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行单一制的国家，中央统一领导地方，中央权力高度集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这一体制，除了使党能带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外，在国家面临危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展现出了动员能力强、决策效率高、执行能力强等诸多优势。这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汶川地震后不出一个月，中国即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为灾区重建立法。中国政府决定，全国多个省份要连续三年拿出1%的财政收入援助灾区，中央国家机关要挤出5%的经费援助灾区，争取两年完成灾区重建。此外，还制订了周密的对口支援计划，18个省份要支援受灾地区。如广东省对口支援汶川县，山东省支援北川县。
2009年4月的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对口支援”的政策，帮助玉树灾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现在，如果到这些曾经是灾区的地方考察，你会发现这些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从此“换了人间”。笔直的马路、漂亮的学校、新建的民居等都会一一展现在你面前。中国政府灾后重建的速度和力度为世界所认同。
美国《纽约时报》曾把2008年中国的抗震救灾与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做过比较，认为中国政府处理自然灾害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和政府的能力。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发表社论指出，地震灾后的重建过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政府的治理模式、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公民的责任意识等。这些积极的变化都值得高度肯定与赞赏。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路上有很多羁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是不行的。邓小平曾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的‘对策’……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回首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改革开放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面临国内并不平静的局势和国际上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有人对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疑问时，有的国家对中国指手画脚时，具有丰富经验和高超政治智慧的邓小平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中央的这一鲜明态度，稳定了中国局势，明确了中国方向，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一路向前。回想起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很难应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国的航船就会迷失方向，中国人辛辛苦苦为之奋斗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
那么中国这个强有力的中央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中央的统一领导通常来讲分为党、政、军三大块。党的这方面，中央一级有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不同层级。全国党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它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两次会议，商议国家大事，平常则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行使相关职权。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真正的权力核心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个4-9人的小机构，似乎每周都开会”，“总书记成了党的最高官员”。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周都开会，商议国家大事，解决需要集体决定的重要问题。在党的方面，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党校等30多个中央直属单位，分别负责反腐倡廉、干部人事、意识形态、党际交流、统一战线、干部教育等诸多方面工作。在立法行政方面，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他们会分别选举产生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在单一制国家下，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具有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多方面权力，总理作为中央政府首长全面负责国务院事宜，还有若干副总理、国务委员分管不同行业工作，国务院下设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等几十个部委，管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事务。相应的省政府等层级政府也设有相关部门，管辖本辖区内的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军队国防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海陆空三军和国防工作。军队系统具体负责机构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还设置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总部机关，和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兰州、成都、广州七大军区。
此外，各省市也设置相应的军事单位。县和乡镇则设有人民武装部，管理辖区内民兵及征兵等事宜。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结构中处于毋庸置疑的领导位置，是中国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法院等机构。在人大等国家部门里都设有党组，党组作为决策机构设立，并非虚置。这体现在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方面。尤其是党管干部成为中央领导地方的关键。1998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表明，所有副省级以上的干部均由中央直接考察和管理，地方主要正局级岗位的干部要向中央备案。中共中央组织部1999年6月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在地方领导选拔上实行非本地原则和定期调换制度。目前，中国省级领导班子的构成模式是：作为正职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从别的省和中央部委调来，而副职则主要出自本省。这实际上是中央加大对地方领导力度的一个重要表现，目的是加强中央权威，以便让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在中国，控制地方核心领导干部成为中央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主要手段，也是政治单一制的核心特征。
中央还采取了很多方式来领导地方，对包括国税、人民银行、外汇管理、海关等很多要害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国税局为例，各省市县都设有国税局，国家层面还有国家税务总局，各地的国税局隶属于国家税务总局，而不是隶属于地方政府。当然，国税局也接受同级地方政府的约束，但人事、财权均由上级国税局负责管理。这样能避免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更超脱，更有利于全国税务征收的公正性。
在政策方面，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政策发布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了上海浦东，设立了天津滨海新区，为这些地方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持。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热，其主要目的是从中央要回好政策，发展本地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地方抓住国家划分主体功能区的契机，纷纷进京寻求中央的政策支持。尽管有些政策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但中央通过政策制定，确实强有力地刺激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来，中国还加强了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检查力度。
根据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对所辖区域具有管理权限，但目前中央主要是通过财政和官员政绩考核的手段来管理地方。
2011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的理念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上来的税大部分会返还给地方。这也促使地方听从于中央，接受中央指令。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对贫困地区加大了帮扶力度，推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实现中国整个的区域协调发展。相对贫穷的地方，如西部地区的不少省份热切期望中央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他们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主要就是要加大中央对这些地方的支持，中央还动员比较富裕的沿海省份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发展，这些都取得了好的效果。2012年初，中央决定对西部省份贵州加大支持力度，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意味着贵州将得到来自中央各部门和兄弟省份的有力支持，对于相对贫穷落后的贵州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
中央政府制定了实际上以经济总量高低为评价标准的政绩考核标准，这刺激了地方干部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最近，中央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单纯追求GDP的评价模式进行探索改革，在里面增加科学发展的内容，以避免以往只注重经济不注重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央权力集中，具有高度权威，对于政令畅通、政策执行具有好处，但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也会导致地方积极性不够，产生等靠要的消极心态。为此中央进行了几次分权尝试。但如邓小平所说：
“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这表明中央地方分权的难度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