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与市场，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做市场，是靠满足社会需求，靠自己的才能发财；做官场，是通过结交官吏为自己谋私。
在官本位社会里，做市场得先做官场，因为官场控制、垄断着市场，只有通过官场才能做市场。
晋商善于做官场，是其突出的长处，但也是其短处。长处在于，做官场比直接做市场容易很快“做大”、得到庇护，形成优势；短处在于，官场是最靠不住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变是经常性的。“换汤不换药”的变，固然可以继续做“业务”。若旧官场整个被铲除了，那想再做“业务”也就不可能了。
要想真正长盛不衰，还得真正去做市场。市场是无限的，善做市场者才会长久。
市场离不开官场
晋商知道，经商离不开两个场，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官场。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晋商商帮在初期是以市场为主，从而产生了走西口的旅蒙商；到了后来与蒙古王公和清政府的紧密联系，又形成了皇商，向官场进了一步；到建立票号，更是以官场为主，形成了依靠官府来牟利的大商人。
在封建时代，经商离不开政治，经商离不开政府。但是商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微妙的，既和谐，又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官府从来都是实行限制、压抑商人的政策，这样就与商人团体形成了对立面；可是另一方面，商人能赚得大量钱财，是财富集中的代表者，政府又要常常依赖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时地给商人某些优待，又出现了双方利益相一致的一面。两者既矛盾、对立又互为依赖和统一，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互有消长，一个朝代有可能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好一些，双方利益一致的情况就占上风，相反，有的朝代对商业严格限制，对商人无情打击，双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矛盾和对立的一面就占了上风。就是在一个朝代之中，统治者不同的政策和态度，政府与商人的关系也常常发生不同的或截然相反的关系变化。所以，商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微妙的、复杂的。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很快，晋商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相应的社会地位也大有提高，最高统治者对商业的认识、对商人的看法也开始有所转变。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农民，他的基本态度可以说是重农轻商的。但是由于明初经济发展，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的思想感情不能不服从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当然在某个朝代某一时期也有抑商的情况存在，到了清代，在大部分的时期内给商人以许多的优惠政策，对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整个明清时期商业的繁荣与发展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而作为商人一方，由于受到政府的优惠和宽容，深感荣耀，同时深深地感到，要使自己顺利发展，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这个环境从哪里来？就是直接来自于最高统治者和政府各级官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赢得官方的欢心与支持，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于是，商人们便首先想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大量财富——这财富就是他们无所不能的资本。果然我们就看到了商人们以其大量资金给政府以经济援助，以其特有的经营手段和本领为政府效力的社会现象。而这一形象的树立，又给商人带来了更大的回报。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政府给环境，商人给回报，商人给回报，政府给利益，官场与商场渐渐结合了。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官僚是严禁参与商业行为的。这是那种认为农业是基本产业，商业利润不是正当的财富来源的伦理观念所造成的。但这种伦理观念对现实能有多大的控制力是值得疑问的。事实上，在旧中国，尤其是宋代以后，官僚往往就是地主和商人，对明代的官僚来说也不例外。他们所持有的各种政治特权，可保证他们更有利地从事商业活动。当然，亲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僚未必多，但其政治地位及整个官僚体系却无疑要为与其息息相关的商业活动提供种种方便，尤其在基于国家需要而形成的北边粮食市场中，更会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这样就使富商大贾大都与封建政府有着特殊的结托关系。这在晋帮商人中尤为突出。晋商的经营形态，特别是大商人的经营形态，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与官僚体系密切结合。当然这不仅仅是晋商的专利，其他的大的商帮，也是如此，比如与晋商比肩的徽商，在与官府的结合上，比之晋商，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毂；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又畜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籍其阴庇。”——《空同子集·拟处置盐法事宜状》
垄断经营的大盛魁
我们以旅蒙商大盛魁为例，看商人是如何与官府结交，来达到利益上的最大化的。
大盛魁起初是一家小商贩，在草原上被蒙古人视为“货郎”。它小本经营，出售的是普通牧民的日用物品，接触的顾客是一些散居的下层牧民。即使有“攀龙附凤”之意，大盛魁也没有条件交往蒙古王公贵族，生意摊子想铺也铺不开。
有一次大盛魁掌柜王相卿，率领商队走到扎萨克图汗王爷诺尔布的领地时，遇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诺尔布王爷的爱女娜仁花身染重病，卧床已经一个多月，请无数医生医治都不见好，王爷心急如焚。可是碰巧王相卿把从老家随身带的药给她用上，竟医好了王爷爱女的病，使王爷大喜过望。在高兴和感激之余，王爷向王相卿许诺：生意上的事可以由各旗官员帮助推销，牧民赊购货物后，应付的财物可以由旗里担保、催收，并提供一切便利。
有了王爷的支持，生意当然就好做多了。大盛魁这次所运的货物，在诺尔布王爷的过问下，不出一月就在札萨克各旗销售一空，收购的牲畜在各旗官员的督促下同时收齐，并指定专人看护，不收分文。王相卿原定这次去科布多的计划就变得没有太大必要。为了抢在冬雪前再做一趟生意，王相卿吩咐手下人匆匆赶着收购的牲畜南下。
这趟生意给大盛魁的人一个启发，就是生意要做好、做大，完全不是原来想像的路子——光做市场是没有多大效用的，市场再大，也没有权贵阶层的势力大。俗话说的好：“大树底下好乘凉”，要知道，在蒙古草原，一切都由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们占有，那么，显而易见，不跟这些人做生意，想经营大买卖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相卿得出结论：求财还得先求人，如果能够跟草原上各地的王公贵族们建立稳定的关系，草原上的生意就可以比较容易顺通无阻，兴旺发达。中国的生意人都讲究“和气生财”，这 “和气”两字，讲求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是获利的保证。如果有了权势阶层的关照，草原上有了像诺尔布王爷这样的人给大盛魁撑腰，还愁生意不大大发展，财源不滚滚而来吗？
可以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大盛魁开了窍——认识到了权势的威力。而王相卿也是具有一等商人的基本素质——精明加厚道，既有很高的商业悟性，又善于和人结交。大盛魁在结识蒙古诺尔布王爷之后，王相卿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取得了在该地区从事经营的特权。王爷管理区的贸易实行了垄断式的经营，王爷管理的整个札萨克图汗草原上的贸易都由大盛魁专营，王府、各旗及下属牧民日用所需商品都由大盛魁提供，赊欠货款和应缴牲畜由各旗官方担保，统一征收。
这样的生意，可以想见，一定是风险极小，利润却非常惊人的。把货物赊销给牧民，价格已在现金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截；牧民用作偿还货价的实物如牲畜和毛皮，又以低于市场价格几成收进。大盛魁最后把收到的毛皮高价出售，一次交易可以获得三层利润。用大盛魁的话说，这叫做“一羊三皮”，可以说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暴利。
这些暴利的获得离不开诺尔布王爷的照顾，那么为了稳定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大盛魁需要不断向诺尔布王爷和手下的大小官员进行感情投资，比如回赠礼品，包括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烟草、茶叶等，应有尽有。实际上，大盛魁把王爷当成了财神，时时“进香上供”，换来的是草原上的生意日益红火，财源滚滚。可以说这种贸易方式使大盛魁经营品种和金额逐步扩大，利润直线上升。
由于地处边荒，道路阻隔，外蒙古市面上很难买到京城内时兴的衣食用品，而这些东西又是外蒙古将军大臣衙门大小官员、蒙古王公权贵们非常喜爱的。大盛魁对此很清楚，于是投其所好，特意嘱托归化城负责采购的分号掌柜精选市面上稀缺的南货，如时令水果、腌鱼烤鸭，甚至不惜人力到沿海和内地采购山珍海味和高档衣料用品，用骆驼运载到乌里雅苏台“贱卖”给衙门官员和王公们，以满足他们享乐的需要。
这一招非常灵验。耽于享乐的清廷官员和蒙古王公不用出府，就可以享用到内地名贵、时兴的商品，这可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而且大盛魁在购销这种商品时特别下功夫，不仅货色齐全，而且供应及时。其他任何一家旅蒙商号都没有大盛魁送来的各种商品，可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王公贵族有时便指明大盛魁为他们采购东西，而大盛魁则有求必应，决无差错。这样，它的名声逐渐扩大了，在驻外蒙将军、办事大臣和蒙古王公眼里，大盛魁成为一家最能满足他们日用所需的商号。
为了拉拢大小官员，以便在关键时刻为它疏通，大盛魁经常掌柜不失时机地到官衙活动。平时大盛魁就很注意结交对生意有用的人。逢年过节，大盛魁都要给有来往的蒙古王公、官员送礼，这已经成为定例。收帐的时候，每到一旗，一定要给旗内大小头目送去烟酒、布料等东西，并请他们吃酒席。大盛魁三年清一次帐，分红行赏，这时候就大摆宴席，邀请对他们的生意有过帮助的商号，而当地官员也在被邀之列。通过这些方式，大盛魁跟许多满蒙官员保持着不寻常的关系，遇到事情，这些官员自然会桃还李报，帮大盛魁的忙。
赚取了大量的钱财，他们越发感到官场是一个有利的靠山，离开了官府，生意是寸步难行。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开始买官。在清朝的捐官制度下，大盛魁的总经理和分号掌柜，用白银买各种官衔，归化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经理无不花翎顶戴，最高者有候补道员、加捐二品顶戴（道员是清代官名，分总管省以下、府州以上一个行政区域职务的道员和专管一省特定职务的道员）。无奈道员的实缺有限，所以事实上捐“道员”很难真正享受正牌道员的地位和权利，花钱买了个头衔而又无处安插的人，便只好做“候补道员”。
有了道员这块招牌，好处非常大。一方面能体现大盛魁的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狐假虎威：大盛魁的债务，不仅一般牧民不敢抵赖，就是蒙古贵族到期不还也不行。经理常常衣冠整齐，翎戴辉煌地去见执掌地方政权的王爷，要求替他催债。这些王公大人也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自然得依靠他们的行政权力，为大盛魁催帐。
封建社会，官府向来是惟我独尊、指使别人的主儿。可是有钱的晋商，一手托着官帽，一手握着银两，谁还敢不从？
狐假虎威带来的种种利益使晋商认识到，跟官府做生意，意义真是非同一般。除了能长年获利，还能起到许多意外的作用。比如说，因为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商家的地位无形中提高了许多。他们再跟其他商号打交道，做别的生意，对方就要掂量一下它的背景，不会轻易怀疑它的信誉，生意成交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而且，有了官府的认可和支持，在地方上的生意及人员的安全、欠款的回收，都有了切实的保障。这一切，对一家商号的生意发展，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了官府这棵大树支撑，大盛魁在外蒙的生意不断扩大，逐渐向东扩展。在许多蒙古人的眼里，大盛魁成了一家威力无比的大商帮，并且后来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票号。
官场与市场的结合，商人与污吏的合流，使晋商一个个都成了手眼通天的商界奇才。若要让晋商按照商业运作规则，不去结交官场而专做市场，那只能是以“现代意识”对他们的苛求，因为他们不可能超越那个官本位的黑暗时代，何况，还有强力的利益驱动呢?急功近利是人的通病，晋商当然也不例外。
不仅仅大盛魁是这样运作，其他晋商如也是如法炮制，纷纷寻找自己的得力靠山。
炙手可热的皇商
旅蒙商人中还有一个跟政府关系更加紧密的部分，就是皇商。
明代有一群晋商活跃在边地互市贸易中，在清入关以前，他们发现后金政权迟早会夺得天下，就“识时务”地把政治倾向转到了后金政权一边。为了讨好后金政权，他们以贸易方式为当时的后金满族政权输送军用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为努尔哈赤传递文书的16家商人中，属山西、河东籍商人有八家，这八家后来还代表女真人前往张家口贸易所需。
这种早期的讨好策略，令后金政权对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入关以后，清政府就继续保持着对他们特殊的倚重。当时面对万机待理的形势，清政府把控制山东漕运、招抚晋商当成了当务之急，目的是要利用晋商的贸贩活动解决军用物资的匮乏。
顺治初年，满清把“龙兴辽左”时有功的山西八大家商人招为皇商，让他们正式入籍于内务府，并赐居张家口，主持张家口商务。这八大家商人还曾被皇上召入京都，赐宴便殿，并赏赐上等的服饰，享尽殊荣。
皇商有哪些特权呢？——他们可以领取皇帑为资本，享有深入蒙地贸易的特权，每年要把皇室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及赢利上交内务府。所以，入籍内务府的皇商，成为旅蒙商中既有政治靠山，又有雄厚资金的最有实力的商人群体。
皇商在随军贸易中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清初被召为皇商的八大家之一范永斗，曾被赐产在张家口定居，显赫一时。康熙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时，范氏首当其任，克尽职守。范永斗的三个孙子毓馪、毓[香+覃]、毓[香+奇]积极承担了贩粮馈军的任务。
但是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决不是任何商人都可以承担的，可以仅仅以对清廷的忠心，还不足以承担此等重任。
当时道远粮多，每石粮食的运费支出高达120两，被许多人视为畏途，就连对朝廷，也是沉重的负担。而范氏兄弟勇担重任，不怕风险，全力以赴。有一次军粮被强盗截夺12万余石，为了不误军需，他们出私财144万两补买运输，体现出大商人的气魄。
有句话叫做：“富贵险中求。”巨大的风险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利润。在皇商的生意中突出地体现出这一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险和困难面前，才显出真正的勇者，范氏皇商可算是商人中的勇士。
他们不仅勇敢，还善于经营，比如在运输中为朝廷节省了大量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