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干部的选拔和管理。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不断革新，制定了严格的选人用人标准，采取分类管理和依法管理，不断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并对干部实施严格监督，形成了有特色的干部管理模式，保障了中共政策的高效执行。
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时着重看能力，能率军打硬仗、打胜仗的人提升较快。同时，要看对中共是否忠诚，信仰是否坚定。与中国古代社会任人唯亲的倾向不同，中国共产党强调任人唯贤。毛泽东28岁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在斗争实践中，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只有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站在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革命成功。他的这一雄才大略起初非但没有被认可，反而被自认为是百分百布尔什维克的部分中央领导人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因此被疏远，离开权力中心。他说自己那个时候比较晦气，连鬼也不上门。长征前夕，他还差点被留在根据地。但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想法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特地派人到中共根据地传话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说应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靠其才终成为中共的领袖。
对选任干部，毛泽东有深刻见解。他强调：“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938年10月，他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正是因为严格选人标准，才为中共打败国民党、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很多干部面临本领恐慌，以往熟悉的革命年代的办法不再好用，新的管理经济的办法还没有学会。这时，中共对干部选任有了新提法即“又红又专”。毛泽东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计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这一干部选用思想不仅对干部队伍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经济建设也有着促进作用。
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年富力强的邓小平、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评价说：
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陈云是工人阶级出身。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这些评价，实际透露出了中共使用干部的标准。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老一辈领导人陈云针对干部年龄老化、青黄不接的局面，提出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进而，邓小平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新的干部选任标准。照此精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选出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胡锦涛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当时，胡锦涛39岁，是最年轻的中共中央委员。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作了进一步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特定内涵。其中，革命化，主要是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年轻化，主要是指各级领导干部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够胜任繁重的本职工作；知识化，要求干部掌握本职工作所需要的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专业化，要求干部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成为所领导的领域的内行。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提出要建立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1996年6月21日，在纪念中共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他发表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提出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五条政治业务素质：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第五，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胡锦涛在1992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后长期负责党的建设，对于干部选拔相当熟悉。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2008年2月18日，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在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在2011年纪念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他又提出“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要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除了对干部选任标准不断丰富创新外，中国共产党还推动干部选任工作迈向制度化、规范化。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印发。这一条例具有鲜明特点：一是坚持与时俱进，赋予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标准、程序、方法和纪律等方面的内容以新的时代内涵，充分体现了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新要求；二是坚持扩大民主的基本方向，在发展党内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方面有新举措；三是坚持完善程序，对选拔任用干部的各个环节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方面有新进展；四是坚持制度创新，纳入了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试用期制度，完善了任职、免职、辞职和降职等制度，在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疏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方面有新突破；五是坚持有效监督，确立了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责任制，在建立科学的监督管理机制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200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要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方针。按此精神，公安部首次尝试从311名候选人中公开差额选拔三名局长，实行差额选举、差额面试、差额选拔，一改以前等额选举的做法。国土资源部根据司局级、副司级等不同的职位特点，以推荐、陈述、差额的方式，扩大民主推荐范围。这些探索促进了干部间竞争，有利于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干部选拔竞争格局。经过各地多年试验和总结，201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为公选和竞岗两项改革提供了一把新尺子。
为防止干部选拔任用时出现腐败，2010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为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过程的监督，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三个试行办法与责任追究办法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这些办法里还明确规定：引咎辞职的党政领导一年内不得重任与原职相当的职务；选拔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的干部的党委领导将被问责；突击提拔干部将可追究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教授约翰·P.伯恩斯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一套控制公共机构的领导选拔制度。”“干部任命制运行得很好。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都能在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异议的情形下选拔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