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向农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农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己；二是要深入生活，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农民喜欢的作品来；三是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这个作风，我们许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习仲勋观看了天津市第二电子仪器厂职工自编自演的话剧《分忧》。这个剧以“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住房和就业两个大问题为题材，反映工人阶级顾全大局，为党和国家分忧的精神风貌。习仲勋在此剧演出前后，两次同编导、演员座谈。他给这个剧以充分肯定，指出该剧“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工人不仅为国家分忧，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也是解决工人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他十分赞赏企业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的形式，认为“企业职工业余演出，这个形式好，不占编制。既生产，又演戏，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广大观众。”
习仲勋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是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喜欢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杜近芳，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陈素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秦腔表演艺术家王天民、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孟遏云、李瑞芳、吴德，北京人艺著名艺术家曹禺、欧阳山尊、朱琳、蓝天野，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谷一、贠恩凤等，都受到习仲勋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还重视为他们落实政策，使这些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顾，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习仲勋也因此赢得了文艺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很多文艺工作者一提起习仲勋就赞不绝口，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长辈一样关心他们。歌唱家贠恩凤回忆说，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开始还很拘谨，但他那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的言谈举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紧张的情绪。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际，贠恩凤去北京为大会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习仲勋，汇报了近况。当得知贠恩凤要为十二大代表演出时，习仲勋对她说，演出要放得开，不要紧张。并叮嘱同去的中共陕西省委有关同志要多宣传陕西的艺术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在观看了贠恩凤独唱音乐会后，为其题词：“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贠恩凤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勋专门从深圳发来贺电：“获悉你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表示祝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
习仲勋十分关心地方戏曲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为了展示陕西戏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陕西省文化局决定组建陕西省戏曲演出团赴京演出。八月，陕西省文化局派杨公愚副团长先去京联系演出事宜，行前赵伯平省长指示杨公愚，到北京后先向习仲勋汇报，争取他的支持。当听说有新剧目、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有老演员和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新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时，习仲勋非常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剧目，二是要有好演员。他认为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是很大的进步。根据习仲勋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经过充分准备，于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等陕西籍老同志，宴请陕西演出团团长罗明、副团长史雷和老艺人刘毓中等。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工作？大家议议。”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大家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主张先演秦腔，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习仲勋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然后集思广益，认为第一场应该是给中央文艺界的领导作汇报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经过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剧目。同时，他还对演出的宣传报道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按照习仲勋的意见调整了节目次序，加强了宣传工作，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致称赞。二十四日，习仲勋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会庆贺演出成功，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与陕西戏曲演出团全体同志见面，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都到场祝贺。此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都陆续写文章盛赞陕西戏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创作和演出，浸透着习仲勋的心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戏曲界比较活跃，全国各地都出了许多好剧目，陕西戏剧却比较冷清。习仲勋很关注，对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说，晋剧上去了，豫剧上去了，秦腔是戏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尽快调整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领导班子，新班子组织力量创作了一部反映秦始皇历史功过的大型秦腔剧，最后定名为《千古一帝》。经过紧张的排练，该剧先在陕西演出，反响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勋和马文瑞、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陕西省省长李庆伟一起，在北京国宾馆观看了《千古一帝》录像，并召开座谈会，习仲勋提出了指导意见。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定于五日演出。四日晚，习仲勋从广州赶回北京后，即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领导，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邀请他们观看。第二天，习仲勋带着孙女，与中央有关领导一起观看《千古一帝》，高度评价了这出戏，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他对一起看戏的同志说，你看我们陕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轰动京城，获得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十个金奖，一个二等奖，创造了单个剧目获奖的最高纪录，使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走向全国，声名远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习仲勋回到西安参加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活动，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等一起观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戏《盗草》、《借扇》、《鬼怨·杀生》。习仲勋高兴地说，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没有秦腔味也不行。你们的戏改得好，既有秦腔的传统，又有新的发展，方向对、路子正，我很满意。
习仲勋不仅关心家乡戏曲的发展，同时也关心着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晋剧等剧种的发展和繁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文化部和北京市调整部属和市区戏曲表演院团布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动员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到西安组建陕西京剧院。年近花甲的尚小云变卖了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到西安，担任陕西京剧院首任院长，使陕西京剧院成为全国五大京剧院之一。在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下，尚小云在陕西再创辉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京剧和秦腔以及其他剧种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习仲勋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相识，和豫剧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八二年二月，常香玉率郑州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柳河湾》，习仲勋观看演出并看望演员。之后，常香玉每次到北京开会，习仲勋和夫人齐心都要请她吃饭。常香玉爱吃青菜，齐心每次都给她做大白菜包子、大米粥和菠菜汤，还让儿媳、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向常香玉请教学习。
在发展繁荣文化事业上，有件事值得称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画家范曾的国画作品在日本走红，日本的有关人士要为范曾举办个人画展并邀请他赴日出席开展仪式。美术界有人不赞成，认为范曾不能代表中国画家，主管部门也犹豫不决。这件事情请示到习仲勋那里，他认为日本人喜欢中国画，喜欢中国画家，这是件好事情，应予支持。他力排众议，支持范曾东渡日本举办个人画展，促进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段时期，由于西医的冲击，中医中药得不到应有重视，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习仲勋认为中医中药在医学事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又十分认同中医中药在防病治病、健身强体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他很早就关心卫生事业，支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就非常关心和支持西北地区的中医中药研究工作。到北京工作后，他依然关注中医中药事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时，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支持发展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他说，三十年前成立中医研究院，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一项重大决定，是中医史上的大事。中医研究院的同志们艰苦创业，尽心竭力，团结协作，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人民防病治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国中医药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回顾了中国中医药学悠久的发展历史，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特别是针灸已经传到世界上一百二十个国家，有八十多个国家来我国学习和进行学术交流。有些国家还建立了研究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医药和针灸进行深入研究。这说明，中医药在我国的卫生事业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它的奇特疗效和科学价值也被世界医药界所公认。”他要求中医药战线的同志们，要把振兴中医，为民造福的光荣任务承担起来，并指出，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坚持改革和创新，振兴中医，办好中医，发挥它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与西医相结合，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要求，要纠正那种歧视中医中药，丢掉中医中药的错误思想，全党都要关心中医中药工作，重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大批中医中药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同。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习仲勋的远见卓识。
