和历史等，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之女，知书达理。3岁时，钱学森随父母来到北平。
1921年到1923年，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上高小，邓颖超曾是他的老师。从1923年到1929年，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当时这两所学校科学救国思想浓厚，教学方法上注重实际，加上钱学森学习用功，又天资聪颖，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小学和中学的学习不仅为钱学森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给他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钱老现在谈起幸福的求学时光依然激情满怀：“在我一生所受的教育中，附中的教育是至今都在怀念的非常好的教育。这样多的课程，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上午下了课还非要玩一阵才回家的。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高中时期，聪明好学的钱学森不仅门门功课非常优秀，还自学了英语、德语和伦理、工业化学、无机化学。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抱着振兴祖国的决心，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交通大学，钱学森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并以此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1934年暑假，钱学森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轮船离国赴美，踏上了科学救国的漫长征程。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钱学森学习勤奋刻苦，成绩名列榜首，第二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因学航空工程，他经常要到工厂实习，但因祖国的落后，实习时常遭到美国人的白眼，这使钱学森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为此，他改变了专业，决心学航空工程理论，随后他慕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航空科学的顶尖人物、“超音速飞行之父”、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冯·卡门教授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从此，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合作关系，在人类喷气推进技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冯·卡门教授非常注重培养弟子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导钱学森掌握从工程实践中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教给他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方法。冯·卡门教授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令钱学森受益匪浅，不仅教会了他探索未知世界的方法，而且大大锻炼了他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冯·卡门教授也十分欣赏和器重这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弟子，他经常对别人夸奖这位才华横溢、富有想像力、具有非凡数学才智的中国学生，说钱学森是“一个天才勤奋的中国人”。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站在了数学和力学的最前沿，如饥似渴地钻研数学、物理等现代科学的基础理论，博览各国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文献，刻苦攻读航空工程，每天学习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钱学森用实验和学术论文证明了冯·卡门教授提出来的高超声速流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证明被称做航空科学史上最闪光的篇章之一。正是他们师徒的共同努力，使国际航空、航天事业获得了质的飞跃，极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哄气推进技术的全面发展。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伴随着飞翔的飞机、传遍了全世界。在学习生涯中，钱学森对火箭技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结识了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马林纳，成为马林纳五人火箭研究小组——“火箭俱乐部”的最早成员之一。在各项工作中，钱学森都显示出杰出的聪明才智和无比的创造力，美国同行们都非常佩服钱学森。导师冯·卡门更是对此津津乐道：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最聪明，一个是匈牙利人，一个是中国人。
随着战争的进展，钱学森的工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尖端科技领域大显身手。1943年，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研究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的项目，他不仅担任火箭组的组长，还担任了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的顾问。他和马林纳共同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受到美国军方的高度重视。他的杰出贡献为美军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此，钱学森成为美国公认的研制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美军高度称赞钱学森为美国所做的“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称他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制定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邀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一位美国海军将军曾这样评价钱学森：“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抵得上5个师。”
1947年2月，年仅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一位正教授，也是终身教授。不久，他收到来自祖国的一封家书，他的母亲去世，年迈体弱的父亲非常思念海外游子。于是钱学森在阔别故乡12年后，第一次请假踏上探亲的归途。回国后，他目睹了国内黑暗的统治，知道在内乱之中，自己报国无门，心情非常沉重。他谢绝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聘任，携带着新婚妻子蒋英又返回美国继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在美国所享受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始终无法泯灭钱学森那颗一心向往祖国的赤子之心。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准备着有朝一日回归多灾多难的中华热土。当时有人发现，钱学森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把一部分收入存在保险公司以备养老。对此，钱学森笑道：“其实这也不奇怪，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根本没有打算在美国生活一辈子。”
法国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就是一位有学识、有气节的爱国科学家。回国后他曾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几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1949年10月，当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美国时，钱学森激动得热泪盈眶，竟高兴得彻夜难眠。他无数次地站在窗前遥望祖国，归心似箭，他毅然决定要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怀抱。1949年中秋佳节之夜，钱学森和中国学者们相聚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街心花园的树阴下，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祖国的一切，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充满了信心，大家越说越激动，都恨不得一步跨过太平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回到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却历尽了无数的磨难，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者迫害长达5年之久。
1950年春夏之交，正当钱学森准备辞职回国的时候，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将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共反华的逆流。美国当局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无中生有地指控他是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愤怒地找到课题主管——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严正地提出回国的要求。这位美国将军十分惊恐，立即通知移民局不准放行，甚至咆哮道：“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
1950年8月20日，钱学森一家准备借探亲的名义离开美国，遭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非法扣留。他被指控为“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并遭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非法逮捕，将他关押到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他被当做一名囚犯饱受折磨，不许与任何人讲话，每天晚上，看守人员每隔10分钟就开一次灯进屋查看，使他心力交瘁，无法休息。由于种种折磨，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钱学森的体重竟掉了13公斤。
蒋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四处奔走呼吁，世界知名人士纷纷谴责美国当局迫害科学家的暴行。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们筹集了15000美元作为保释金，杜布里奇院长和冯·卡门教授亲自出面要求释放钱学森，中国南京、北京的数百名教授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及美国总统，声讨美国当局的法西斯暴行。
美国当局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已释放了钱学森。然而，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里，钱学森失去了自由，他的一切行动受到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在阴影笼罩下度过了长达5年的软禁生活。后来，钱学森愤慨地说：“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样子。”
为了尽快回国，有意让美国当局知道他已经改变科研方向，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任教的同时，开创性地进行了工程控制方面的研究工作。1954年，他写出了30余万字的《工程控制论》，此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而确定了钱学森在工程控制领域的创始人地位。钱学森本人却对此不以为然，他不无幽默地说：“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为摆脱监视，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了一封寄托他对祖国深情思念的家信，他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脱离苦海，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封不寻常的“家书”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8月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议上，中方代表王炳南拿着钱学森的这封来信，义正辞严地批驳了美国大使的谎言。在铁证面前，美国大使无言以对，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当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纽约，登上了回国的航程。临行前，钱学森捧着他的《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向74岁高龄的冯·卡门教授告别。冯·卡门教授满怀惜别之情对这位朝夕相处20年的得意门生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学森听了恩师的最后教诲，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激动，为了与恩师惜别而激动，更为了自己即将开始的全新人生旅程而激动。
对于钱学森的回国，美国方面觉得无限的可惜。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加州理工学院布里奇院长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知道，他不是回去种苹果的。”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回到了北京。很快，他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长期未获积极成果，但就要回钱学森这件事看，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1954年1月，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刚回到祖国，钱学森心潮起伏，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次，他前往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参观时，陈赓将军问钱学森：“您看我们中国人能搞火箭、导弹吗？”
“外国人能搞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搞，而且还要比他们搞得更好。”钱学森很自信。
“太好了，我要的就是您的这句话。”陈赓抓着钱学森的手久久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