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私人藏书家，藏书一般不下几千卷，不少人超万卷、几十万卷，甚至上百万卷。为了把如此众多之书加以妥善收藏和保管。便广建馆、阁、楼、堂，作为藏书之所。如宋代的”李氏山房”、”遂初堂”、”由书阁”、”郡斋”；明代的”丰氏万卷楼”、”天一阁”、”黄氏千顷斋”、”焦氏澹园”、”陈氏世善堂”、”李氏落落斋”、”齐氏澹生堂”、”纽氏世学楼”、”毛氏汲古阁”；清代的”曝书亭”、”乐善堂”、”二老阁”、”抱经楼”、”知不足斋”、”二酉斋”、”扫叶山房”、”上善堂”、”谦益堂”、”梧门书屋”、”百宋一廛”、”海源阁”、”皕宋楼”、”八千卷楼”等，均为当世的著名藏书楼阁。古人建藏书楼阁，一是要藏，二是要防，主要是考虑防火、防水、防虫、防霉和防盗。据《拾遗记》载：鲁人赵曾，家多书，及世乱，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储书，世名”曹氏石仓”。明嘉靖间，范氏构天一阁，建筑材料纯用瓷砖，以加强防火效果。宋人李公择有书几万卷，不藏于家，而藏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内，其中当有与市肆隔绝，以利于防火之意。除此之外，一些大藏书家对藏书楼还有严密的管理措施和制度。如《藏书记要》载，”每一节室，一人经理，小心火烛，不致遗失”。”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遇风生虫之候，闭其东窗，以防止生虫”。”书要透风，则不蛀不霉”。不过，也有的藏书家藏书不构楼，而以居室为藏，使自己置身于书海之中。如南宋陆游在《书巢记》中讲：”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日：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古代私藏家，为了存放、管理、查阅方便，又对图书进行分类存放、分库存放和编辑目录的工作。唐代邺侯李泌，藏书3万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这种”一一用牙签，插架三万轴”的作法，有可能是较为原始简单的图书分类放存方法。此法也有利于保护，所以其书”新若手未触”。据《庚申整书小记》记载，明藏书家祁承业，”架插七层，籍分四部”。目以类分，类由部统。由于分类较精细，虽然”暗中摸索，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可观，若执镜而照物。……抽一卷而万卷可窥，举一隅而三隅在目”。明代藏书家毛晋，修建”汲古阁”，先后置放珍本书8．4万卷。书架上下三楹，用十二生肖编成12架的号码，井井有条。清代藏书家丁丙，对于所收藏的图书。不仅库内分类藏，而且还把不同版本书籍分馆收藏。”若四库著录之书，则藏诸余千卷楼，分排次第……凡四库之附存者……分藏于楼之两厢，至后八千卷楼所藏之书，皆四库所未收采者也。以甲、乙、丙、丁标其目”。(见《善本书室藏书志？附录》)
古代藏书家在典藏文献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明祁承业《澹生堂藏书记》、清孙庆增《藏书记要》、叶德辉《藏书十约》等著述，对具体收藏古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藏书十约》列有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八则，对于收藏古籍的一些技术问题，阐述得透彻详尽。
历代的私藏家，在收藏、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编著书目的工作。5世纪时，梁人任昉的藏书目录首见于史。唐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藏书量越来越大。有的由于学术研究需要。有的由于个人的嗜好，有许多藏书家编出了自己的藏书目录。唐代吴兢的《吴氏西斋书目》l卷，李肇的《经史解题》l卷，蒋或的《新集书目》l卷，杜集的《东斋集籍》20卷，是我国比较早见的私藏目录。宋代的私家藏书目录有20多种，其中《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最为著名。明清时期的私藏目录很多，以《万卷堂书目》、《天一阁书目》、《季沧苇藏书目》、《传是楼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和《录竹堂书目》等lO家著称。
历代的所有藏书家，都嗜书如命，爱书如宝。为了珍惜所藏的图书，使其世代保存完好和永不失落，制定了族规和家训，以对其子孙和族人进行制约。许多藏书家制定了只藏不借的家训。唐人杜暹聚万卷书，在每卷之后都题有”清奉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的训诫之语。明人叶盛在《录竹堂书厨铭》中云：”读必懂，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也有的私藏家并不完全不借书与人，但是规定珍贵之书从不外传，次本之书可以借人或子孙观之。据王明清《挥尘后录》卷5记载，唐宪宗时，柳公绰家藏典籍万余卷，”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货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披览；又一本又次本后生子弟为业。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参错”。北宋藏书家王仲至，每得一书，抄成之后，传以借人及子弟观之。然后又另抄写一本，以绢素背之，号为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明代大收藏家祁承业，经常告诫其子孙要竭力以守所藏之书。祁氏在《澹生堂藏书记》中规定：凡书”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后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明代大藏书家范钦，建造”天一阁”，藏书7万卷，唯恐后代子孙将其家藏散失，所以在他去世前，将其家产分成两分，长子范大冲分得天一阁，次子得万两白银。范钦死后，子孙遵照他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制定了族规：”凡各房(书库)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各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钥。子孙无故开门人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人阁，以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见《天一阁书目》)。其例严密如此。清代杨以增的”海源阁”也有严格的规定：”变世相传，珍秘逾恒，凡非契友，例不示人，杨氏旧例，其家中仆役，向不准其登楼，每有服役数十年，不得一觇阁上书籍作如何形状者”(见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过去及现在》)。清钱泰吉，劝其子弟要注意收藏其家中藏书时说：”家中书籍，用心收著，一本不可遗失，有人借当定限取来。近来积书家，如浙之‘天一阁’，崛山徐氏，断不肯借与人书。欲观者，至其家观。欲钞者，至其家钞。乱后旧书无版，即有新刻，字多错误，书册愈旧者，愈当珍之，不可忽也”(见《曝书杂记》)。
古之藏书家为何如此珍惜所藏之书？是因为绝大多数藏书家都经历了一番藏书之苦。汲古阁主人毛晋，已刻完的《十三经》遭火焚后，典卖田产三百亩，继续刻印《十七史》。经明末社会战乱、版片水火虫鼠损伤十之二三，又坚持补刻，直至完成为止，可见藏书之艰难。明人杨文贞，少孤贫，欲买《史略》二册，百钱不能得，只好用其母卖鸡蛋之钱，将书易回。后来，”节缩百费”过清贫的日子，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书，终于成为积聚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藏书家。有的藏书家，只要闻有善本，朝访夕求，不远千里去”访书”。孙凌在《八千卷楼藏书志》中谓”恶衣恶食，朝访夕求，凡齐楚燕赵吴越秦晋之间，闻有善本，辄邮筒往复，期必得而后己”，可谓十分艰辛。至于”钞书”，更是大辛苦。清人陆渗，15岁时因家贫失学。然而喜欢借书、钞书，昼夜钞写，严冬乏炭，屈足腹下，冷暖交换。见者匿笑。如此艰辛，竭60余年之心血，终于成了有名的藏书家。正因为藏书家们的得书之不易和艰苦，所以对所藏之书才深闭禁铟，以酬其辛苦也。
私藏家们都希望自己珍藏之书久藏不失，可是最终都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据《挥尘后录》载，宋人江正藏书数万卷，死后子孙不能守，”悉散落于人间。火燔水溺，鼠虫啮弃，并奴仆盗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清代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在1906年(即陆氏死后12年)被其子陆树藩全部卖给日本人，换得银子十万两。陆氏几十年收藏在”百百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图书，遂用船舶载运至日本，尽归岩崎家族所有。以上仅举几例，用以说明守之不易。总之，历代私藏家聚书难，藏书难，守书更难。但他们毕竟对保存典籍，传播学术文化起了作用，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