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每一句含有憧憬意味的话，他都含着古怪的微笑，又想听又怕惊动谁的样子。做父亲的幸运对于他是太偶然了，尽管他严密地规划它已有三年。他在三年前戒了大麻，两年半前戒了烟，紧接着戒了咖啡因、酒，半年前停止了做爱，把每天锻炼一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他喝纯度最高的水，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很少吃甜食，一步一步地为这次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一口清水喝下去，几乎能看见它如何流淌进他被彻底清理过的、半透明的身体。同时他开始选择母体：一个一个地接见从单身俱乐部黛茜那儿来的女人，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生育器官最成熟、心智也最成熟的女人们。他在会谈过程中观察他们的性格、家族成员的脾性。他不要他的孩子有不幸的性格，他得确保他的孩子不会从基因中得到任何形式的乖戾。
他最终认定我是因为我不具备任何个性特色。个性特色往往有颇高的代价。我的一点机智、随和、爱整洁都正好，正合比例。正如我的身高、体重、五官排列，都正合他心里的刻度。太出众的东西是危险的，适度的平庸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终生快乐的最好保障。他要他的孩子终生快乐，这比富有、才华、相貌标致重要得多。亚当从各种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著作中得出以上结论。
妊娠反应在这个晚上骤然加剧。我每隔三十分钟会闯入浴室，几乎将头埋入马桶，咆哮般地作呕。亚当看我咆哮，看着我胆汁长流，仿佛雌性生理对于他还是不可思议。仿佛雌性的痛苦值得羡慕，令他望尘莫及。他等着两次呕吐间的那段衰竭到来，他跪在床边长吁短叹地悄语几声“上帝，”然后再好好来看他孩子的母体。他的眼神是敬畏的、膜拜的。
我懒洋洋地伸手，想拨开直刺我眼的台灯。亚当替我完成了动作。他这一晚的殷勤很得体。
我说：“我要死了。”
他说：“你看上去很幸福。”
“胡扯。”
“不胡扯，真的。无论多荒谬，你是母亲，我是父亲，这点是真实的。”他把下巴放在床沿上，俊美的五官离我很近。这样让女人爱的一个男人怎么会不爱女人呢？或许我会使他发生奇迹？
我拿出最好的笑，想感化他。他是个温柔的男人，他们这样的男人多半温柔。只有比他更温柔、更柔弱的东西才能感化他。也许等孩子出世后，他面对的是两个柔弱于他的生命，他会被感化。我知道我衰竭的模样在亚当眼里是好看的，圣母玛利亚。他从中袋里抽出一张支票，轻柔地展开，给我看那上面的一个“二”和四个“零”。手势像展示一件神圣的礼物。我喉口又一阵痉挛，赤脚冲入浴室，这回成了回肠荡气的怒吼。我要让他看看我的代价是否与他的价码等值。
再回到床上，他的表情更加敬畏。似乎我腹内怀的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自己。他手里托着个小盒，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
“别误会，我只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我气息奄奄地一笑：“象征性太大了。”
他马上说：“我母亲留下的。她很开通，让我把它改镶成男式的，送给我的伴侣。它的镶工很棒，我不想破坏它。”
我的担心被他看明白了。
他说：“它起码值一万。不过我不会在你下一笔酬金里扣除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他快些回到他自己房间去，我可以好好看看支票和红宝石。我明天就会把支票存入银行，彻底踏实。红宝石我得好好收着。万一亚当在最后一笔酬金里打折扣，我立刻还给他。
这一夜我的睡眠很浮，感觉腹内那颗鲜嫩的小生物正给我一丝触痛，一丝触痒。五十九天的一条性命……我忽悠一下醒来：怎么也会有这母畜般的本性？原始的、悲哀的本性，使母畜不与歧视地从任何性质的孕育中得到愚蠢的、甚至是野蛮的幸福，还有自豪。原来我也不例外。醒时的高度理智、高度现实，在半眠时消散。我原是渴望这份渺小的，却如此体己的伴陪！
我从此消失。我十个月的消失在我所有忙碌的朋友那里毫不显著。顶多有人念一句：“有一阵子没见燕娃了。”然后会引出一段有关我的好话、坏话，抑或是带些嫌弃的怜悯：燕娃就那么给Dump了！还会有抱不平的：那新夫人也不比燕娃强多少，就是年轻些。我对自己的消失很满意，如此巨大豪华的房子里盛着消失的我。我每天花十六个小时睡觉，两个小时看电影录像带，三个小时去附近的商场闲逛。更多的时间我坐在后院的荡椅上发呆。无聊一点也不难受，这年头是没有多少人有条件去无聊的。有时发呆的结果是突然来两句诗。记下来一看，也都挺无聊。除了偶然写几笔自认为是诗的半截句子，我基本遵照亚当定的“妊娠作息时间”。连我看的录像带和听的音乐都是他严格挑选的，都像我用的食物一样缺盐缺油，毫无辛辣。
亚当也近乎消失。总是在我连绵飘渺的睡眠中，我感知到他的归来。车库门启动上升，钥匙在锁孔轻轻拧动。他会给某几个熟人打几个电话，或者收听留言机上的留言。他不是怕惊扰我，而是怕惊醒我之后他必须找话和我说。有时我听他的脚步停在我卧室门口，那是他想听听我是否很好地活着。他绝不担心我会逃跑。我不会让他欠着我的账而跑掉的。
一天半夜，我睡累了，想起来歇歇。走到客厅，突然见亚当在那里坐着，看着沉寂的电视。我走到他跟前，他才见了鬼一样弹起来，鼓起的眼珠在一点点确认这个披头散发的臃肿女体是我时才渐渐瘪下去，落回洞穴般的深眼窝里。
“有个把世纪没见你了！”他说，摘下电视耳机。他的意思是我身体上的一切成长和变形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我笑笑，沉重地坐下来。
“看见我给你留的字条了吗？”我问。
亚当点点头，有一点害羞，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
“女孩让你失望？”
“怎么会失望。就是觉得，女孩会更多地像你。”
“像你有什么好？”为了掩饰我的暗示，我打了个哈欠。
他似乎没意会。
“你们这种人，是基因决定的。”我进一步提醒。他的儿子很可能像他一样，对女性是个浪费。
“我这种人怎么了？！”他眼里突然放射出敌意。
“没怎么——美国原则：To Be，I et Be。”
“你们这种人又怎么样？背叛，自相残杀，家庭暴虐！动物一样本能地求偶，生孩子！没有选择地养这些孩子！你的前夫，他又怎样呢？！”他皮肤的表层出现一种抖颤，小臂上浓密的汗毛直立起来并显出大粒的鸡皮疙瘩。
原来他对我的同情是假的。我失败的婚姻使他获得了如此的优越感。他简直侥幸他是人类进化公式的例外，活着不受吃和繁衍两桩本能所左右。对我们这样的绝大多数，我们这个不违天性地生男育女的巨大集体，他此刻是明显地居高临下。
我发出“嘿嘿嘿”的冷笑。我说：“你们的乌托邦里没有背叛吗？你们的背叛更完美，因为没有孩子这个代价。”我读了他的书，田纳西·威廉姆的伴侣为大戏剧家写的传记，里面描写到戏剧家某次旅行回家，看见一大罐凡士林少了一大截，断定了他情人的背叛而痛心疾首。
亚当知道我在拿田纳西说事。他也笑了，嘴唇很红，刮得溜光的下巴发绿。“没错，但我们的背叛不会给无辜者——比如孩子，造成伤害。”
“因为你们有不了孩子。”我恶毒起来。
“我们可以有孩子。”这句话早等在这里堵我的嘴。
他们可以。“可以”是能力加选择，不像我们，相爱、生育都不由自主，都有些无可奈何。他们可以租一个像我这样的母体。到处有我这样流落在破碎的婚姻之外，急需五万块钱的女人。光是被亚当淘汰的，就有好几百。我们女人可以无偿地生育，可以天性使然地生育，便也可以为优厚的酬金生育。单单作为一具母体，和一张培育蘑菇的温床是没太大区别的。他们花得起钱，就可以租用这张温床。
“我也可以让你没有孩子。”
“来不及了。”
我感觉一个狞笑在我脸上绽放开来。
“钱我可以退给你。”孩子可以留给我。
“你不会的。”
他沉默地和我对视了五秒钟。他看出五万块钱比一个孩子对我更有利；也看出我没有拆白党素质。
“试试吗？”我说。他是对的，我不会的。
他把眼睛转开，对我不再继续操心。还有，我明晃晃的庞大躯体使他厌恶。他从沙发里站起，为自己倒了杯淡酒。那赖于我而存在的小生命使我成了“我们”，他看上去颇孤立。他不再优越。我要的就是这个。
片刻，他说：“那些纸片上有些短句子，看上去是诗。你写的？”
“不是诗，是菜谱。”我说。在这时做个诗人很难为情。
“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玩世不恭？”
“我玩世不恭吗？”我不玩世不恭怎么办？
他感到这场谈话毫无出路。“我得罪你了吗？”
“你？”我微笑着：“怎么会？我只不过每次得自己乘公车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每回得自己拎几大包食品从超市走回来，不光为了饲养我自己。电灯坏了，我得爬到凳子上去修理。”
他说：“我付了你钱。”这次他的反应非常快。
“你以为钱和责任是等同的。”对于我这具母体是等同的。“假如你这么不喜欢责任，这整场麻烦有什么意味？”
这两句话效果不错。他有了点感悟的意思。
他把我丢在一边开始思考：如果钱真的等同于责任，他何苦要这个孩子？亚当不是对人情常理彻底麻木的人。这一点我从最初就看出来了。“你指望我怎样？”
“全取决于你自己。我可以继续一个人去医院、去超市。去做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吃惊地发现亚当在厨房里看报纸，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像大多数人家的男主人。他从报纸上端露出非常新鲜的脸，问我睡得好不好，还说他榨了些草菊香蕉汁，如果我有胃口可以来一点。我问他今天难道不上班，他说他干的园艺设计从来不用早九晚五地上班。我还想问：那你这几个月都去了哪里？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识相。他还能去哪里——他有他真正的伴侣。
我掩饰着自己，不想他看出他所营造的逼真的错觉给我的温暖和酸楚。我倒了杯果汁，浮面上粘稠的泡沫，以及那鲜果特有的生腥气使我一阵凶猛的恶心。然而亚当在期待我的赞美；对他营造的关爱气氛、家庭假象，他急待得到反响。我端着那杯肉粉色的浓浑液体，坐到他对面的餐椅上。他马上把翘在另一张椅子上的脚搁了回去，同时对我微微一笑。我屏住气喝了一口果汁，学美国女人那样抿嘴闭眼地“哞”了一声，仿佛吸毒或做爱正到妙不可言之境。亚当又一阵微笑，松弛下来。所有的预期效果都达到了。我再屏足一口气，将那血浆般的汁液灌下去大半。若不是妊娠反应，这东西不会如此难以下咽。
“你喜欢的话，我每天早上给你做。”亚当说，“对孩子有好处的。”
我表示领情，也代孩子领情。为了同一目标，他和我的牺牲都不少。从此我得接受他的灌溉：各种以最科学最理性配方配制的养料。每天，餐桌上出现了三支小杯，排成一列，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维生素片剂、胶囊，亚当要我以它们来做三餐。牛奶是按刻度饮进，大叶片的绿色菜蔬也按斤两消耗。亚当细语柔声地对我讲解，某某利于胎儿的五脏，某某是胎儿脑神经发展的必须，某某将强健胎儿的骨骼。显然是不久前才从“孕妇必读”之类的书中得到的教条。越来越硕大的我对他的说教缓缓点头，像那类死心踏地等着做母亲的女人。假如我少吞了一顿维生素，亚当并不说什么，只是往那盛药剂的小杯队列尾端再添一小杯。有时它们会列成一支颇长的队伍，对我形成一个亚当意志的阵势，逼我放弃对滋味享受的自由。
一天亚当在垃圾桶里看见一个色彩鲜艳的塑料袋。他叫起来“伊娃！伊娃！”嗓音不高，却有声讨性。“你怎么可以吃这种垃圾！”
我说我对各种营养良好的饲料受够了，偶尔吃顿方便面。
“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大量的味精？！”
我说我吃的就是味精。
见我有挑衅的意思，他息事宁人地笑一下，说：“伊娃，为这个孩子，我和你都已经牺牲了不少东西。已经要成功了，别前功尽弃，好吗？味精在美国连成人都不吃的，怎么能让胎儿吃？”
我说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跟吃味精不无关系。
他说：“我们不要十二亿。我们只要这一个。”他的意思是，十二亿是没办法的事，是不可收拾的后果——听任生物本性摆布的后果。十二亿，已足以证实这物种的不精致。十二亿的数量也未见得能提炼出他所希翼的质量。
我口头上服输，心里却想，以后吃方便面，绝不留半点痕迹，塑料袋要当罪证去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