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把这段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像煞有介事，玄宗信以为真，认为他对自己忠诚无二，十分赏识安禄山的忠心。于是在第二年的三月，命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赞安禄山公正无私，而前任范阳节度使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于是安禄山所得到的宠信已经无法动摇。在安禄山离开京城返回范阳的时候，玄宗还特命宰相以下的中央各级官员在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特殊的礼遇。
因为安禄山总是能够揣摩到唐玄宗的心意，又能不失时机地让唐玄宗开心，所以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
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体重300多斤，看上去好像一个大肉球。有这样的外形作掩护，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
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你长了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
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可是，安禄山的这个回答，就算一般的人也会知道根本就是阿谀奉承的话，唐玄宗偏偏会相信。唐玄宗是中国古代比较开明而且比较有头脑的皇帝，却被安禄山的谎言蒙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为什么就会相信安禄山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安禄山之前，唐玄宗时代那位以“口蜜腹剑”著称的宰相李林甫，也是靠着同样的手段博得了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唐玄宗也是一样的没有发觉。
身处权力最高层的唐玄宗，因为自己本身比较有头脑，所以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认为别人不敢也不能欺骗自己，就这样，他的辨别力就慢慢退化，分不清哪些是真心话哪些是奉承拍马的言语了。可是，他还偏要觉得自己看人很正确，于是才有李林甫、安禄山这样的人相继出现。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唐玄宗对少数民族将领的看法。
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将领的特点就是能够打仗但头脑简单，不大会说谎，不像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思想那么复杂，所以自然就放松了警惕，把安禄山的虚情假意当成了忠心耿耿。
唐玄宗无比信任安禄山，后来还晋封安禄山为郡王，更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的豪宅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
安禄山虽然善于拍马奉承，但是他比较惧怕宰相李林甫。因为李林甫本人就是一个欺上瞒下的高手，安禄山的伎俩在李林甫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何况李林甫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对安禄山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安禄山在李林甫面前一直都规规矩矩，不敢耍什么花样。
不过，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身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敏感性，而且他也是个奸佞小人，只以个人恩怨用人、办事。相对于李林甫来说，杨国忠简直就是一个菜鸟，根本无法和安禄山的心思相抗衡，这就给了安禄山钻营的机会。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入朝。在一次唐玄宗举办的宫廷晚宴中，大家正玩儿得尽兴，安禄山起身上奏玄宗说：“微臣是一个武将出身的外族人，是低贱的人，一直以来受到皇上的荣宠过甚，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让陛下重用的，愿以这条命来为陛下尽忠到死。”
这番表白忠心，换来的是唐玄宗无条件的信任。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的信任，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任了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8 000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他这样筹备，有人说，是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其实不然，作为一个武将出身的大臣，安禄山想着的就是屯聚兵马，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大的政治资本，让别人不能动摇自己的地位。而且，安禄山担任的节度使，都是唐朝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的一些将领则与他格格不入，经常有矛盾，为了提防这些将领，安禄山也要扩充自己的实力用来自保。
一次，玄宗与贵妃共坐，安禄山先拜贵妃，再拜玄宗，并说：“胡人拜见双亲的时候，是先母后父。”玄宗听后更为喜悦。因为杨贵妃是他最宠爱的妃子，安禄山对杨贵妃都那么恭恭敬敬，自然对他就更是忠心耿耿了。
安禄山媚事杨贵妃，虽然比杨贵妃大18岁，但还是母亲母亲地叫个不停，可是对太子却并不恭敬。
有一次，唐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安禄山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是胡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年后要传位于太子。”安禄山说：“臣十分愚钝，向来都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臣真是罪该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
为什么安禄山对杨贵妃那么恭敬，却不把太子放在眼里呢？这有个原因，因为太子本身就不是唐玄宗所喜欢的，所以对太子就不用像对杨贵妃那样处处需要恭敬。这些是安禄山经过调查之后确定了的。他的这一表现，自然也让唐玄宗十分满意，觉得安禄山是自己最信得过的大臣。
尽管安禄山身体肥胖，但是却十分擅长舞蹈。有一次，他在玄宗面前跳起一种以转圈为特色的“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这一技艺，让喜欢文艺的唐玄宗十分欣赏，对安禄山的舞蹈才能赞不绝口。安禄山对唐玄宗处处迎合，也难怪唐玄宗的心会被他牢牢抓住而没有任何警惕了。
安禄山所要的，不过是一生一世的荣华富贵，但是，宰相杨国忠却要和他争斗。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闹到唐玄宗那里去。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要求唐玄宗处治安禄山，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
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互相看不起，矛盾越演越烈。安禄山发觉了杨国忠要杀自己而后快的心理，所以开始预防准备，打算提前一步除掉杨国忠。安禄山利用自己经常进出长安的机会，考察长安附近的军事状况。他见到内地兵力不足，长安防务松弛，比较放心，就在范阳招兵买马，赶造兵器，储积粮草，准备杨国忠一有行动，自己就先下手为强。
日子一长，安禄山屯聚兵马、扩充势力的行为慢慢为人所知，加上杨国忠不断地制造安禄山将要谋反的言论，这两者结合起来，好像是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
而安禄山仗着唐玄宗对自己的信任，也十分飞扬跋扈，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32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这个举动让唐玄宗起了疑心，觉得安禄山要有什么行动。实际上，安禄山只是要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以便在和杨国忠对抗的时候不出任何差错。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怀疑是杨国忠要除掉自己，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猜疑起来。但无论是唐玄宗还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只是想着怎么能用非军事的办法来解决。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月，杨国忠做了一件打草惊蛇的事情，想要在长安除掉安禄山，结果提前一步被安禄山获得了信息，于是安禄山连夜出逃，迅速返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范阳。
经过这件事，安禄山不但对杨国忠充满仇恨，对唐玄宗也失去了信心，觉得是唐玄宗默许杨国忠除掉自己。既然唐玄宗可以对自己绝情，安禄山也打算对唐玄宗不义，而且，他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人，自从得到唐玄宗的宠信享有很大的权力之后，他就对更高的权力充满渴望。这次自然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可以放开所有的君臣、父子的包袱，直接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经过一番准备，安禄山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15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
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安禄山大军所到之处，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扬扬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中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10天，一定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他哪里知道，没有多久，叛军就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情急之下，唐玄宗也只能带着大臣们仓皇出逃，向着四川避难去了。
安禄山和唐玄宗之间，只是一种靠着互相利用和单方面信任建立起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有一个父子的名义，但是却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所以，当杨国忠处处和安禄山作对的时候，安禄山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稳固，只能发动突然袭击，要把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场事件的导火索是杨国忠的浅薄和贪婪，但孕育了安禄山这个野心勃勃的干儿子的，却是唐玄宗的目光短浅。俗话说“养虎为患”，倒是可以为唐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做一个注脚。
唐玄宗接下来的表现，显然值得称道。
几乎历朝历代每个皇帝，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直接导致皇权的旁落乃至国家的衰败。唐玄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大唐帝国100多年的对外扩张，在扩大国家版图的同时，也潜伏着危机——边将权力过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没有杨国忠，安史之乱就像七国之乱、三藩之乱等一样，仍然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
清初的三藩之乱有这样一个细节：吴三桂不顾在北京做人质的儿子的安危而举兵，康熙果断地杀了他儿子，断绝和谈之路，以此表明平叛的决心，激励士气民心，一般说起来都认为是康熙英明。唐玄宗面临的局面与之一样，他也选择了杀掉安禄山的儿子。可惜的是他的运气没那么好，暂时的失败，注定了后世史学家们把这个行为说成是错的并强行放到杨国忠的头上。
创业难守业更难，判断一个继位帝王的一条重要的标准是他能否在巨大的存亡危机面前正确地作出决策。明末崇祯帝在这方面就是个十足的白痴，他在北京城明显保不住的时候，没有选择暂时的退却——跑到南京去再图收复江山，而是表现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实在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退一步说，崇祯帝可以选择自己与北京共存亡，但他应该在早些时候将太子送到南京，充分作好第二手准备，后来南明没有像南宋和唐朝那样坚持更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因为崇祯帝没有准备一个最合法的继承人，这才是造成南明内讧不断、很快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唐玄宗显然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潼关失守，长安眼看要丢，我赶紧跑吧，往蜀地跑。唐玄宗同时也是一个对国家高度负责的人，叛军来势汹汹，万一把我抓住了怎么办？不要紧，让太子往西北跑，让永王往江南跑，这叫三保险。你抓了玄宗有太子，抓了太子还有永王，国家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得以发挥，安史叛军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回过头来，让我们用全新的角度审视唐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我们大胆地推测，也许，唐玄宗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地被蒙蔽，安禄山能演戏，能做干儿子邀宠，唐玄宗也完全可以来个将计就计，认下干儿子作为笼络的手段。真相怎么样，谁又说得清？
至于一般人认为唐玄宗晚年昏庸的另一个理由——宠信杨贵妃，则实在不值一驳。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信应该说相当有限，一个非常明显的理由就是杨贵妃未曾被封后。唐高宗之于武后，汉成帝之于赵飞燕，周幽王之于褒姒，这些都是以妾易妻的昏了头的宠爱，昏了头的结果是对自己的江山造成影响，而唐玄宗对杨贵妃，显然没有到这个程度。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一个成功的好皇帝，在叛乱发生后的表现也相当出色，我们没有太充足的理由认定他在这当中表现得像一个昏君。以理而论，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