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蒋介石对鲍罗廷的警告做法漠然无视，依然我行我素。1926年12月初，鲍罗廷率领的由孙夫人、司法部长徐廉、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等30余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上武汉的第一组成员到达南昌。在南昌，蒋纪念故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仪式使人触目惊心：清晨，在蒋北伐军总司令部官邸，军乐队整齐、嘹亮地奏乐，所有军官和士兵们全体立正，向孙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而蒋一人站在台下孙先生遗像旁，朗读孙先生的遗嘱。他每读一句，台上听众即被要求跟着重读那一句……使鲍吃惊和屈辱的是，他们一行人也要求站在台下，参加这一仪式。鲍罗廷深深地意识到，鲍、蒋合作不能再这样进行下去了，要么改变合作形式，要么就此决裂。
蒋于此时，已做好了“清共”的准备，决定与武汉中央决裂，建立南京政府。蒋并于1927年1月11日，亲自到武汉和鲍罗廷进行舌战。第二天，他指责鲍罗廷说：“你们苏俄不比三年前的苏俄……有人在世界上说你们苏俄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如昨晚在宴会中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中国人民……”他出于怕共产党掌权，一定要脱离苏联，镇压以至于消灭中共。从此，蒋和鲍由暂时联合，走向决裂。蒋介石眼里，再也容不下这个“亚父”了。
鲍罗廷到达武汉后，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党政联席会议，负责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执行最高职权——开始了从抑蒋到倒蒋的实际行动。
1927年2月间，维金斯基从上海来武汉，公开反对鲍的抑蒋倒蒋政策，并专程前往南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强硬地对维金斯基说：他回归武汉的条件是鲍罗廷必须离开那里。鲍、蒋冲突公开化了。
在上海正式“清党”，接着在南京“清党”，并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布南京政府第一号令，明令通缉197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鲍罗廷的名字赫然居于这份“清党”令的首位，其次是陈独秀……
季山嘉
“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
（宋平：《蒋介石生平》，第128、129页）
〔季山嘉〕
（1893—1938）苏联哈萨克人。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曾任师长、司令兼政委、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等职。1925年任中国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次年3月，受蒋介石排挤，被召回国。
〔解读〕
1926年国民党“二全大会”以后，蒋介石已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重要领袖，他自己手中又掌握有黄埔系统的军队。这时按照他的意图进行北伐，同苏联顾问产生矛盾，而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最反感、也最先发难的便是季山嘉。
在北伐走哪条路线的问题上，苏联顾问主张，北伐打到武汉后，继续向西推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这样苏联的物资支援可直接从陆路输进，以西北大陆为后方基地，再向东南沿海一带帝国主义势力集中的地区进攻。而蒋介石坚持北伐首先出兵东南沿海一带，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还可以争取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帮助，是最为理想的战略。蒋介石清楚地看到，北伐在路线和时间这两个问题上只要他占了上风，北伐胜利的果实就能归他所有，所以非争不可。这时鲍罗廷因为要“回国述职”，请假一个月，于2月3日离开了广州。加信将军又到冯玉祥的军队里指导工作，季山嘉充任了首席顾问，季山嘉又坚持不同意蒋介石的北伐主张。2月7日，蒋与季氏“就谈布局与军队组织”时，蒋介石说季山嘉对他“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僵。这时季氏反而建议蒋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蒋说季氏的这个建议是“儿戏欺人之谈”，是“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
2月8日上午，蒋介石与汪精卫决定革命大方针，痛言革命实权非可落入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有一定限度，要不失自主地位，汪“极喟然”。2月27日，蒋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蒋与季氏的矛盾，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
为了挤走季山嘉，蒋介石将其发动的“中山舰事件”系由季山嘉的阴谋预定，他说：“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顶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虽然他称“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但他提出要解除季山嘉职务。
3月22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查办李之龙，令季山嘉等10余个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决议。3月24日，季山嘉离粤回国。蒋、季矛盾就此终结。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早期政治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派首领，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主席。十月革命后历任苏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组织托派联盟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出境。1938年在巴黎成立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暗杀。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托——季联盟判决，宣布无罪。
〔解读〕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命令，于上海会见苏联代表马林，和张继、汪精卫等筹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准备赴俄，考察党、政、军三方面情况，并观看苏联动态和了解其真实意图，蒋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16日，蒋率代表团由上海乘船启程，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
在考察的同时，蒋介石还会见了不少要人。与最早来中国的维经斯基见面五次。据说维经斯基曾劝蒋加入共产党，并答应给他几个师的装备，于西北建军，统一中国，不必回广东帮助孙中山。蒋以请示孙中山而婉拒之。与马林见面三次。蒋对季诺维也夫印象最坏，认为他“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此外蒋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其中，他对托洛茨基印象最好。从蒋介石的记述中他之所以对托洛茨基好感缘于托洛茨基对蒋“爽直”的谈话给了他有益的启示。蒋介石说：“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产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与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还代表列宁和苏联政府对蒋介石说：“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这些话对蒋介石的鼓舞极大。所以，后来蒋介石几经考虑，接受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依靠苏联的帮助，专心致志地办校治军，终于为他后来的独裁统治打下了基础。
此外，托洛茨基的临别赠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引为自己的座右铭。
李顿
“李顿对于调查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第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李顿〕（1876—1947）英国人。生于印度西姆拉。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25年代理印度总督。1932年1月受国际联盟委派，率英、美、法、意、德5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前往日本东京和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是年9月在北平草拟成《国际调查团报告书》。10月2日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的关于中日的报告书。
〔解读〕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列强的干预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立即向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的侵略，希望国联申诉正义，予以干涉。国联曾做出停战、撤军、谈判的议案；但日本强烈反对，要求先谈判达成协议，而后才能停战、撤军。日本的先达成协议，其实就是先承认日方的一切条件。
国联的初步调停失败后，又决定向中国派遣调查团。1932年初，终于组成了以李顿为团长，包括法、意、德、英、美等国的5人调查团。调查团的第一站是到东京“调查”，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立即与调查团见面，特地连日设宴款待，并导游近郊及京都等名胜。3月14日，调查团抵上海，4月下旬抵沈阳。在调查过程中，日本组织50多个特工人员终日跟随调查团，“他们一人缠住一人，不让自由接触一般民众，尤其对于顾维钧（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是参加调查团的中国代表）的警戒特别严重。”在调查中，“日方对于调查团酒色招待”，并“极尽其奢侈铺张之能及”，所到之处，都准备有豪华宴席，并有“艺妓数十人陪使”。10月，调查团写出了一个139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虽也斥责日本“未经宣战而强使中国领土分离、独立”，“违反了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但又认为日在东北有其“特殊情况”，“即使恢复九一八以前原状，不过徒使纠纷重见，无济于事”。于是调查团建议：“由原有的组织无须经过极端的变更，产生一种满意的组织——就是要赋予东北以高度自治权。”最后一句话，说穿了就是要中国承认东北的现状，承认伪“满洲国”。对这个报告，连日本的盟友法西斯德国也说，“这是国联的一个骗局”。蒋介石在1932年10月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李顿对于调查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以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蒋对国联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端纳
“顾问与朋友。”
（《蒋介石的人际世界》，第758页）
〔端纳〕（1875—1946）美籍澳大利亚人。1905年来到北京，任《伦敦时报》、《纽约前驱报》等报刊特派记者。后任《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1914年兼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20年后，曾受聘北京政府经济情报局局长，张作霖私人顾问。1928年担任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1934年转任蒋介石私人顾问。1936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40年因为蒋介石夫妇发生争执，愤而辞职，离开重庆抵达香港。1942年初在菲律宾被日军逮捕，后被菲游击队营救出狱。1946年4月，身患肺癌的端纳被宋美龄安排回中国，在上海接受治疗。是年11月病逝。
〔解读〕
蒋介石与端纳相处有近20年时间。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始终与张学良纠缠在一起。
1928年6月，国民党“二次北伐”攻克华北，张作霖率东北军退回东北，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不久，张学良继位。继位后的张学良马上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
东北军撤走后，北伐军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加剧，逐渐形成蒋介石与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方联盟的对峙局面。在不可避免的决战中，争取张学良及其所部30万东北军被蒋看成是性命攸关的事。为了争取张学良，他派众多说客前往沈阳，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端纳。
端纳长期在张作霖身边工作，又是张学良的顾问和老师；与此同时，端纳与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是老朋友，与蒋夫人有密切的往来。故对蒋介石的“拜托”，是满心乐意的。
端纳此行可谓不辱使命。他一到东北，便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张学良在日本政府、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说客包围中解脱出来。端纳用他善辩的口才向这位年仅28岁的少帅分析天下大势，极大了增强了张学良归顺蒋介石的决心。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盟决一雌雄的中原大战终于爆发了。在张学良徘徊观望的时候，端纳对张学良说：“你应该归顺中央（蒋介石），发表通电，叫北方抵抗的将领们立即停战，不然的话，你就打他们。”
张学良经过数月的静观风向，终于听从了端纳的劝告，发出拥蒋通电，东北军再次入关，反蒋联盟土崩瓦解，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此后，蒋介石与端纳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1934年，端纳正式被蒋介石聘为私人顾问。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此时的端纳深感中国正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全面内战和日本的乘虚而入，到那时，不仅中国完了，整个亚洲甚至太平洋地区都完了，这对英、美来说，将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悲剧。而眼下能够阻止这一悲剧发生的惟一途径就是想办法保住蒋介石的性命。于是，端纳接受宋美龄的邀请去西安。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的性命担忧的时候，端纳出现在他的面前。端纳向他晓以利害地讲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于民族和他个人的意义。为了使蒋能够回心转意，与张学良达成协议，端纳向宋美龄通了电话，并要她也来西安，以便做好协调工作。
在西安事变中，端纳为营救蒋介石，不辞艰辛，来回奔波，纵横捭阖，显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赢得了“和平老人”的美称。
然而，由于回到南京的蒋介石自食其言，软禁了张学良，使得两人矛盾激化。对此，端纳痛苦以极，他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张学良，他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如此粗暴践踏感到愤怒：“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1939年，端纳愤而离开蒋介石，到达香港。
不过，对于端纳的热忱与帮助，蒋介石也是没齿难忘的。1941年冬，端纳在菲律宾被日本军俘虏，蒋介石夫妇得到情报，甚感焦虑，立即派人与美军联系，派伞兵前去集中营营救端纳。端纳此时已患癌症，在美国治疗一段时间后，1946年4月，经宋美龄安排，飞回中国，在上海受到精心的呵护与治疗。
11月9日，端纳病逝。第二天，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上海市长吴国祯，主持了一场宗教气息浓厚的基督教追悼仪式。端纳的遗体上覆盖着一方青色绸缎，上书英文：“威廉·亨利·端纳。蒋主席介石之顾问与朋友。”
“顾问与朋友”，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失为两人之间的真实写照，也是蒋介石之于端纳的一个准确评价。
斯大林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
（宋平：《蒋介石生平》，第48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