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1893—1982）字慕尹。江苏省昆山县人。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老教官，陆军中将加上将街。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第八十九师师长、保定行营上将主任兼军政部保定编练处主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航空委员会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与何应钦等被称为******的“八大金刚”。解放后，随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
〔解读〕
******之所以能独揽国民党军政大权，是因为他以黄埔军校为基地，网罗了一批自己的党羽，钱大钧便是其中之一。早在黄埔时期，由于钱个性随和风度儒雅，加之科班出身，受过良好的正规训练，且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所以深受蒋的宠爱。蒋的训练、作战文书多出自他的手笔。军校建立不久，蒋就提拔他为校本部的参谋处长、参谋长并代理总教官等职。
此后，钱大钧在东征、北伐、“剿共”等诸役中，进一步得到蒋的宠信。1935年冬，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钱出掌首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同以******“文胆”著称的陈布雷共主持侍从室，名声显赫一时。钱担当此职后，自觉责任重大，在蒋身边处理文件，安排蒋的食宿、警卫和行动，格外精细谨慎，每临大事必亲自过问。他接触的军事机密甚多，从不对人讲起。平日沉默寡言，无特殊嗜好，专心以效忠蒋氏为己任，奉之为神，百依百顺，因而颇称蒋意。
虽然钱大钧在西安事变之后一度受到蒋的冷落，并因在主持空军事务时因私分军费而被人告发受到蒋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毕竟钱对蒋忠心耿耿，所以******对钱还是庇护有加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控制上海的时局，授命钱大钧出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到任后，不顾民不聊生，货物奇缺，物价上涨的现实，利用接收“良机”，大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私卖敌伪物资42亿元。******却说：“钱大钧贪污成性，不足道也。”竟不予查办。但绝精世故的钱大钧深知宦途艰险，急流勇退，先后辞去所兼各职，带着他搜刮来的大量财物，暂息苏州故里，过起了奢侈、豪华的生活。
余汉谋
“公忠体国。”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195页）
〔余汉谋〕（1896—1981）字幄奇。广东省高要县人。曾任第四军第一师师长，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衢州绥靖主任、陆军总司令及“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
〔解读〕
余汉谋的倒戈对******的统一广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了酬谢余汉谋的功绩和收买第一集团军将士的军心，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敷衍和借重，但实际上则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分化瓦解粤系势力。
首先，******以“军政分权，还政中央，军人不干预政治”为借口，改组广东省政府，派嫡系控制广东各级要害部门。为加强对余汉谋的绥靖公署的控制，1937年初，******于绥署之上设立军事委员长广州行营，以何应钦、陈诚分任正副主任，俾以委员长的名义，直接行使军、政监督与处理之权，使余汉谋的绥靖主任形同虚设。在军事方面，******采取嫡系部队入粤，减缩部队经费，发展特务组织，消除余汉谋的军事分机关等各种手段，削弱余汉谋部队的实力，同时，挑拨余汉谋部队内部的矛盾，致使余汉谋这个第四路军总司令，不仅不能像陈济棠当权时那样干预党政，甚至连对自己的指挥布置也不容易当家做主。对此，余汉谋深为不满，但他深知自己过去与******毫无渊源，在国民党内又没有什么派系可作依靠。因此，他经常流露出当“小媳妇”的悲哀心情。余汉谋常对亲信说：“同******打交道，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
余汉谋于1936年8月，自动对部队进行整编，把原来所部的机构裁去六个军司令部，五个师司令部，缩小总部编制，将原十五个师整编为十个师，保留原有特种部队。其实总兵力仍维持在在十五万左右。1937年4月，余汉谋再次请求进行整编军队，结果将十个师二十个旅的六十个步兵团裁并为四十个步兵团另一个教导旅。这次整编减少了近百分之三十的兵力。为此，******利用报纸大肆刊载四路军整编消息，表扬余汉谋“公忠体国”，非拥兵自重的军事长官可比。不久，余汉谋又接受******命令，把黄涛的一五七师调离广东，驻防福建漳州、厦门一带。同时，在绥署增设防空处；增编数营高射炮队；架设防空通信网；设置各级兵役机关；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还协同广东省政府积极修筑广州经从化、新丰、翁源至韶关的公路，韶关经翁源、连平、龙川至兴宁的公路，接广九粤汉铁路，以利战时交通运输。另外，暗中释放“******”，取消邮电新闻检查。上述各种措施，在当时获得社会人士好评。
刘峙
“今刘团长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诚革命前途之大幸也。”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4）第444页）
〔刘峙〕1892—1971）字经扶。江西吉安人。早期曾在桂军和滇军中任职。1920直转入粤军，受到参谋长******赏识。1924年调入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1925年在两次东征中屡立战功，升为团长。1926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不久参与制造中山舰事件。1928年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中原大战中任“讨逆军”军团总指挥，成蒋心腹大将之一。后历任河南省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开封行营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先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重庆卫戍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匪总部”总司令。退台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解读〕
在粤军任职期间，刘峙结识了******。由于他吃苦耐劳，服从指挥，给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粤军排外风气极盛，******为立足军中，多联络非粤籍军官以自固，刘峙理所当然成为蒋联谊的对象。从而也始发了刘一生为蒋效劳的契机。1924年，******受命任黄埔军校校长，在组建教官队伍时，多以外省人为基础，因刘峙平庸听话，又有实战经验，被选入军校，任参谋处科长。9月，军校成立教导团，刘出任一团二营营长。******对刘峙比较器重，经常单独找他谈话，施以恩威，使他对蒋产生了一种既崇拜又害怕的心思。刘峙明白，他只有以******为靠山，日后才有出人头地之日，所以他便惟蒋马首是瞻，成为******的心腹干将之一。
1925年初，为建立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率黄埔学生军进行第一次东征。刘峙所在的教导第一团2月1日随队由黄埔出发，先后攻占平湖、淡水。淡水战役胜利后，东征军又向潮汕地区挺进。3月初，东征军忽然接到情报：陈炯明已令林虎率刘志陆、王定华等精锐两万人以上，分几路如暴风疾雨般迫进棉湖，企图一举消灭东征军。******闻讯，决心与敌死战，急令第一团迎击正面和顺之敌，第二团进击鲤湖之敌。不料，中途敌情忽然发生变化，鲤湖的敌人突然转向和顺方面，第二团在鲤湖扑空，使第一团要以千余久战疲惫之师独挡两万新锐之敌，形势十万火急。
13日上午9时，东征军开始与敌交火，双方伤亡惨重。10时，敌人忽然冲至曾塘村东隅，距团部仅300公尺，刘峙奉命率一连士兵，徒涉小河，用刺刀向敌人冲锋，将敌人击退。正午，大股敌人继续进攻，刘峙所部官兵伤亡过半，形势危急，防线动摇，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刘峙振臂一呼，率先跃出战壕，伤兵余部随之冲锋，敌人惊惧，落荒而退，许久未敢发动新的攻击。下午5时，教导第二团自鲤湖方面赶到，对敌军形成夹击态势，敌军不敢恋战，狼狈逃窜，东征军大获全胜。战后，黄埔学生第一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废旅级建制，下辖3个团，刘峙升任第一团团长。
9月，陈炯明率军由潮汕、梅县进逼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进行第二次东征。战斗中，刘峙率第一团扼守河婆，支援华阳，敌人谢文炳、李云复、陈复爵等部共万余人，由鲤湖、棉湖向河婆猛烈攻击，企图包围刘部，双方激战数小时，东征军以寡敌众，损伤惨重，防线渐呈动摇之势。刘峙见消极防守不利，急中生智，亲率有力的步兵和炮兵，突入两岸敌军之间，横冲直闯，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人没想到东征军竟敢以区区弱旅，主动发起进攻，惊惶失措，阵脚大乱，狼狈逃窜，从而取得了华阳、河婆战役的胜利。事后，******在总结战事，论功行赏时，认为：“华阳一役，为成败最大关键，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今刘团长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诚革命前途之大幸也。”由于刘峙在东征中创下了两次反败为胜的战例，他开始受到******的器重。蒋认为刘身上有“福气”，故称之为“福将”。
汤恩伯
“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得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5年光景。这5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的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荣耀！我想他在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感慨和懊悔，与其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3018—3109页）
〔汤恩伯）（1898—1959）浙江武义人。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谋、军长、军团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等职。上海解放前夕逃亡台湾，出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解读〕
“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用“臭名昭著”来形容汤恩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此人在国民党内名声不佳：他官大架子大，傲气十足，不把其他将领放在眼里；他是军人，可更是小人，喜好打小报告和告密；他手握重兵，只对******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心狠手毒。此人在历史上更是劣迹斑斑、罪行累累：就外交来讲，他对日妥协，无原则地宽待日本战争贩子，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就内政来讲，他为非作歹，涂炭百姓，搞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他反对进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成为人民凶恶的敌人；就军事来说，他一生把人民军队当成自己对手，较量到国民党失败的最后一刻。
就这样一个臭名昭著、劣迹斑斑之人，竟然成了******的宠臣，国民党的要人，南京政府的封疆大吏。他的受宠，主要源于对蒋的忠诚，为了表达对主子的忠诚，甚至不惜出卖待已如父的恩人——陈仪。
陈与汤，一是浙江绍兴人，一是浙江武义人，虽说姓氏不同，他们的“父子关系”在国民党内是众人皆知的，并传为美谈。汤恩伯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就有从军报国的志向，而苦于无门可循。陈仪在浙江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时，汤恩伯寻上门去向素不相识的陈仪作毛遂自荐。陈仪慧眼识“英雄”，满口答应，出面保送并资助汤恩伯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陈仪家兄弟虽多，却一直没有子嗣，仅收养过一个侄女，后来出嫁离家，陈仪膝下无子，甚是孤寂，因而将汤视为义子。据说，因陈有恩于汤，“恩伯”二字即为纪念陈的恩泽而起的名字。
1949年1月20日，******宣布引退，当时主持浙江政务的陈仪默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决定起义，准备将浙江完整、和平地交到人民手中。他考虑到与汤恩伯的特殊“父子”亲密关系，故策动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共举义事，汤满口答应。
待陈仪真要行动时，汤恩伯退缩了，而且还向******告密出卖了陈仪。******对汤恩伯的忠诚夸奖了一番并向他征询对此事的意见。汤坚决回答：“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不过，我和陈仪的关系，素为人知，在不妨碍总裁及政府的威信之下，希望能予陈先生以善终天年之恩。”******毫不迟疑地立即授汤恩伯全权处理此案。
****地下党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向陈仪作了汇报，陈仪死活不相信“义子”会出卖他。陈仪在交卸浙江省主席职务后还收到汤恩伯转来的一封******的安慰电，电称：“汤总司令转会洽兄，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陈仪接到电报后不屑于去溪口见蒋，乃乘车去上海找汤，可一到上海便失去了自由。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陈仪被押到台湾，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1950年6月，******落脚刚稳，便下令杀死了陈仪。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极忠诚的同志”，由于在其逃离大陆前的上海之战中，没能“牺牲殉国”，竟引来******的一番感慨。
1946年4月汤恩伯出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徐州绥署第一绥靖区司令，执掌重兵驻扎京沪杭一带。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分3路飞渡大江，汤恩伯经营已久的长江防线不堪一击，23日南京解放。在上海，汤恩伯遇到了两年前在山东相遇的强将陈毅将军。从5月12日双方火力接触开始，到24日，解放军进入市区。此战，汤恩伯的二十一、三十七、五十二、一二三军损失殆尽。汤在“对不起领袖，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国家”的哀叹声中退出上海。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不老先亡，******十分悲痛，在台北极乐殡仪馆公祭时，还亲临致祭，追授汤为“上将”。7月5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第三期上，还为汤之死发表了一段妙论：
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得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5年光景。这5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的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荣耀！我想他在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感慨和懊悔，与其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不难发现，原来******要部下掌握的“革命哲学”，是要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对蒋的忠诚不成功便成仁。因此，汤恩伯为何不战死成仁于上海，为何苟延残喘2000天，为何不为“革命哲学”争口气，难怪******感慨万千。
方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