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锡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时，川康绥靖公署的文武官员大多为刘湘的旧属，对邓怀有疑虑。他为巩固统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战，公开声称愿以“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他在一次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官员会上说：“我回四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邓锡侯在以后处理军政事务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稳定了局势。此外，他还在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方面；在外援交通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维护四川战时经济体制，组织兵员，武器和粮秣方面；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血。
1948年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专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10万石军粮和加征12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部进行反共内战，挽救国民党军队的败局。邓认为在抗战八年期间，四川的粮、税和壮丁的负担已经太重，胜利后再苛刻征调，情理难容，必然造成“官逼民反”。于是婉言谢绝。蒋对此十分不满，再加上邓在处理四川学运问题上又不得力，便召邓到南京。蒋介石对邓说：“共军刘伯承部企图入川，四川大后方任务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为党国军事方面效力吧。”随即，邓被迫辞职“养病”。后来，蒋介石虽然也曾发表邓锡侯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川陕区绥靖主任等职，但邓已明知纯属是敷衍自己，以减少反蒋力量，于是以种种借口，拒不到职。
唐生智
“孟潇有军事天才，这回打得很好，我不及他。大家往后要听他的指挥，就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1），第406页）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1923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1926年3月，任湖南省代省长、参加北伐。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1927年初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后任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七·一五”政变后，唐军势蹙，被迫通电下野。1928年冬表示服从蒋介石。次年任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旋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兼编遣会议编组部主任。12月在郑州通电下野，流亡香港等地。“九？一八”后宁粤合作，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年任训练总监部总监，继又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1949年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8月，通电响应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70年4月在长沙病逝。
〔解读〕
唐生智在抗战前曾两番倒蒋，两度下野，可见唐蒋之间有不小的过节。其间，唐在蒋冯战争中因助蒋有功曾受到蒋的赞誉。
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过程中，1927年4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到是年9月，宁汉合流，原汉方代表人物唐生智因未能取得党政实权，便依靠鄂、湘、赣三省，反对宁汉合流后组织的特委会。南京政府遂于10月以“通敌背党”的罪名免去唐生智所兼各职，并决议永远开除唐的党籍。并派李宗仁对唐部进行讨伐，唐生智只得下野，前往日本，而其所部亦大部改编为桂系统辖。
1928年冬，唐生智从日本到香港，转回到上海寓居。次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派刘文岛与唐生智联系，请唐去唐山接收白崇禧所指挥的军队。这时第五十三师（原唐生智部第三十六军改编）参谋长周武彝正好来到上海，向唐生智汇报第五十三师、第五十一师（原唐部第八军改编）全体官兵反对白崇禧，欢迎他回原部东山再起的情况，唐遂决定即日动身北上天津。
正当唐生智搭乘日本轮船到达塘沽的同一天，白崇禧因发现部队出现“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非常恐慌，害怕走不出去被唐生智旧部扣留，即匆忙化装，由五十三师师长廖磊（白的同乡）亲自护送至塘沽，搭乘轮船赴日本，转向广西老巢。
唐生智从塘沽下船后，在天津住了几天，他见五十一、五十三两师的旅、团长都来津欢迎，便同欢迎的人们前往唐山，住魏镇凡旅部。当廖磊向他求见时，他拒不接见。廖便对李品仙痛哭流涕地说：“我始终拥护老长官的，我保住团体，没有动一个人，总算对得起老长官。我对白健生（白崇禧别号），碍于同乡情面，不能不应付他一下，我原想向长官说明我的苦衷，今既不见谅，只得离开。”廖磊离开部队后，唐生智乃命刘兴为五十三师师长。这时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即将总指挥部设于北平顺承王府。
1929年5月，冯玉祥亲赴山西拉阎锡山反对蒋介石，李宗仁也在广西打出“护党救国军”旗号，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反蒋。蒋介石对唐生智怀有戒心，遂于6月1日任命唐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兼编遣会编组部主任，到南京任职。10月，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之徐庭瑶的第四师、顾祝同的第二师和魏益三等部，在河南南阳一带被冯军打败，乃派唐率旧部至偃师、登封之线作战。他为了消除蒋介石的疑心，亲至第一线，将指挥所设于西村一座关帝庙里，指挥旧部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三师，在西村、黑石关与冯军刘汝明等部激战三昼夜，将其击败，迫使冯军纷纷向洛阳方向溃退，扭转了整个战局，受到蒋介石的传令嘉奖。
11月，对冯战事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亲到郑州车站慰问唐部官兵，在列队欢迎的队伍前十分亲切地拥抱唐生智，并对欢迎的人们赞不绝口地夸奖唐说：“孟潇有军事天才，这回打得很好，我不及他。大家往后要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指挥，就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并随之下了手令，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都归唐生智指挥。
龙云
“龙云好比南越王赵佗，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独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于阎、冯、李、白。”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第233页）
〔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昆明行营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8年12月，逃离南京飞往香港。不久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8月，与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发表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声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解读〕
1927年2月，龙云与胡若愚等4个镇守使借北伐胜利之势，共同倒唐（继尧），夺取了云南的统治权，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龙、胡派人与广州国民政府联系。6月14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从此，龙云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7月1日，云南易帜，隶属国民政府。1928年1月，蒋介石指定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第二年秋，龙云统一了云南。从此，龙云集云南省军政大权于一身，当了18年的“云南王”。
龙云控制云南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实力，但也部分地援用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力量。因而在以后的岁月里，蒋常以中央的名义调用云南的武装力量为他效力，同时瓦解和削弱地方势力；龙云也要根据自己的利害予以应付以图偏安自保。如1934年12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突破层层封锁，指向贵州，蒋介石命令龙云出兵防堵。龙云知道红军的厉害，反复召集部下开会，研究对策。蒋的阴谋是想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也要借“追剿”红军的名义把他的军队开进西南各省，名正言顺地控制这些地方势力割据的地区。龙云和他的部下也看清了这步棋，所以确定的方针是：遵照蒋的命令出兵贵州，全力堵截，即使蒋无可指责，又把红军挡在云南境外；如果阻挡不住，红军进入云南，则改为“追而不堵”，使红军尽快离境，不给蒋军入滇以借口。之后，由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率滇军入黔。蒋为了利用龙云，给龙加了第二路军总司令的高帽，名义上辖4个纵队，真正能指挥动的也还是滇军组成的第三纵队。
1935年3月，蒋介石亲到贵阳督师。红军却掉头南下，四渡赤水，威胁贵阳，蒋介石急电滇军“保驾”。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滇军全力从云南调出，疲于奔命之际，红军则向西疾进，插入云南。龙云慌了手脚，既怕红军入滇，更怕蒋介石“假途灭虢”，急调滇军回省。在龙云追而不堵的情势下，红军迅速向北，向金沙江前进。次年初，红二方面军入贵州，蒋再命龙云堵击红军，等红军脱离云南后，龙部乃自动停止追击。
由于龙云滇系势力是力图自保，所以抗战前西南诸省中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较为平静。他是比较典型的作为地方武力集团而取得对云南的支配权的，因此对外采取敷衍的策略，对内则注重地方的建设与军队的扩充。龙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支持蒋的态度。因而蒋介石对龙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说：“龙云好比南越王赵佗，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独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故而他对龙云采取的方针是：对龙云要容忍，只要服从中央，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为我所用，无伤大局。对龙云要忍小忿而就大谋，抬高左手，就等于压低右手，提拔龙云，也就是压低李、白。
夏斗寅
“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5），第523页）
〔夏斗寅〕（1885—1951）字灵炳。陆军上将。湖北麻城市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927年在湖北沙市发动叛乱，进攻武汉，为叶挺率部击溃。之后历任陆军第十三师师长，武汉警备总司令、湖北省主席、“剿总”上将衔总参议等职。
〔解读〕
1927年，宁汉政府分裂之际，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的夏斗寅，受蒋介石之命于5月进攻武汉，虽为叶挺击溃，但已沉重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引起了武汉政府内部的矛盾加剧。尽管夏失败了蒋还是认为夏是有功之臣，并擢升夏为新编第十军军长。而夏也从此完全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并先后在蒋、唐（生智）之战和中原大战中达为蒋立了大功，故蒋介石视夏斗寅为其基本武力之一。
夏自中原大战后，回任武汉警备总司令，恃功而骄，觊觎湖北省主席位置。1931年夏，武汉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市区一片汪洋，死人无数。而当时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却熟视无睹，竟然游宴如故。夏斗寅乘机怂恿地方绅商，向南京国民政府控告何成浚“绥靖无方，防洪失职”。他还策动被何革职的省府职员刘维新等赴南京，印发传单，历数何“治鄂无术、祸鄂无端”的罪行。当时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与何素不相和，因而向蒋介石提议，应湖北人之意，撤何以夏代之。蒋听从了汪的意见，于是夏斗寅终于在1932年夏，登上了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宝座。
夏就任时，正值鄂东北、鄂西北各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势成燎原，夏组织“湖北清乡会”，进行镇压。后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夏出力很大，颇为蒋赞赏。1933年，夏组织编纂《湖北文征》，常邀集一些文人学士饮酒赋诗，附庸风雅。
夏斗寅当上湖北省主席后，时刻担心何成浚报复。何此时任驻鄂绥靖主任。为了赶走何成浚，免除心头之患，在蒋一次留居武昌期间，夏不时晋见蒋介石，哭诉何成浚如何处处与他为难，妨碍施政云云。有一次竟跪在蒋介石的面前，涕泣陈词。夏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的反感。就在夏斗寅下跪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他亲自主持，有总部、绥署、省府、省党部等要员全体参加的“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上大发雷霆说：“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真是难缠。”
蒋介石的这一顿臭骂，使夏斗寅当场下不了台。蒋骂省主席、省党部委员无耻，人们只是作为笑柄，但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湖北人都认为蒋身为领袖，出言无状，啧有烦言。蒋自知，当时由于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有失官箴。乃派宋美龄出面，开了一个茶话会，对省府、省党部及社会上层人士，说了一些讨好湖北人的话，于是一场“九头鸟”风波，才算平息。
王缵绪
“德薄能鲜。”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