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最喜欢的著名杂技师肖曼·巴纳姆有句名言，他在上节目的时候不只一次地说过，他的节目有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很受欢迎。人们常常认为一种概括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学上将这种倾向称为“巴纳姆效应”。
人常常迷失在自我当中，很容易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把他人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其实，人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人的影响和暗示。比如，下班时间拥挤的地铁上，你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张大嘴打了个哈欠，他周围会有几个人也忍不住打起了哈欠。有几位不打哈欠是因为他们受暗示性不强。哪些人受暗示性强呢？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出来。
让一个人水平伸出双手，掌心朝上，闭上双眼。告诉他现在他的左手上系了一个氢气球，并且不断向上飘；他的右手上绑了一块大石头，向下坠。3分钟以后，看他双手之间的差距，距离越大，则暗示性越强。这个小测试看似简单，但却是我在全球各地演讲时的保留节目，每次在现场进行测试的时候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喝彩和掌声。关键在于对自愿上台的观众进行暗示时的语气和语调，越神秘的氛围越能体现出效果来。
人很容易受到来自外界信息的暗示，从而出现自我知觉的偏差。这是我们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容易受到暗示的例子。
我们认识自己有两个手段，一个是自我反省；另一个是将自己放在局外人的地位来观察自己，即借助于外界信息来认识自己。
这种认识带有很大的暗示性，因为这些描述是一些大众的、一般的描述，对于一批人都是适应的、正确的，所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我们在拥有共性的同时还是一个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个体。因此，在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中，可以把那些作为参考，对自己准确的了解还要靠自己和朋友来判断。
某人到医院就诊，诉说自己如何难受，而且身体日渐消瘦，精神日见颓丧，百药无效。医生检查，发现此人患的是疑病症。后来，一位心理医生接受了他的求治。医生对他说：“你患的是某某综合征。正巧，目前刚试验成功一种特效药，专治你这种病症，注射一支，保证3天康复。”打针3天后，求治者果然一身舒坦地出院了。其实，所谓的特效药，不过是极普通的葡萄糖。真正治好病的，是医生语言的暗示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一个战俘身上做了一个残酷的实验：将战俘四肢捆绑，蒙上双眼，搬动器具，告诉战俘现在对他进行抽血。被蒙上双眼的战俘只听到血滴进器皿的嗒嗒声。战俘哀号一阵之后气绝而终。其实，并没有抽该战俘的血，滴血之声乃是模拟的自来水声。导致战俘死亡的，是抽血的暗示：耳听血滴之声，想着血液行将流尽。死亡的恐惧，瞬时导致肾上腺素急剧分泌，心血管发生障碍，心功能衰竭。
这两个例子，一个从正面，一个从反面，足以证明暗示的魔力。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妻子玛丽亚和自己心爱的哥哥相继病逝。为了还债，他为出版商赶写小说《赌徒》。为了加快速度，他专门请来了一位速记员，她叫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一个年仅20岁、性情异常善良和聪明活泼的少女。
安娜非常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书稿《赌徒》完成后，作家已经爱上了他的速记员，但不知道安娜是否愿意做他的妻子，便把安娜请到他的工作室，对安娜说：“我又在构思一部小说。”
“是一部有趣的小说吗？”她问。
“是的。只是小说的结尾部分还没有安排好，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理活动我把握不住，现在只有求助于你了。”他见安娜在聆听，继续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艺术家，已经不年轻了……”
主人公的经历就是作家自己的经历，安娜听出来了，她忍不住打断他的话：“你干什么折磨你的主人公呢？”
“看来你好像同情他？”作家问安娜。
“我非常同情，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充满爱的心。他遭受不幸，依然渴望爱情，热切期望获得幸福。”安娜有些激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用作者的话说，主人公遇到的姑娘，温柔、聪明、善良，通达人情，算不上美人，但也相当不错。我很喜欢她。”
“但很难结合，因为两人性格、年龄悬殊。年轻的姑娘会爱上艺术家吗？这是不是心理上的失真？我请你帮忙，听听你的意见。”作家征求安娜的意见。
“怎么不可能！如果两人情投意合，她为什么不能爱艺术家？难道只有相貌和财富才值得去爱吗？只要她真正爱他，她就是幸福的人，而且永远不会后悔。”
“你真的相信，她会爱他？而且爱一辈子？”作家有些激动，又有点犹豫不决，声音颤抖着，显得窘迫和痛苦。
安娜怔住了，终于明白他们不仅仅是在谈文学，而是在构思一个爱情绝唱的序曲。安娜从内心里爱慕这位伟大的作家，如果模棱两可地回答作家的话，对他的自尊和高傲将是可怕的打击。于是安娜激动地告诉作家：“我将回答，我爱你，并且会爱一辈子。”
后来，作家同安娜结为伉俪。在安娜的帮助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清了压在身上的全部债务，并在短短的后半生写出了许多不朽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暗示说服对方，向安娜求爱的妙计，历来被世人当做爱情佳话，广为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