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吃人的人”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识破，最可怕的，是操纵着“吃人的人”去“吃人”，并且将其他人变成“吃人的人”的东西——也就是人背后无所不在的场域。
对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的争斗而言，这个场域，就是权力场。权力场的全貌是很难被清晰地观察到的，但场域中的当事人则是清晰可见的。其中有冷静的局外人、狂热的追随者、窘迫的当事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局外人
在朝中大臣的选择方面，大多数人与李渊的立场一致，支持太子李建成。而真正支持李世民的，多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物。因此，在文官系统里，李建成明显占了上风。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争斗，对于人才的吸引，更多地是在武将方面。他们集中争夺的人，多是那些立下过赫赫战功、在军界呼声甚高的将领，比如出自瓦岗寨的李勣。
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是被后代小说神化的瓦岗寨军师“徐茂功”的原型。他是瓦岗军的缔造者之一，是瓦岗军第一任首领翟让最早的追随者。
翟让落草为寇时，李勣年仅十七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他劝说翟让不要在自己家乡附近打家劫舍，并且认为那样做没有出息，要做就做一个大强盗，到天下之要冲去拉起队伍，到时候至少可以丰衣足食，好一些还可以成为一方霸主。能看得出来，青年时代的李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他不甘心做“小生意”，而想成为号令一方的大人物。
翟让听从了李勣的劝说，果然事业蒸蒸日上，李勣在翟让手下也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成为小有名气的常胜将军。
后来，听说名扬天下的李密在雍丘，李勣认为有必要请李密加入瓦岗军，而且以李密的声望和能力，应该做瓦岗军的首领，这样才能让瓦岗军日益强大。于是，李勣和王伯当做了翟让的思想工作，而后迎接李密加入瓦岗。
李密加入瓦岗军之后，李勣也得到了重用，而且所献的计谋也基本都被李密采纳。在李密手下，李勣的自我价值的体现得到了更好的机会，他和李密的关系自然也非常亲密。
后来，瓦岗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李密杀掉了翟让，这让李勣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他在李密手下有了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地位更加重要，但是翟让毕竟是他出生入死的战友，更是曾经效忠过的主人，而今李密杀了翟让，李勣有一种悲愤——如果不是翟让收容李密，李密又怎么会有日后的地位？李密的寡德薄幸，让李勣第一次体会到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脆弱。
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后率领部下归降了李渊，当时李密的势力范围，已经由李经营并控制了。然而，李勣并没有借此而自立为王，他觉得自己的主公李密既然已经归降唐朝，自己也应该去投奔李密——这种颇有江湖义气的行为，在李勣早年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等他到了唐朝之后却消失无踪了。不能不说，统一之后的唐朝，君臣关系和政治生态确实不怎么好。
李勣因为要追随李密而投降唐朝，本身就已经够义气了，可是他还有更加讲义气的事情，那就是将原李密势力范围内的土地与人口簿册交给李密，由李密献给唐朝。要知道，如果李勣自己将这些簿册交给李渊，那么这就是他的一大功劳，然而他没有这么做，他觉得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和人口是属于李密的，自己没有权力处置，要献给唐朝，也应该由李密来献。
当李渊得知这一切之后，十分感动，他觉得李勣的义气与忠诚世间少有，更感叹李密手下竟然有这样重情重义而又才能出众的将领。李渊欣赏之余，又想出了一个笼络李勣的办法：赐给他唐朝的国姓李，从此以后，他的原名徐世勣便很少再使用，而以李勣为名。
李勣十分聪明，李渊对他的拉拢，以及赐姓的意思，他自然心知肚明。但是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对李渊也产生了反感。
李密的降而复叛，导致了兵败被杀。李渊专门将李密叛逃被杀的事情告诉李勣，目的是想看看李勣的反应，看李勣对自己是否忠诚。李勣看穿了李渊的心思，但他此时依旧存留着一丝豪情和义气，于是请求安葬李密。不过，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义气的行为了。此后，他的义气便被深藏，再也没有表现出来。
李勣从此不再效忠任何人，他对皇帝，做出的只是臣服的姿态。他可以臣服于李渊，也可以臣服于李世民，但对他们，毫无情谊与忠心可言。既然没有什么忠心，也就没有什么额外的义务与责任，就更不必管李渊家里儿子的争斗了。
李勣因为伤透了心，因而看透了政治，不再关心他人的争斗。但是，对有野心的人来说，他依然有价值，因为他有军事才能，得到了他，就等于拥有了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都要争取他。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想争取李勣，于是向他“问计”。结果他不予表态。他越是不表态，越是表示不愿意参与到兄弟之争中，李世民对他越是重视，因为局外人作为游离的力量，很可能被拉到敌方阵营。
政治斗争中，非此即彼是一个常用法则，局外人的身份很尴尬。李世民登基之后，就因为李勣之前不表态的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不给他什么重要职务。
李勣对这场兄弟之争的置身事外，不但说明这场兄弟之争在旁人看来无聊而可笑，而且说明唐王朝的政治风气让他这样有才能的大臣对政治心灰意懒。
急先锋
虽然有局外人，但局中之人更多。很多人愿意加入到某一方的阵营之中，对他们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政治资本，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义务”。
尉迟敬德就是李世民身边的“义务兵”和“急先锋”。
尉迟敬德本来是刘武周手下的猛将，在和唐军作战中曾多次取得胜利，唐军提起他的名字都十分头疼。后来因为力量对比悬殊，他才接受了招降。李世民闻讯十分高兴，将他留在身边。
尉迟敬德是个颇有传奇性的人物，他不但是战场上的猛将，更是一名武艺非凡的杀手。在当时，槊是战场上常用的长兵器，而尉迟敬德有一项特长，就是善于避槊、夺槊。他不但能够避开持槊敌人的攻击，更能在交战时夺过敌人手中的槊。
李世民曾经问他：“避槊和夺槊哪个更难一些？”敬德说夺槊更加难。于是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现场演练。敬德先避开了李元吉用槊的攻击，而后又以出人意料的手法连续三次从李元吉手中夺去了槊。
还有一次，李世民和窦建德作战，当时王世充的侄儿在窦建德军中做使者，李世民见到此人骑着一匹良马，十分羡慕，随口说了一句“彼之所乘，真良马也”。结果尉迟敬德就上前请命，要把这匹良马抢过来献给李世民。后来，尉迟敬德与其他两人一起杀入阵中，生擒了王世充的侄儿，夺取了他的坐骑宝马归来，而窦建德军中竟无人能够抵挡得住他的神勇。
尉迟敬德这种憨直的性格、惊人的武艺、勇猛的作风，不但使他成为战场上的良将，更令他成为李世民身边最具杀伤力的死士。这样的人才，自然也是兄弟之争时的“抢手货”。
李建成打算拉拢尉迟敬德，就写了一封书信，又送了金银财宝，号称要和敬德做“布衣之交”。结果，憨直的尉迟敬德看破了李建成的用意，回答说：“我是一个低贱的草民，在隋末大乱之中无处容身，加入了刘武周的军队，还曾经和唐军作战，可以说罪不容诛。但是只有秦王善待我，将我当做自己人，现在我做了秦王府的官员，就只有尽心竭力报恩而已。如果我收了你的财物，许诺为你效忠，那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那样的人，太子殿下你要来何用？”李建成见到回信大怒，拉拢尉迟敬德的事情也就此作罢了。
敬德怕李世民知道之后误会，就把李建成要拉拢自己的事情原原本本地汇报，李世民的回答也十分有趣，他说，以后太子和齐王送你东西，你就尽管收下，也别答应他们什么，我知道你对我不会有二心，你也别有什么负担。
李世民这番话说得实在高明，他表示出了大度和宽容，让敬德更加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最终，尉迟敬德力谏李世民发动兵变除掉李建成，并且在玄武门之变中亲自上阵，在关键时刻救了李世民。
尉迟敬德因为江湖义气而效忠李世民，最终成为玄武门之变中最大的功臣。事后，李世民将齐王府中的珍宝都赏赐给了他。可是，和平年代来临后，尉迟敬德却不得不闭门谢客，以免被李世民猜忌。当初，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吧？
充满玄机的“局”
对李世民和李建成关于太子之位的斗争，以往最有代表性一个的观点，是李建成觉得李世民对他的太子地位产生威胁，于是主动挑衅，处处都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而李世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反击。
这是一种为李世民辩护的观点，也是一种由李世民及其幕僚们在玄武门之变后炮制出来的官方观点。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就是“毒酒案”。
根据被篡改后的唐朝国史，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夜里，李建成召见李世民，并且请他喝酒。但是这酒里面放了毒药，据说是“鸩”。李世民喝了酒之后突然心口疼痛难当，吐血数升。还好当时有李神通在场，他护送着李世民回到西宫。
这个消息传到李渊那里，李渊马上到西宫探望李世民，问候了李世民的病情之后，下诏令指责李建成说：“你兄弟秦王素来不能饮酒，今后不要再在夜里找他喝酒了！”
这段故事至少有三个漏洞：
第一，毒酒的问题。如果李建成真的想将李世民置于死地，那么应该使用最厉害的毒药，让他饮酒后没有救治的机会，当场毙命，或者迅速失去知觉进而死亡，哪里会喝了之后只是吐血，休养几天就完全康复了呢？
第二，细节的问题。如果李建成一定要李世民死，肯定在那杯没起作用的毒酒之外还有其他准备，哪里会任由李神通轻松地将李世民带走？
第三，李渊的问题。这段故事里面，表现出李渊对李建成的偏袒，将李世民的吐血归结为不善饮酒，没有对李建成作出处理。如果李建成真的犯了鸩杀兄弟的罪行，只怕李渊也包庇不住，大臣们会上书抗议的，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根本没看到大臣们的反应，岂不奇怪？
我们再来回顾另一段故事，就能发现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了。玄武门之变后，原太子洗马魏被抓，李世民对魏说：“你这个家伙，听说曾经劝说死去的太子杀我，你这样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居心？简直是该死！”魏也毫不服软，冷冷地说：“只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劝告，不然你今天也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向我饶舌了。”
那么，为什么李建成拒绝杀掉李世民呢？
就像项羽在鸿门宴上一直不肯杀掉刘邦一样，李建成也不肯杀掉李世民，在后人看来，李建成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除掉李世民的良机，但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李建成是否有不得已的苦衷？
当然有，那就是“攻守”的道理。
西汉的政论家贾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国家问题上，应该“逆取顺守”。这个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道理很简单：在处于非统治地位时，可以采取“逆取”的策略，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收益，用残忍的行为打击对手。可是一旦已经处于统治地位，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了，而要“顺守”，要实行仁政，讲求仁义，标榜宽容，行事光明磊落。
为什么处于统治地位了，手中控制了各种国家机器了，反而不你处于非统治地位时那样随心所欲、雷厉风行了呢？原因很简单，有权力者也应有义务，处于统治地位者应不只要行使政治权力，更应该做道德上的楷模。这是先秦时代儒家、墨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汉代以后形式上被贯彻的政治实践。
基于这种政治传统，李建成不能做出太出格的事情，不能用自己的太子身份和政治前途去冒险，否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拱手送给他人。可以说，李建成如果执意要除掉李世民，那么他的风险成本太高，而所得到的利益又太小——对他来说，除掉李世民，所得到的利益不过是巩固了自己的太子地位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特别冲动、幼稚的人，谁都不会作出和李建成不同的选择。
可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长达四五年的斗争，之所以会长期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建成。对李世民来说，他所拥有的支持者其实很少，所能控制的资源也不多，而李建成则既有合法的身份，又有李渊的信任与支持，更有一班朝廷官员的拥戴。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中，游戏规则自然应该由李建成来决定。
不过，从这场兄弟之争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影子。同样是心腹、重臣，李世民手下的房玄龄、杜如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决策者，李世民对他们言听计从，很少有反驳的时候；而李建成手下的智囊魏，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大多数没有被采纳。
从现象上看，李建成非常像项羽、韩信。项羽不能采纳范增的建议，韩信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最终都失败了；而李建成同样没有听从魏提出的除掉李世民的建议，最后还是被李世民杀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而且会一次次重演？原因很复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顾忌。
李建成在和李世民对立、争斗的时候，他背负着太多的包袱，不像李世民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大可以豁出去干，李建成是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些身份，决定了他不能轻举妄动。
李建成最大的顾忌，就是他的太子身份，以及李渊对他的期望。显然李渊是不愿意李建成做一个和兄弟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李建成必须克制，必须收敛，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李建成在明处，李世民在暗处，处于明处的太子束手束脚、循规蹈矩；处于暗处的秦王屡出奇招、无拘无束，毫无政治底线。
虽然李建成需要顾忌的有很多，但是有一点他远远胜过李世民，那就是李渊对他的支持与信任。在李世民为唐朝屡建奇功之后，其政治野心滋长，李渊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李世民的不满。
试想，李渊都对李世民有这样大的意见，李建成还犯得着冒险去对李世民进行肉体消灭吗？要消灭，也是李渊的事情，李建成应该做的，就只有合法斗争，不怕时间久，一直拖着对李建成也没有害处，只要不出差错，皇位终究是自己的。
但是李世民不能这样，他拖不起，也不肯拖。于是，李建成在合法领域内使用最厉害的“釜底抽薪”招数，驱逐了李世民手下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又企图将李世民帐下武将划归李元吉领导的时候，李世民终于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被釜底抽薪，这釜便不要也罢，李世民所能做的，就是突破合法领域，采取非常手段，破釜沉舟。
零乱的“吃人”现场拼图
玄武门之变前后，与此相关的人物纷纷登场，每人演上一段，看似互无联系的系列剧，正是这些系列剧，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玄武门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