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王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箭。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刀如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因为意外而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实在是没有做好处理朝政的准备，这不但是因为他年纪很小，而且这个孩子对政治还十分厌恶，因为那是他根本没有触及过的事情，远不如在后宫玩耍有趣。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译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可惜，对于总揽帝国全权的魏忠贤来说，他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和与众不同。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所以，即便魏忠贤的才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子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刚刚踏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疏，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谪外调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24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党人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疏蜂拥而至，竟多达70余章。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疏，魏忠贤心中惶惶无主。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天启皇帝坚定地站在了魏忠贤一边，维护魏忠贤的权威。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靠拢。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
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反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点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对其加以封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冷笑：“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信，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听取恭维，另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魏忠贤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有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胜过什么岳庙、关庙。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崇。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情，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悖逆之事？
公正地说，魏忠贤权力的获得并没有精心地谋划，获得权力以后也从未产生过取而代之的想法。事实上，凭当时全国各地给他建生祠的情况外加朝廷内的反对派东林党人被清洗得差不多，天启帝又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顽童，他要产生叛心取而代之是轻而易举的，但他不是一个赵高式的野心家，他真的只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而已。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魏忠贤也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动机，他是一个太监，没有儿子，就算做了皇帝又能怎么样？相反，他从小看着天启帝长大，对于天启帝，产生一种类似父子的感情，十分正常。事实上他当初挑起朝政的担子，多半也是为了这份“父子”之情。多年以后的多尔衮，在大权在握时也没有夺取顺治的皇位，其原因也是一样：没有儿子，我做个皇帝，空留骂名又没有实利，所为何来？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年仅23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此时，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60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驾崩，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在天启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限。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他一心一意要挽救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十分敬畏，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举动。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泻而出，弹劾魏氏的奏疏铺天盖地。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为大恶之人，本应凌迟处死，但因为先皇丧期未满，所以从轻发落，让魏忠贤去凤阳守明朝祖陵。失去了一切权势的魏忠贤只能服从命令，在流放的途中，他得知皇帝要杀他，便自行了断，上吊而死。
魏忠贤死了，可是他对大明王朝造成的损害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仅仅十几年后，大明王朝寿终正寝。太监误国的事例，史上又多了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